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逸的环境下，领导者的精神容易松懈下来。作为一种规律，奋发图强的劲头一旦减弱，耳根子也会变得硬起来，喜欢听歌功颂德的赞歌，听不进既刺耳又显耸听的危言。其实越是这个时候，领导者越需要一些危言刺激他日渐麻木的神经。
追求物质享受之心大概是人所共有的，一旦条件具备，人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想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一些。由于贞观初年君臣上下的励精图治，贞观中期经济有了大的起色，然而随着国库的充盈，李世民也渐渐有了享受安逸之心，国中时风也渐有奢侈之象。有鉴于亡隋之鉴，一些忠良的臣子们由此而生出忧虑。
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左仆射房玄龄和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了少府监（注：少府，唐初专管工程修建的官署。）窦德素，问他北门宫近来又在建造什么工程。窦德素便将两位大臣问事之举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有些不悦，心想：虽然本朝从不以僭越阿罪于下臣，敞开怀抱纳谏，但你们做下臣的也未免管事太宽，于是召来房玄龄，有些动气地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宫建造一些房屋与你何干？”
房玄龄等人听了，只好伏首谢罪，然而，魏征却由此看得更深远一些，站出来指责李世民的做法无理。他进言道：“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房玄龄、高士廉，也不明白房玄龄、高士廉为什么要谢罪。房玄龄等既为国家大臣，就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纵使北门有所营造，为什么就不容许他们知道？臣对此有所不解。修造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用的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对，做大臣的则应当协助陛下把事情办好，若陛下做得不对，就是已开始营造，做大臣的也有责任奏请陛下停工。这是君使臣、臣事君，的根本之道。房玄龄等询问此事固属无罪，而陛下却责备他们，这是臣所不明白的；房玄龄等不知道自己所应管的职守，而只知道向陛下磕头谢罪，这也是臣所不解的。”
听了魏征的话，李世民不但没有动怒，还在闻言之后深以为愧。
北门宫的土木之工既完，此事未过多久，敢言善谏的魏征看到奢靡倾向越来越严重的各种政令又频频发布起来，他更加担心李世民难以保持俭约之美德了，于是在贞观十一年，向李世民上奏了名垂青史的“治国三策”。
魏征在“治国三策”中写道：“以臣所见，自古以来，凡是承天受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面南而治，都想德配天地，名齐日月，让子孙百代将帝位永远传下去。然而善始善终者少，倾败衰亡者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治国之道。前朝亡国的历史教训就近在眼前，可以为鉴戒。”
魏征说：“隋朝统一天下三十余年，兵强马壮，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覆亡，尽为他人所有。那时的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社稷长久，故意要推行桀纣之暴政，以造成自己灭亡吗？而究其实，他只是犯了仗恃其国家富强，而未考虑后患的错误。他驱使天下百姓顺从自己的奢欲，收刮天下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美女，掠夺远方的珍宝，宫苑装饰得豪华壮丽，楼台修建得高峻宏伟，徭役无穷无尽，用兵无休无止。外表威严庄重，内心猜忌险恶。谗佞邪恶之臣，必定会得到他的官禄和好处，而忠正之士却连性命都难保。佞臣上下互相欺蒙，君臣离心离德，老百姓不堪忍受，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像隋炀帝这样的堂堂一国之君，竟死于匹夫之手，连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能不令人痛心吗？”
魏征指出：如果考虑到既成的东西不要毁坏，仍然保持旧貌，就要免除那些不急之务，徭役要减之又减。既使是茅舍与华厦共存，玉砌和土阶并用又有什么妨害？既要使人敬业乐业，又要不竭民力，要常想到自己受而不劳的安逸和别人劳动的辛苦，这样，老百姓就会自愿来服役，他们依靠天子的恩德而安居乐业。这是治国的中策。
魏征指出：“如果是惟我独尊，不考虑后果，不善始善终，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认为有天命可以依传，从而忽视住陋室时的艰苦朴素作风，一味追求雕梁画栋的奢侈生活，宫殿在原有的基础上还要加以扩充，并大加修饰，惟美是求，做事皆以此类推，从不知足，人民所见到的只是无止无休的劳役，见不到国君的恩德，这是最糟糕的治国方法。这样的做法好比是背着柴薪去救火，向锅里添滚水来止沸，是用暴政来替代暴政，与原先的乱政同出一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旦如此，后世子孙将如何看待陛下的事迹？没有清明的功迹就会遭到天怒人怨，天怒人怨则灾害必生，灾害发生就会引起祸乱，祸乱一起，要保全自身性命和荣誉名声就很难了！这是治国的下策。”
“臣下以为，顺应天命、鼎革天下之后，大唐将有七百年隆盛的国运，并将江山遗留给子孙，传之万代。江山难得而易失，陛下能不认真考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吗？”
看了魏征的“治国之策”，李世民内心十分感动，他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征，诏书中说：“你所呈献的至诚之言，使朕明白了自己的过失。朕当置之茶几上，就像西门豹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佩弦以自急（注：意即西门豹性急，经常身带柔软的皮件来提醒自己；董安于性缓，经常身带绷紧的弓弦做为提醒。）一样，时刻提醒自己。朕必定能在晚年把国家治理好，使‘康哉、良哉’的盛世颂歌，不只出现在虞舜时代。如今，我们君臣之间，就如同鱼水一样亲融无间，对于你的佳谋良策，迟至今日才做答复，希望你仍能犯颜直谏，无所顾忌。朕将虚怀静心，恭候你的善言。”
从李世民君臣之间发生的这些关于禁绝浮华奢靡的劝谏、从谏之事上，后世不但可以看出贞观时君臣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清新政治之风，更能找到李世民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将大唐推向昌繁的原因。
勇于从谏，克制己欲，使君臣无猜而人人愿意为国分忧，这即是天下大治的秘诀。
正所谓饱暖思淫欲，人的生活一旦安逸无忧，私欲就会膨胀。纵然是自制力很强的人也是如此。到了贞观中期，随着物质的丰富，李世民谦逊俭约的作风一年年地减少，并且还常常大兴土木，追求锦衣玉食，这就使得民心没有贞观初那样安定了。
[智慧方圆]李世民的幸运在于，一旦有政治上的失误，舆情的变异，即便他还没有觉察到，但由于他对臣子的信任，使得手下臣子纷纷冒死相谏，也能使政治上的失误及时得以纠正。由此看来，治理国家要想善始善终，手下总归是离不开一批忠心耿耿的有识之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