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古今中国这样的“伯乐”不计其数，国外也不乏其人。美国南北战争初期，林肯曾选用过三四位将领，之所以选择这几位将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犯过重大的过错。大家都觉得这几位将领虽无大功，却也没有什么大过，四平八稳的，应该还算比较妥当。可是在接下来的战役中，这几位将领并没有显示突出的军事领导才能，又加上分头作战，实力就更显得薄弱，以至于他们所率领的军队都被南方的将领率兵各个击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林肯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决定起用嗜酒贪杯却能运筹帷幄的格兰特担任总司令。当时就有人出来极力劝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酒，我倒应该送他几桶，让大家一起共享。”格兰特果然不负众望，在战役中不仅英勇善战，而且智勇双全，把南方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多次取得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正是由于林肯对格兰特的任命，才使南北战争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从历史的经验中不难看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的领导者们坚持牵牛就牵牛鼻子，面对着不同秉性的下属，总是先摸透他们的性格，因为只有这样，以后才可能轻松自如地在谈笑间“挥斥方遒”。正是因为中国的领导者们都努力让自己具有更强的辨才能力，睁大眼睛，把“千里马”挑出来，然后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给他们任务，形成“靠人才打天下”的格局，所以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没有人才的单位，必然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又怎么会有前途呢？企业要发展就要靠人才，人才在哪？就在领导者的辨才眼力中！
中国的管理者始终相信：人才都是逼出来的，越多的挑战，越能加速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就好像小树苗一样，开始的时候总要小心呵护，中国的领导者在授权的过程中逐步训练下属。开始的时候授小权，渐渐地让人才得到磨炼，一旦时机成熟，就把权力在最关键的时候授给他，让他在危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以此来磨炼他们，以便使他们更快速的成长起来，早日成为可用之才。
曾国藩在给下属授权的同时，就注意给他们一点一点地增加压力，促其奋进。1859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以图发展。师生相见，曾国藩十分高兴，两人畅谈国家大事，多有相同之处。曾国藩曾多次当众夸奖李鸿章天资聪明，文才出众，且胸有大志，非常人可比。但刚开始的时候，曾国藩却并没有给李鸿章分配重要的职务，只是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文书，并给他派下大量琐碎繁重的工作，而且一天重似一天。李鸿章原本就心高气傲，恃才傲物，时间一久，就渐渐显得不耐烦了。
一次，曾国藩把李鸿章叫到身边说：“你来到我这做事，我有话要告诉你，我这里只崇尚一个‘诚’字。”说完就扬长而去。李鸿章细细琢磨了之后，终于理解了老师的用意。曾国藩就是要打消他的傲气，帮他改掉生活懒散、没有规律的毛病，通过增加压力，逼他奋进，脚踏实地地为人处世，以完善自己。从此，李鸿章不再抱怨文书之职卑贱，并开始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曾国藩这样给下属压担子，逼其改掉缺点的做法，使李鸿章逐渐老成起来，心浮气躁的毛病改掉了，而成为一个思考谨慎、富有条理的贤才，不断显示出他的才华。
1860年，太平军在攻破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后，又迅速占领了江苏，上海岌岌可危。上海一旦失守，整个形势就极为不利了，此时急需有人去保卫上海。这件事事关重大，究竟派谁去呢？曾国藩毫不犹豫地起用了李鸿章。李鸿章一时觉得很意外，自己一下子从不起眼的文职转为至关重要的将职，责任又如此重大，自己能胜任吗？其实李鸿章在不断地磨炼中早已能独当一面，曾国藩就是要把这副担子压在他的身上。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立刻率领精兵五千，奔赴上海，一切事宜均由他裁断，但是只许胜，不许败。李鸿章心里也没底，但是已没有退路，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李鸿章果然没有辜负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他对军队了如指掌，对将帅的特点也如数家珍，他的才能在作战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久，就带兵攻打下苏州府，扩充了军队实力。李鸿章最后官至中堂，并因“兴办洋务”在历史上留名，这和曾国藩悉心栽培、苦压重担、逼其成才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领导者给下属临危授命、压担子是发挥下属潜力的重要方式。曾国藩在压力中委以李鸿章重任，不仅挽回了大局，也使李鸿章最终成为了朝廷的栋梁之才。拿破仑也说过：“最难的倒不是选拔人才，问题在于选拔之后，怎样使他发挥才能到极限。”
1804年初，拿破仑的警察总监不经意中抓到了两个保王党的匪徒。一审问，两个家伙又不经意地泄漏了一个天大的机密：“长官，毕修克利大人和卡特温塔大人，不，两个兔崽子要暗杀第一执政！”
“对，长官，我揭发那两个混蛋的罪恶，他们制定了绝密又周详的计划，雇请了很多很多有名的神枪手……”
整个王宫一下子混乱起来，卫队人马进进出出，像路易十五时代一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岗哨，王宫附近的几条大街上，也派了不少警察日夜不停地巡逻。更有不少的秘密警察和反暗杀别动队的士兵上街，四处搜寻嫌疑分子，不住地抓人和拷问。
结果呢？好几个监狱都快装满各种保王党人和保王党嫌疑犯，以及一些地痞、流氓，可是真正的凶手却连毛都没找到一根。拿破仑手下的无数将领心里都忐忑不安起来：凶手在哪里？暗杀计划是怎样的呢？拿破仑会不会被杀死？波拿巴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虽说加强了戒备，可脑袋里的那根弦却一天比一天绷得更紧。但是，拿破仑似乎并不在意，他仍然要参加各种活动，如宴会、舞会、阅兵等，他甚至还要到公众中间去发表演说。警察总监富歇在一旁可忙坏了，又惊恐不安，生怕执政官发生了不测，自己难以交差。
这一天，拿破仑决定到广场去，他要举行例行的阅兵式。富歇又吓坏了，闻讯极力劝谏：“也许有暗杀计划，这样太冒险了！”
拿破仑双眼一瞪，又把训斥的样子摆了出来，坚定地说：“我有我的工作，你有你的天职，阅兵绝对要如期举行，你和警察们也要绝对地负责我的安全。”
阅兵还是顺利举行了。富歇派人清查了受阅部队里的一切有过不良表现的人，对于参观的公众和官员随从也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除此以外，警察们还想出许许多多的防卫措施。拿破仑却一点也没有过问，他照常趾高气扬地发表演说，接见要员和普通市民，好像对暗杀计划一无所知似的。
就在阅兵式结束的那天晚上，富歇获得了特大喜讯，保王党匪徒被捕了！在巴黎的圣东安区，几名秘密警察搜寻到正在密谋的保王党人。一经逮住，几十名暗杀计划的策划者及实施者就全部归案了。几次审问，终于弄清楚了：这些家伙先是准备在第一执政的马车底部安炸弹，后来又试图炮击拿破仑住所的原法王王宫，还紧锣密鼓地筹划枪杀在议会演说的拿破仑。
事隔几年后，拿破仑回想起这次暗杀计划时不无感触地对身边人员谈道：“我不是很紧张，但是我深知警察们会有办法的，如果像老谋深算的富歇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的话，谁又能行呢？但是既然我把权力交给了他们，他们就必须承担责任，压力越大，他们就越能在最大限度内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样才可能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我总是在努力让各个部门的人充分发挥才能，让他们永远忘我地投入工作。”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条古训道明一条真理：如果人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没有外界压力，那么他的生命力就必然会萎缩。同样，对于员工来说，一旦工作没有什么压力，生活安稳，他们就会满足于这种安逸的生活而不思进取。这既影响了下属原有潜力的发挥，使之失去成为最优秀人才的机会，同时更影响集体事业最大程度的发展。一般讲，工作难度比承担工作者平时表现出的个人能力大些，使其产生压力感，他们完成工作后才会有成就感。中国的管理者，总是让自己的下属担起责任，防止他们得过且过心理的产生，采用给下属压担子的方法给他们增加压力，以促进其积极进取、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更大的成就。很明显，人的潜力有多大，就看压力有多大了。
中国的管理者既独揽大权，又善于放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么不放，但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放权对象，他们就会一放到底，不加干涉，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中国的统治者们常会将尚方宝剑或者私人信物赐予钦差大臣，见物如见君，让他们全权代表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便他们大胆行事，更可以临机专断，不必事事请示。选择适当的人，大胆放权，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由自己越俎代庖，这是许多领导者成功的秘诀。
虽然汉元帝的功绩远不如唐宗宋祖，但是在他统治的时期，仍然有不少佳绩值得后人称赞。支持下属秉公执法、不越权管理就是其中之一。正因如此，历史上才出现了一位可与号称“百世吏师”的严翁相提并论的地方官，那就是以刚直护法、不徇私情为名的何并。
何并官为长陵县令，以他这样小的官职，恐怕很难与皇亲国戚一争高下。但何并并不畏惧，他在汉元帝的支持下勇打豺狼，惩治王林卿，斩杀了钟威、赵季、李款三人。
王林卿是汉元帝王皇后本家人，平时深得王皇后宠爱，因此倚权仗势，招徕大批门客，结交称霸地方的不法之徒，一时间声势之大，震动京城。一次，王林卿来长陵上坟，但并不规矩，大摆宴席待客。何并看到势头不对，知道他素来张狂，肯定会出事，于是亲自上门，劝告王林卿办完事后及时返京。但王林卿怎肯将一个小小县令放在眼里？口头虽然答应，但并未打算立刻回京。何并知道王林卿来头很大，但为了维护地方上的安定，他并没有打退堂鼓，仍给王林卿下了逐客令。这当然惹怒了王林卿，他离境时，派人将县衙门口的大鼓砍坏，以发泄心中不满。早有防备的何并立即率领部下追赶王林卿，并最终斩杀了假扮王林卿的家奴。王林卿只得改名换姓，潜逃在外。王皇后听到王林卿已死的消息，十分伤心。且不说她如何地宠爱王林卿，堂堂一个皇后的本家，却被一个小小的县令所杀，她的颜面何存啊！于是皇后便嗔怒于何并，并将此事告诉了汉元帝，想吹吹枕边风，从而将何并置之死地。
汉元帝作为领导者，面对一方是刚直不屈、秉公执法的下属，一方是骄横无礼的皇亲国戚，该站在哪一方呢？若听从王皇后的话，惩治何并，则天下不服。百姓一定会为皇帝滥杀清官而心中不满，其他的官员以后自然也不会尽责效忠，秉公断事。这种越权管理的代价太大了！因此汉元帝对何并的处理大加赞赏，提拔他为陇西太守，后来又升其为颍川郡太守。
汉元帝是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他支持何并秉公断案，保证了下属的权威，一来取得下属一片忠心，为民除害，勤于政事；二来取得百姓民心，获得明君美名；三则树立了法律权威，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为日益没落的西汉王朝延长了寿命，争取了一丝喘息机会。
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的道理是一致的。既然把权力交给了下属，就要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不是让他们戴着脚镣跳舞。台湾地区中部著名的鞋业大王蔡长汀先生对这一点就看得十分透彻。
蔡长汀，台湾地区环隆企业集团的创始人，他的事业能不断蒸蒸日上，环隆企业能不断壮大，与他把权力下放给年轻人、让年轻人自由发挥才干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蔡长汀初创事业、转战南北之时，他的麾下就已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精明强干的企业管理人才。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分公司不断建立，他大批任用有能力的青年企业家分管各地企业，除了“环隆电气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公司”是由自己的儿子和女婿管理外，其余都由“外人”管理，有人说他太过理想化，把自己辛苦创下的事业拱手送给外人经营，不料他却说：“交给后生小子啦，我乐得当太上皇不管事啦。”可见他并不在乎人才的亲疏远近，只要对公司的发展有利的人才都用，而且用就放手用，绝不缩手缩脚。
从蔡长汀的话中，我们也可清晰地看出他的管理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秘诀乃四诀八字：一曰知人，二曰善用，三曰放权，四曰无私。”可见，他的思路是：在知晓下属能力的基础上，委以重任，分以权柄，并予以充分信任，让其自由发挥，这就是他管理的精华。管理庞大的企业，自己却很少过问每笔生意的成败，每日养精蓄锐，在自己喜欢的花园中耕耘，真可谓潇洒人生。
他看重人才的作用和价值，根据人的能力，充分放权。就是在企业最兴旺时，他每年都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奔波，寻找信息，开发市场，联系国外业务，保证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在这期间，他基本上不会干涉下属的工作。事实证明，他的放权并没导致自己权力的失灵与企业内聚力的减弱，相反，环隆集团事业蒸蒸日上，年轻企业家不断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成为环隆的骨干，支持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中国的管理者不仅善于给下属授权，而且出手大方，很少小家子气。一旦把权力交给了下属，就会放手让下属去做，尽心尽力地支持他，而不是任意干涉或阻挠。即使下属在执行过程中有所偏差，管理者也会先弄清事情的真相，再寻求解决。一放到底，这是中国管理者放权的一大特点。
封建社会里，皇权至高无上，但权力又必须赋予具体的个人和组织行使，若在赋予大臣权力的同时，没有相应的掣肘，必将导致个人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在中国历史上，大臣专权，皇权旁落，这种事时有发生。历史教训值得吸取，中国式管理历来十分注重这点，其认为要防止大臣滥用权力或取而代之，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也就是找准权力的制衡点，令他们互相牵制，最终达到相互促进、竞相为朝廷效力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刘备做得最为突出。
刘备在弥留之际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长远无比。这从他巧托孤、任命辅佐大臣一事就可以看出。弥留之际，他一手掩泪，一手握着诸葛亮的手嘱咐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卿可自立为成都之主。”这句死前嘱托简直比曹操的那句人生哲学“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更加奸诈狡猾，不仅笼络了诸葛亮的心，使其六出祁山、鞠躬尽瘁，誓死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更巩固了刘禅的基业。
刘备深知诸葛亮有能力，声誉又颇佳，缺了他，偌大的西蜀将无法正常运转，但若不把他安抚了，万一他设计对付刘禅，那就惨了。诸葛亮是可托孤之人，只要把他的位置摆正了，一切就好说了。刘备对于自己的儿子刘禅怎样的懦弱无能已经很清楚了，正基于此，刘备干脆把刘禅“不才”这个事实明摆了出来，却要让诸葛亮以为是刘备对他的信任。这样一来，即便刘禅以后真的到了不可辅佐的地步，诸葛亮也不会效法伊尹、霍光，而会甘心当周公、萧何。果然，当懦弱的后主妄信谗言，将胜利在望的诸葛亮召回的时候，诸葛亮所做的仅是苦口婆心的劝诫。这种既不符合他的智慧也不符合他的性格的做法，直接来自于刘备在幕后设置的那双“黑手”的操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身边的黑脸大臣，这就是千夫所指的李严。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诸葛亮第五次出祁山，就是因为此人谎报军情而丧失了又一次宝贵的机会。但少有人知道李严曾经也是与诸葛亮平起平坐的权臣。刘备托孤时，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实际上是一手很险恶的招数。他怕诸葛亮暗中操纵西蜀政权，为了稳妥，又令在川中自成一系的李严掌管内务，协助诸葛亮，实际上是让他们相互制衡。李严的人品刘备也是相当地清楚，将内务托给一个奸佞小人，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道理：一忠一奸、一贤一佞，相互掣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架构。对比魏、吴两国，我们不得不赞叹这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手段。魏国是能人司马氏专权，结果能人及其儿孙把曹家取而代之了；吴国是小人专权，结果两代小人把朝廷弄得帝位更易，内讧迭起。而刘备的这种安排和上面提到的那句话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双保险，使得蜀汉绵延数十年而内部不乱。所以说刘备的宽厚仁慈不过是表面现象，所谓“刘曹原是一路人”，可谓十分中肯。
中国式管理告诉我们，当一个体系内产生权高震主或对立的势力时，作为领导者如果一时无法消除这些势力或其对立状态，那就必须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制造出能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以控制对立的双方，并使他们在同一体系内共存，相互制衡，以达到权力的平衡点。在权力纷争中善于制造矛盾和利用矛盾，这就是政治上的平衡点和防止大权旁落的秘诀。
另外，中国式管理还讲究不公开的制衡。领导者在人事安排、资源分配上必须私下里将各种势力作妥善的平衡，方能保持内部的和谐安定，如此，也能显示出自身的领导才能。而被摆平的人呢？知道自己和其他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自会谨慎安分。
近些年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它就恰恰体现了一种权力制衡的管理理念。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也称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通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通俗地讲，就是公司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机构，通过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的三个机构之间的权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为人之间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的结构模式。
公司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由于规模较小，业务相对简单，加之浓重的家族经营特点，所以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反而有利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经营管理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制度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并逐步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最主要的组织结构。毫无疑问，以权力分工、相互制衡为理念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现代公司制度基本组织构架是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存在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是公司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有些企业在领导体制方面仍倾向于“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结构，认为这是“权力集中，加强领导，避免内耗”。实际上加强的是个人说了算的“人治领导”，是自然经济在领导作风方面的传统观念，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科学治理、民主决策是完全相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这些企业并未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还仅处于追求公司制形式改造的企业制度建设的初级阶段，应在不断的深化改革中，逐步通过规范化的制度创新，向真正能相互制衡的法制结构前进。
因此，中国式管理中的相互抑制之术，在古代能防止皇权旁落，在现代则能避免因个人大权独揽时决策不慎带来的损失，有着其不可替代的管理作用。
在激烈的竞争中，管理者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求得贤臣良将，有精干的下属辅佐。但大多数有本事的人大都个性十足，不会轻易为人所用。根据文人这一特点，历代封建帝王将相总结了这么一点经验，认为管理者要给足他们面子，给他们垒好台阶，让其在清高的名义下缓缓走下来为你服务。对于领导者来说，拿出诚恳的姿态，求得贤才，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给下属面子，自己也赚到面子，更重要的是，你获得了他们大脑的精华。
秦昭王每遇到这样的人，总是恭恭敬敬地对待，从来不倨傲于人，所以手下聚集了一群人才，让他有了傲视群雄的资本。秦昭王诚心求贤，以帝王之尊，居然屈膝五跪，以求范雎进言的事例，不可不谓有远见卓识，也颇能说明他对待人才的态度。
秦昭王为人开明，雄心勃勃，欲建立宏图大业，一统天下。然而，这并非易事，凭他一人单枪匹马，显然不行。因此，秦昭王一心招揽天下贤才。范雎原为一隐士，广读诗书兵法，颇有远略，是当时著名的贤人，远近闻名。范雎周游列国，以求明主，不久就来到了秦国。秦昭王得知范雎来到秦国后，决心要将其召为下属。
秦昭王很快便驱车去请范雎，一见到他，便屏退左右，单独说话。秦昭王走上前去，跪而请教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由此可见秦昭王的一番苦心：屏退左右为范雎畅所欲言创造条件；屈尊而跪，则表明自己对范雎的尊敬和求贤的诚意；称其为“先生”，则表明自己谦虚求贤，以能者为师；“何以幸教”，则表明自己求贤心切和欲图治世救国的雄心大略。
这一跪，虽将秦昭王的诚恳之心表露无遗，但范雎仍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于是，秦昭王“复跪而请教”，说：“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这是二跪，且态度上更加恭敬，丝毫没有不满的神色，但范雎仍然不语。秦昭王又跪，说：“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这第三跪打动了范雎，秦昭王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范雎开始说话，道出了自己不愿进言的重重顾虑。
针对范雎的顾虑，秦昭王第四次下跪，说：“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省，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人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秦昭王意思很明确，他要让范雎进言，必先消除其顾虑，才能令他言无不尽，对自己一统天下有所帮助。
范雎一向处事谨慎，虽然得到秦昭王的特许，仍不愿轻易开口，于是开始试探口风。他说：“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昭王对此指责之语，并未一听即怒，立即领悟到这是范雎进言的前兆，应抓住时机，进一步争取，才能使范雎彻底打消顾虑。于是秦昭王第五次跪下，说：“寡人愿闻失计！”言辞更加恳切，态度更加恭敬。这一次范雎也认识到时机已经成熟，再端架子实为不妥。因此答应辅佐秦昭王，帮他统一六国。
事实证明，秦昭王虚心纳贤的措施是对了，范雎的确为秦国的强大、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蔡泽所说：“要制诸侯，利施之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数矣。”
秦昭王诚心求贤的这一招可真绝了。以帝王之尊、每日接受达官显贵朝拜的人，居然屈膝五跪，以求范雎的进言，常人可能都办不到，但这正是秦昭王政治见识的明显体现。江山社稷与帝王颜面，孰重孰轻，稍微清醒一点的君王即会明断。
他有此举动，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他了解并理解人才的心思。范雎为天下奇才，自然恃才清高，鄙视尘世，那么何不让他清高一次，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走下圣坛，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这样，既满足了他本人建立功名的意愿，也为自己虚心纳贤树立了口碑，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江山社稷得以安稳，宏图大业得以实现，到时青史留名自然不在话下。所以，秦昭王五次下跪，恳切求教，使范雎觉得他有诚意，且心有大志，可以辅佐，自是全心全力地为他出谋划策。
对于现代的管理者来说，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大批适用的人才。想求得贤才，可参考中国式管理中的以诚克刚的管理经验，表明自己的足够诚意，并以实际行动打动下属，使人才如鱼得水，尽情发挥所长，为企业所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究“和”，而要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首先就要“安”，要让整个局势都稳定下来。在国人的词汇中，总是把“安”和“乐”联系在一起，不安心就没有快乐可言，因此管理活动必须顺应中国人的这一心理。
三国时，官渡之战刚打完，曹军在清点战果时，发现一大捆信件。这些信件是当时京城和曹营中的一些人暗地里写给袁绍的。曹操翻了翻，让人一一念出，其中大多是吹捧袁绍的，有的干脆表示要离开曹营，投奔袁绍。曹操的幕僚听了之后很生气，建议将这些写信的人抓起来严厉惩处。曹操听了，微微一笑，说：“把这些信统统烧掉。”在场的人都愣了。曹操解释说，当时袁绍的实力那么强大，连我都感到不能自保，何况大家呢？这件事传出去后，使得曾暗通袁绍的人落下了心里悬着的石头。旁人也觉得曹操的肚量大，能够容人，愿意在他的麾下效力，从而使曹营上下的人心很快地安定了下来。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智慧啊！假如曹操采纳幕僚的错误建议，大开杀戒，又将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呢？
撷古启今，现代领导者要想把众人牢牢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必须少一些苛刻，多几分宽容。当然，这种宽容绝不是无原则的。如果这种宽容一旦妨碍了目标的实现或给工作带来严重的阻力时，领导者则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消除隐患。对反对自己的人，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领导者都能以友善为怀，真心实意地团结其一道工作，这是宽厚的一个显著标志。
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人都有自尊的需求，有表现自我正确、高明的欲望。当这种需求和欲望得到相对或暂时满足时，人的内心往往显得天宽地阔。反之，则会产生一种压抑感乃至逆反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下，人的气度通常显得比较狭小，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往往难以容忍，对团结对方一道工作，也存在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我们还可看到这种情况，一些领导者对错误地反对了自己的人，有时能予以谅解，加以团结；而对正确地反对了自己的人却往往难以容忍。这是因为，在某些领导者看来，别人的错误恰恰显示了自己的正确与高明，从而可使自尊的欲望和需求得到相对的满足；而别人的正确则反衬出自己的荒谬和低能，由此内心便失去了平衡。更有甚者，一些领导者把别人正确的不同意见，视做自己内心所欲抵达某种目的的障碍，是和自己过不去。因此，出于维护“尊严”、保全面子或其他目的，对正确地反对自己的人，特别怀恨在心，甚至竭尽打击压制之能事。
严格地说，一个领导者不能宽容地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不仅是一种气度上的狭小，而且是政治上的近视。与自己主张相左的正确意见，虽然听起来逆耳，甚至有“损”尊严，但领导者若能“逆来顺受”、兼容并蓄，对事业则往往是十分有利的。事业兴旺，政绩显赫，领导者的威信、魅力则自然会“水涨船高”。
一个精通中国人性的优秀领导者，不仅要善于使用下属，更要善于通过替下属排忧解难来唤起他内在的工作主动性，要替他解决后顾之忧，让他的生活安稳下来，心灵安静下来，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上。
中国式管理认为，为下属解决后顾之忧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要摸清下属的基本情况。领导者要时常与下属谈心，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对下属尤其是生活较为困难的个人和其家庭情况要心中有数，要随时跟踪把握下属后顾之忧的核心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其二，对下属的关心必须出于一片真心。领导者必须从事业出发，实实在在，诚心诚意，设身处地地为下属着想，要体贴下属，关怀下属，真正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不要因为下属的一些小缺点就影响对他们的态度，也不要在下属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就对他横加指责。因为一旦领导对某个下属的态度有所改变，其他的下属就会以为有机可乘，就会一拥而上对他进行围攻，就会落井下石，这样一来就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使组织内部变得一片混乱，引起内耗从而消耗自己的精力。
其三，要给有错误的下属补过的机会。《汉书》上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而泯小过，勿求各于一人之义也。”对于下属的过失不可责之过切。领导者在工作中不能处处较真儿，过于明细。在某些场合“装痴作聋”，来个“难得糊涂”、“无为而治”，也许反而会有较为理想的结果出现。
中国式管理十分强调让下属安心这一点，认为一个领导者一定要宽容大度，如果过于精明，斤斤计较，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粒，则无异于“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不可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俗语云：宽一分是福。只有心田似海，不计较下属犯错的领导者，才具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并能在关键时刻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
我国著名管理大师曾仕强曾分析说，西方管理以“事”为中心，所以“控制”的重点在于“计划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大多对“事”而言。而中国管理则以“人”为中心，对“人”的控制往往重于对“事”的控制。因为事在人为，一切事都离不开人。只要把“人”控制得好，事情的经过和结果也就比较有把握地加以控制了。认为是人在做事，所以人比较重要，因此，中国式管理侧重于对人的控制。
一家公司汇集了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作为领导者，你想过没有：这些性情各异、习俗不同的人为何会聚集在你的周围，听你指挥，为你效劳？孟子云：“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所以，中国式管理强调“攻心为上”的控制之术。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蜀国南中（今云贵川交界处）一带拥兵叛乱。诸葛亮亲率大军出征，凭计谋，兵不血刃，平定了南中之乱。接着，诸葛亮继续南征，讨伐孟获。
孟获是南中一带的部落酋长，有万夫不当之勇，豪侠仗义，在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诸葛亮命令部下，遇到孟获，千万不要伤害他，要抓活的。诸葛亮又听从参军马谡的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但服其心足矣”。终七擒孟获，收服人心，稳定了后方，使自己可以全心全意北伐曹魏。
第一次战斗，蜀军在诸葛亮的指挥下逮住了孟获。当兵士押孟获进营帐时，诸葛亮亲自给他松绑，还叫人摆酒席款待他。第二天，诸葛亮陪他参观蜀军营地，参观结束时，诸葛亮问孟获：“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不仅不赞扬，反而说：“不过如此。以前我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战败了。现在我看到了你们的部署，如果放我回去，我一定能战胜你们。”诸葛亮笑着，把孟获放走了。几天以后，孟获果然带兵来挑战，结果又战败被俘。孟获还是不认输，诸葛亮又放了他。
就这样，孟获被捉住七次。第七次，诸葛亮还要放走他，他跪地哭道：“我真心诚意地归附你们，不再反抗了。”诸葛亮对部将说：“靠武力往往压而不服，这样自愿归附才是心悦诚服。”后来，诸葛亮任命孟获为蜀汉官吏，不留汉官，让孟获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孟获以后忠于蜀汉，南方一带彻底安定了。
诸葛亮七擒孟获，目的在于攻心，终于令孟获垂泪诚心降服，誓不再反，平定了南方。兵学泰斗孙子也强调“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都显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唯有打开下属的心扉，用心领导，才可令他们对自己心悦诚服，形成凝聚力，用心工作。
在现代企业中，如果你是企业管理者，你一定希望拥有孙悟空这样的员工，因为他能为你披荆斩棘，让你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技高一筹。然而，如果孙悟空真的在你身边，你又不得不担心，因为他桀骜不驯，很难与其他员工和谐相处，又过于情绪化，偶尔再踢翻个炼丹炉，弄出一座火焰山，倒成了你前进的阻碍。像孙悟空这样同时具有惊人创造力与惊人破坏力的员工即“不安分员工”。既然舍不得不用他，那么如何“降伏”他，把他的创造力最大化、破坏力最小化，便成为每个企业管理者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其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所用的招数“攻心为上”，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法宝。
所以，在如何降伏“不安分”员工这个问题上，老板们最大的认同就是要充分全面了解他们，然后有针对性地找他们谈话，充分表扬他们的优点，对他们的弱点也要重重打击，再辅之以情感上的关怀和生活上的关爱。
因此，中国式管理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唯有与下属以心交心，打开他们的心扉，摸清其内心的愿望和需求，并予以适当的满足，才可能让众人追随你，公司事业的发展才能稳步前进。
中国之古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们把此作为处世之原则，处处小心防范。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直接后果，即人们之间都互相防备着，很难以真心相待，以诚心相对。人们都压抑着自己的热情，不肯轻易发出友好的信号。面对如此下属，如果领导者也处处设防，不肯交心，那么很难设想工作如何开展下去。
其实，只要领导者拿出真心，以诚相待，那么下属也会敞开心扉，与你交流，因为他们也需要理解，也需要关怀，而你正是那个应该去抚慰下属的人。
面对历史沉淀下来的中国人常有的防范之心，要想让下属交心，领导就要放下官架子，亮出诚心；对下属待之以诚，示之以信，这样下属才会作出积极反响，对领导倾心相随。
三国东吴的孙策，也是称雄一世的豪杰，他在用人中，讲究“赤诚待人”。他通过赤诚对待太史慈，从而获得了太史慈的全心效忠。
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孙策攻击太史慈，太史慈兵败，被孙策俘虏。孙策知道太史慈是贤能之才，因此并未计较三年前双方在神亭一仗自己被他打败之耻，而是亲自为太史慈解去绳缚，执手慰问，并坦诚地表达自己求贤心情：“今日幸得君，愿与足下共图大事。久闻卿有烈义，为解孔融之危，冒死求救于刘备，深为敬佩。卿诚为天下志士也。但投靠未得其人。我愿做足下知己，请不要担心在我处不如意。”
孙策以诚相待太史慈，倾吐肺腑之言。然后任命他为帐下都督，在收兵班师时，又让太史慈充当先导。这样一番感情攻势之后，太史慈终于被孙策的诚心打动，答应在孙策帐下效力。
当时，刺史刘繇病死豫章，所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对孙策来说是一个绝好时机，若能争取到这些人马，那么自己的实力将会迅速增强。那么，让谁去完成这项任务呢？刘繇生前与太史慈是好友，因此所派人选非太史慈莫属。太史慈见孙策如此信任自己，决心不负众望，前去豫章招安，并说：“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指齐桓公、晋文公），当尽死心报德。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同时约定两月之内一定回来，于是整理行装，打点人马而去。
孙策在任用人才上可谓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常人都料定太史慈此去肯定不会回来，结果只能是自己又多了一个敌人。而孙策力排众议，他首先明白太史慈的为人，认定他是“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是内心“秉道义，重言诺”之人；其次，他知道以自己的情感攻势作用于这样的人，必会以诚换诚，得到太史慈的忠心。
果然不出孙策所料，太史慈按期返回，不辱使命，安抚了刘繇的部下，充实了孙策的实力。孙策也因此更加重用太史慈，视其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共谋大业。
可见，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说起来深不可测，难以处理，其实它也遵循人世间一条极其普通的法则：投之以赤，报之以诚。只要以诚相待，那么下属之心定会被你感化，为你出色完成任务。赤诚之法不仅适用于领导与原有下属之间，对于自己的敌人或自己欲求的人才，只要以诚相待，一样奏效，因为这是从人性角度出发总结的人与人之间的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则。
太史慈原为孙策的战俘，而孙策亲解其缚，并在信任的基础上委以重任，终于使太史慈为之动情，舍死去豫章招安。所以以诚待人是取得人心的捷径之一。
中国古代经常以言定罪，一言不合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人们都害怕祸从口出，都变得谨言慎行，生怕因口舌而惹祸。大家的戒备心理很强，都相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所以许多人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彼此之间不肯交心，就是不讲掏心话。
一般人之间的谈话主要不是用来沟通，而是用来表达一种象征意义，看这两个人能不能“说得上话”，“有话可说”，至于具体说了些什么，那倒是次要的。面对不肯轻易交心的人，领导应当怎么办呢？
《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化”。只要有至诚之德，万物都可以被感化，何况于人呢？“至诚如神”，只要以至诚行天下，就会如有神助，以之育物，则万物兴盛；以之取人，则人人尽其精诚，倾其智力来辅佐。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领导只要有至诚之心，即便是顽石也点头，人心都是肉长的，下属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又怎能不对领导倾心相待呢？
所以对待不肯交心的下属，领导不能有情绪，更不能歧视，而要了解到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还对自己有一定的戒备心理，所以领导一定要采取主动，示之以诚，用诚心去感化下属。只要领导对下属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把自己的心交给下属，与下属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急其之难，救其之危，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那就一定能感动下属的肺腑，拂动下属的心弦，使他们愿意真心地为事业效力，心甘情愿地向领导敞开心扉。“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得人莫大于得心，得心莫灵于赤待，以赤诚之心待人，这种方法的影响力最大。
因为中国人最讲究诚，讲究知恩图报。“受人滴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领导者若能以真诚待我，那我又怎能对他耍手腕呢？孔子说：“以怨报怨，以德报德”，对方怎么待我，我就要如何待他。孟子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若是领导示我以信任，我又怎能辜负他的信任呢？领导只有待下属以诚，才能做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让下属倾心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