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用人是用人者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变通措施。领导者应该 是个善于变通的人，应该在沉稳中也继承所有高明用人者的变通思维和手段。
仍以康熙开设博学鸿儒科取士为例。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康熙钦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试题二道《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试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皇帝。次日，康熙至霸州，携诸卷亲阅，后交阅卷官大学士李蔚、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商议录取人选。康熙经过精心考虑，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做诗出了韵，或用语犯了违碍，一律曲加通融，不做计较多。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仅问“娲皇补天事信乎？”溥答：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于是毛被取中。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试日借口目疾，仅赋一诗。最后取中一等彭孙迂等二十名，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一时名儒秀彦多与其选。
入选之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商酌，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现任、候补、已仕、未仁等情况，分别授予侍诚、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另据康熙谕旨，在与试未中者间，择年高之布衣处士陕西孙枝蔚等七人，及来京后因年老未与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亦特旨：“俱着授内阁中书”，以宠其行。
因为参试者本来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所以康熙无限放宽要求，务以将这些人才一网打尽为念。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也素以不拘一格而著称于世。东汉以来，选拔官吏的权力为豪强世族把持，用有只重门第、“德行”，不重视真才实学。曹操置东汉以来的选举标准于不顾，再三颁布求贤令，宣称要“不拘微贱”，“明扬仄陋，唯才是举”。要求有关官吏“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对那些即使不懂儒术的“文俗之吏”，甚至“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大胆起用。在实践中，曹操也是坚决贯彻“惟才是举”的用人路线的，他十分注意从基础或实际斗争中发现和提拔人才，特别是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担任要职，参与军政大事。苟或，仅为小小县令，但他才智过人，有“王佐之才”，投奔曹操后，曹操大喜，说：“吾之子房也。”把他比作汉高祖刘邦得到谋臣张良，并立刻委托为司马，参与军机要事。这年苟或仅29岁。在曹操的统一战争中，苟或果然不负所望，多次出奇谋，献良策，成为曹操信赖的良佐，还有许多文臣武将，诸如郭嘉、荀攸、杜袭、赵俨、满宠、贾诩、刘放、孙资、于进、乐进等，或出身贱微，或为一般小吏士兵，都被曹操发现并提拔重用，在曹操的统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曹操同时期的名相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尽其才地选拔官吏，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委以重任。他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汉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权者能任用贤臣，疏远小人；而东汉后期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当权者排斥贤人，重用佞幸。因而他用人不重门第、地位，不拘资历、亲疏，而是任人唯贤、唯才。他说：“柱以直木为竖，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异，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对于上述隐埋在民间或基层的贤能之上，他主张要尽量选拔录用。
诸葛亮在实践中也确实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士。李严为犍为太守时，其属下一小吏名为杨洪，为人刚直不阿，处世沉稳有方，曾因劝谏李严受到诸葛亮的注意。刘备与曹操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询问杨洪，杨洪果断地答道：“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认为杨洪的看法很有见地，而且具有清晰的战略头脑，可以委以一方重任。于是先让他代理蜀郡太守，以试其实际才能，结果“众事皆办”，政绩斐然，便于以正式任命。不久，又提拔他为益中治中从事。
诸葛亮北伐前，曾向后主刘禅推荐了蒋琬、费讳、向宠、郭攸之等人，以主持后方的军政事务。其中蒋琬本是一州中负责文书缮写起草诸事的书佐，随刘备入蜀后被任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诸葛亮因游观奄路经广都（今四川成都南），见蒋琬众事不理，又沉醉不醒，刘备大怒，欲杀之。诸葛亮见蒋琬不事逢迎，不同流俗，心中很是欣赏，便向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一向敬重诸葛亮，听了此番话，只好作罢，但免了蒋琬的官职。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遂辟用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后又升之为长史，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数年南征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致使诸葛亮高度推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工业者也”。并向后主保举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向宠，原来只不过是一牙门偏将，夷陵之战时，刘备大败于吴将陆逊，各部军队损失惨重，而向宠由于沉稳冷静，指挥得当，结果只有他的营垒完好无损，军队临危不乱。诸葛亮经过考察，认为他品德优良，办事公允，又通晓军事，可以委以重任，故封之为都亭侯，升为参军，北伐时，将后方的军务完全交付给向宠。
诸葛亮任人唯贤，使其文臣武将都能“尽其器能”，屡立功勋，为蜀汉政权奋斗一生。
“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唐高宗一语道中人才与治国安天下的关系。事业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一批贤能的人才云集于周围。唐中期宰相刘晏是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理财家，他之所以能指挥庞大的理财系统灵活自如，之所以使许多经济改革措施得以很好地付诸实施，除了他自己的决心大、能力强、措置得宜外，他的择能任贤、善用人才也是一重要因素。刘晏深知“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没有合适、有能力的人，事情是办不好的。因而他“通拥滞，任习能”“十分注意用人问题。刘晏任人，”必择通敏、精悍、廉耕之士而用之“即通达事务、精明强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是他用人的德才标准。因而，为了做好工作，刘晏对属吏的挑选毫不马虎。但他在选拔人才时并不注重资历，而是大胆起用有才能的年轻人和低职小吏。史称他”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或”皆新进锐敏“富有朝气的新秀。刘晏主管东南财政之初，曾利用”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的机会，选择了当时”能任繁剧事务、有才能干“的”补署为官，“积数百人”。
《新唐书·刘晏传）说：“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如包佶，为进士及第，是朝中低品官员，因罪贬岭南，刘晏对他的才干很是欣赏，便起用他为汴东两税使。其余如韩洄、裴腆、李衡、卢征、李若初等，也都是刘晏因才而录用的，并皆“有名于时”。正因为他拥有了这一支人才济济的人才队伍，“趣督倚办，故能成功”。并且还为以后的理财工作培养了骨干，“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北宋寇准在相位，一向举贤任能，破格用人，从不依次晋升臣僚。对此，许多同列不满。一次又任用官员，其僚属拿着官吏名册，拟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即宰相的职责就是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不肖之徒，如按名册先后用人，一个小小的属吏即可办到，还要我宰相作什么。
[智慧方圆]“若用例，一吏职尔”，北宋名相寇准的一句话，道尽了己方人圆用人之道的要旨所在。“用例”只是用人的基本规范，但如果完全按规范办事，不需“己方”亦不需“人圆”，人才的选用只需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