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之世，时人对费时耗神的围棋颇多抨击之辞，如汉初青年政治家贾谊就曾指责道：“失礼迷风，围棋是也”（《汉书·贾谊传》）。弈棋之风似乎因此而一度冷落，以至于东汉初年班固作《汉书》时甚至发出了“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感叹。其实当时社会上爱好这种传统的争巧斗智游戏者仍不乏其人，无论在宫廷、民间都有开展围棋活动的痕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在位时，就常携其能歌善舞、聪颖多智的宠姬戚夫人前往长安宫苑中风景秀丽的百子池畔，一边饮菊花美酒，一边对弈围棋，并私下给这种娱乐活动涂上了一层神秘迷信的色彩：“胜者终年有福，败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斗星求长命乃免”。长安杜陵一带民间也流行弈棋之技，甚至出现了几个名扬三辅的围棋高手。汉宣帝未即位前就生活在杜陵民间，常与陈遂弈棋六博，乐而忘返。后来杜陵有一文学之士，精通棋道，久经弈阵，时人尊称其为棋坛“杜陵夫子”而不名（《西京杂记》）。
东汉三国之世，围棋活动逐渐兴盛起来。东汉大儒马融作《围棋赋》，文学家李尤作《围棋铭》，以歌咏棋技，恢弘棋道。马融写道：
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傍；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首兮，连连雁行……
正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围棋看做是“三尺之局”的模拟战场和军事智力游戏，所以一些著名的将领大都好尚围棋。汉末军事家曹操不仅棋艺甚高，而且身边集中了一批如山子道、王九真、郭恺等棋坛名手。孙权的长兄孙策在戎马之余也酷嗜围棋，他与吕范下的一局棋，被收录于宋代棋谱《忘忧清乐》中，一直保存至今。另外三国时期东吴的陆逊、蜀汉的费□等，既是战场上领兵打仗的统帅，也是棋坛上推子布阵的宿将。
至于那些文学之士，则仍把围棋视做清心斗智、高雅不俗的游戏，同样弈棋成风。东汉时期的吴郡学者严子卿棋艺为当时一绝，被天下人公推为“棋圣”（《抱朴子》）。“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天资聪颖，围棋造诣甚高，“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北海大儒孔融善弈棋，其子也深承父风，弈棋成癖。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凄惨动人的故事：当曹操派兵收捕孔融及其全家老幼时，满府之中皆乱做一团，孔融的两个年方八岁的儿子却端坐于高堂之上弈斗方酣，丝毫不为所动。家人责其不通世情，二子回答说：“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最后与其父一同遇难。流传至今的成语“覆巢之下无完卵”即由此而来。
东汉三国时期的民间弈棋活动也相染成风，普及甚广。王符在《潜夫论》中指责当时的富人惟以“游敖博弈为事”。东吴地区民间弈风之盛冠于全国，韦曜在《博弈论》一文中记述说这一地区有许多人因“好玩博弈”而“废事弃业，忘寝与食”。
当时的围棋棋子是木质的，即所谓“断木为棋”。李尤《围棋铭》有句云：“局为宪短，棋法阴阳，道分经纬，方错列张”。由此可知当时的棋子已有黑、白之分，棋道纵横交错。汉末三国之际的邯郸淳在《艺经》中记载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此制与后世流行的十八、十九道棋盘略有不同。建国初期河北望都汉墓中出土了一块石制围棋盘，棋道为纵横各十七条线，印证邯郸淳的记载是确实可信的。
弹棋是西汉时新兴的一种棋类游戏。但弹棋具体起源于西汉何时何人之手，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汉武帝好蹴鞠，群臣以为太劳体伤力，谏而无果，最后弄臣东方朔以弹棋进献，“帝就舍蹴鞠而尚弹棋焉”。另外一种说法是“就舍蹴鞠而尚弹棋”的为汉成帝而非汉武帝。这两种说法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弹棋初起于汉宫，为一种宫廷游戏，“习之者多在宫禁中，故时人莫得其传”。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西京倾覆，一些宫廷贵族和宫人们四处逃亡，散落民间，弹棋游戏才在社会上得以流传开来。东汉一代前有章帝推崇，后有献帝提倡，弹棋在宫廷中盛行一时，达官显宦之家也竞相习尚，“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成为他们宴饮待宾时常设的四种娱乐活动。东汉中期的权臣梁冀就嗜好弹棋，每当盛夏之时，“露首袒体”，在侍女手摇凉扇送来的徐徐清风中，与家人玩此戏以消暑（《梁冀别传》）。代汉自立的魏文帝也是一个弹棋迷，自称在“戏弄之事”中“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典论·自叙》），并曾自作《弹棋赋》以讴歌之。当时京师一带有乌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等风流子弟为精于此道的高手，曹丕因无缘与这些人切磋较量弹棋之艺，引以为憾事。
著名文学家蔡邕亦喜爱弹棋游戏，曾著《弹棋赋》流传后世。他在赋中说弹棋“张局设棋，取法武备”，“设兹石矢，其夷如破”，“乘色行巧，探险用智”。可见弹棋初起时同围棋一样都是取法用兵，斗巧斗智。《后汉书·梁冀传》注引《艺经》云弹棋为：“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列棋相当，上呼下击之”。由此得知，当时的弹棋游戏的棋具有棋盘、棋子和石箭，其行棋走子方式大概是以石箭“击”或“破”对方的棋子，与后世流行的弹棋游戏有一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