今天看了MN君《博雅的手民》一篇杂感，不禁联想起三个“博雅的手民”来。
（一）适之去年在东大演讲“书院制史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黄以周先生做南菁书院山长的时候，常常拿‘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告诫学生。”不知那位笔记先生怎样记下，以致某报（好像是《时事新报》，但是记忆不真了）的手民竟把“黄以周”改作“黄梨洲”，而《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三号第一四五页选录此文，亦竟随之而变矣！（《东方》“梨”作“黎”，此不知沿某报之旧乎，抑经《东方》之“重译”而复变乎！是殆不可知矣。）夫黄梨洲与黄以周，同为“吾乡”之经学理学名儒，且以文字而论，“以、梨（或黎）”叠韵，“周、洲”同音，宜若可以相通也。然之二子者，一在明清之际，一在清末，认作一人，似有未安。虽然，手民也，而能知有黄梨洲（或黎洲），吾于是推知彼必尝略窥《明夷待访录》及《明儒学案》之一斑矣。可不谓之博雅也欤哉！於戏！盛矣！
有人说：“若适之当日说了‘黄元同先生’，当不致有此误。”是亦不然。“吴又陵”既可变为“严又陵”，则“黄元同”何不可变为“钱玄同”乎？前年，“宣统九年”
的“特简法部尚书”劳乃宣大人薨，其家属寄讣文给我，因为我的贱名上一字犯了他们的“圣祖仁皇帝庙讳上一字易天○而地黄”（引号中十六个字，录自《字学举隅》）那个“○”字，于是封面上贴的蓝签上面的红签上竟写作“钱元同先生”！若使“博雅的手民”见之，当可合区区与黄元同而一之矣！
（二）适之从美国回来不久，做了一篇《归国杂感》，登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其中提及俄国的Andreyev，群益书社的“不博雅的手民”误将v字排作u。后来《神州日报》转载此文，凡原文中直写西洋字的，都用汉字译出，而这位俄国文学家竟译作“安得来洋”！是殆亦“博雅的手民”所为也。夫手民而能知yen音之当译为“洋”，苟非博雅，乌克臻此！
（三）十八年前，有日本留学生某某二君办了一种杂志，名叫《教育》。其第一号中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过了几天，《民报》第十号中，章太炎师对于此语下了下列的批评：
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汗牛充栋”，语出唐人文中，非难得之秘书。其意谓积书既多，藏之则充塞栋梁，载之则牛马流汗。语本平列，而作此句，恐有杜温夫“助词不中律令”之诮。望速改正。
后来《教育》的记者答复太炎先生，大意说，“这是手民排错的。我们的杂志中还有引孟子的话，也脱了一个字，你为什么不举发？难道你以为我们只读过《四书》，没有读过唐文吗？你竟这样看不起我们吗？”到了《教育》第二号出版，便附了一张“第一号勘误表”，把“虽如汗牛之充栋”，改正为“虽亦汗牛而充栋了”！
这一个僻典，我们在“群言堂”（“群”居终日，“言”
不及义）中是常常要用它的。近来《晨报副刊》中所载淦女士的文章偶然用了这个僻典（三月十五日），以致惹起蹇先艾君的诘问（三月二十日）。浩然君又因东大的国学家顾实的文中有“注者充栋”一语，又提及这个僻典，他说，“‘若汗牛之充栋’这句话，或者可以不像‘出人意表之外’一样，再烦钱玄同先生详细的说明了罢”（四月四日）。但我既在中央公园中说明了“出人意表之外”那个僻典，则现在也不妨趁这谈“博雅的手民”的机会来说明这个僻典的来历；浩然君当亦不以为非也。
据我看来，排“虽如汗牛之充栋”的那个手民，虽然似乎未曾读过唐文，有些欠“博雅”。但这句话的确很有趣味，如浩然君所说的：“流着汗的牛，堆积起来，堆积起来，一直叠到碰着屋栋”；“流汗的牛堆积得满屋，或者可以叫人错看这是牛肉庄的栈房。”所以该手民能排此语，也未尝不可对付着权称为“博雅的手民”。至于后来排勘误表的那个手民，则不但配不上称博雅，简直非打手心不可！
话本可以说完了，但因上文提及顾实的“注者充栋”
一语，忍不住还要赘上几句。这“注者充栋”一语，决非“博雅的手民”所能撰出，一定是博雅之至的国学大家顾实的大手笔。所以我曾对我的朋友杨遇夫先生说：“你若到东大去，你可要小心些！谨防顾老先生把你堆到屋栋上去！虽然那边的屋梁上早已有河上公到马其昶许多人在那儿给你‘陪堆’（这个新名词，是援‘陪绑’之例而造的），可是我总觉得替你难受哇！”（因为遇夫曾著有《老子古义》一书故也。）哈哈！“群言堂”要关门了，再会吧！
一九二四，四，二三。
（本篇发表于1924年4月27日《晨报副刊》，署名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