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复礼指出，孔子强调只有那些优越于常人的人，即表明自己在道德和教养方面获得一种优越性的人，才配被称为“君子”，这就使“君子”这个词获得了新的标准：不是看地位的高下，而是看教化程度。原为统治阶层所专有的美名，现在实已向每个人开放了。孔子的这一举动无异于对君子概念的革命性再定义。牟复礼(Frederik W。Mote)：《中国知识分子之根》，纽约，1971年，第39—40页。到了汉代的《白虎通义·号篇》，君子的新定义以更为明确而严密的形式出现：
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何以知其通称也？以天子至于民。
这就是说，上自天子，下至万民，只要有道德修养，均可做君子。此种民主化的君子概念终于在历史上取代了原先作为等级标志的君子概念，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之中，如“君子风度”、“君子一言”等即是其例。不过，随着君子理想的普及，一种源于“柔”的价值观的恭人基因也在不知不觉中内化到了中国男士的性格之中。林语堂先生曾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概括为“老成温厚”，这也许正可作为“君子”风范的一个注脚。“中国人似乎对性格过于关注，以至于认识不到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还有任何别的东西。这种陶铸性格的理想模式，即对世俗欲望不存在任何非分的妄想，不卷入任何宗教侈谈的理想模式，通过文学、戏剧、谚语，一直渗透到最下层的农民之中，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理论根据。英文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己，而且完全知彼”。林语堂：《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郝志东、沈益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中庸与温厚作为中人或恭人性格的世俗化大普及和大扩展，为铸塑非阳刚的民族文化性格产生了重要作用。《诗经》首先树立起来的那些以“柔”为德、以温为性，甚至连烈性酒都在禁忌之例《小雅·桑扈》说到君子们“旨酒思柔”，又见《周颂·丝衣》。的君子形象，经过孔子及其后学们的大力倡导，在中人性格的民族化方面具有奠基作用。以跨文化的眼光看，无论是中国的君子风范还是西方的绅士风度，都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教养的产物。中性化虽然使阳刚之气未能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多少有消磨人的个性和竞争、创造能力之嫌，但对社会整体来说，毕竟是减少攻击和纷争、避免冲突和暴力事件的有效途径。从文化互补和人类未来发展的高度说，“温柔敦厚”正是西方以阳刚为主的文化性格亟待汲取的宝贵基因。如美国科学家惠勒(W。M。Wheeler)和伯格曼(E。Bergmann)所主张：
清算男性的进取性乃是促使合作集体主义社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随着最高社会组织的范围和潜力的继续增长，这种社会乃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方向。转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何兆武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西方学人在20世纪才正面提出的中人人格理想，早在纪元前就在成熟的儒家诗教中已经付诸实践了。这不能不说是尹寺作者群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所作出的一大贡献吧！
当古希腊最早的诗人尚在颂扬蛮勇和战争，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开篇之词)时，华夏民族的教士诗人们却已将温文尔雅的君子风貌垂范于后世了。
有瞽有瞽，
在周之庭。
——《周颂·有瞽》
只要盲童能够学会利用其他知觉方式，他就会获得应付他所生活的世界的能力。
——R·D·沃尔克等《知觉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