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道教在隋代产生了一个在中国道教史上与葛洪齐名的高道，他就是苏玄朗（因避讳又称苏元朗、苏元明，后人多称苏元朗）。
随着罗浮道教的不断深入发展，隋开皇中（公元581-600年）来罗浮山青霞谷修炼的苏元朗，首倡“性命双修”，推出“身如炉鼎，心为神室，归神丹于心炼”的内丹理论。自此，道徒始知有内丹之说。后世道教，称葛洪之炼丹术为“外丹”，而称苏元朗的“以心神为火，以精火为药，以行气为途径的炼丹术为‘内丹’”。葛洪偏重于金丹，“以还丹金液为大要”，在罗浮建丹灶，炼仙丹，由此逐渐在道坛形成了一个以外丹术为宗旨的丹鼎派。而苏元朗则从另一方面倡导修炼人体三宝（即精、气、神）而为“圣胎”之法，首倡“内丹”之说，使罗浮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谱写了重要的新篇章。从此，中国道教分为外丹和内丹两大派。葛洪是丹鼎道教的杰出理论家和实践家，但是，提炼金丹的各种丹料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毒性，历代炼丹术士都未能使之根除。随着一些君主和道士“服丹身亡”的事件不断发生，虽然有“尸解成仙”的说法作掩护，但“服食金丹，后日飞升”的炼丹术不能不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怀疑，不少炼丹术士开始重新思考，寻找新的炼丹义理基础。《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称：“在这场义理化运动中，首开先河的是青霞子苏元朗。”赞他是“道教炼丹术处在历史转折路口的代表人物”，是内丹之说的首倡者。而这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扎根罗浮，弘扬丹业。足证“罗浮在秦汉以来就是道教中心之一”（胡守常《岭南古史》）。
志书称苏元朗生于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于隋开皇中（公元581-600年）南游罗浮，居青霞谷悉心修炼，自号青霞子，时已一百三十多岁。他写了《太清石壁记》，《旨道篇》及《授茅君歌》，歌中写道：“白雪粉，黄金芽。不得妙，莫漫夸。时人不识真黄芽，唯知尽认铅黄花。花本是死物，焉得到仙家。”
为简明扼要地力倡内丹之说，他将《古文龙虎经》、《周易参同契》和《金碧潜通诀》“删繁就简，去隐存俗”，纂为《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受《周易参同契》把人体模仿为自然的理论启发，他提出“身为炉鼎，性命双修”的内丹之说，并在《赞魏伯阳参同契》诗中写道，魏君三卷《参同契》“一一说真谛，仔细说还丹，还丹事不难。制时何所似，黄白如鸡子。小小一事中，乾坤法象同。”
苏元朗把内丹修炼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筑基，“养生护体，打好鼎基”。第二初关，“固本守精，炼精化气”，又称“小周天”。因要修炼百日，故又称“百日关”。第三中关，“炼气化神，三宝合一”。三宝即人体之精、气、神，又称大周天。因须炼约十个月，故又称“十月关”。第四上关。灵魂出窍，永世长存。大约要修炼九年，故又称九年关。他又把内丹之说，概括为内丹诀，诀曰：“鼎鼎非金鼎，炉炉非玉炉。人从脐下发，水向顶中符。三姓既会合，二物自相拘。固济胎不泄，变化在须臾。”在《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中，苏元朗归神丹于心炼。他说：“龙虎宝鼎即身心也。身为炉鼎，心为神室，津为华池。五金之中，惟用天铅。阴中有阳，是为婴儿，即身中坎也；八石之中，惟用铅汞，阳中有阴，是为姹女，即身中离也。铅结金体，乃能生汞之白；汞受金气，然后审砂之方。中央戊已，是为黄婆，即心中意也。火之居木，水之处金，皆本心神，脾土犹黄芽也……白虎者，铅中之精华；青龙者，砂中之元气。鹊桥河车，百刻上运。华池神水，四时逆流。有为之时，无为为本。自形中之神，入神中之性，此所谓归根复命，犹金归性初而称还丹也。”
苏元朗的“内丹”之说，为中国道教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新路。道众对内丹术的认识逐渐加深，不断扩大，后来终于形成了庞大的“内丹派”，给中国道教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苏元朗是功不可没的。罗浮道教也在教坛中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苏元朗的徒弟曾争论罗浮朱灵芝真人服食灵芝得仙之事。谈及灵芝这种仙物春青夏赤，秋白冬黑。惟有黄芝只产在嵩山，高远难寻。苏元朗大笑道：“徒儿啊，这灵芝就在你们的八景之中，大可向黄房求之。有谚语说：‘天地之先，无根灵草。一意制度，产成至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为此写了《旨道篇》以示徒儿，道徒这才知内丹之说。
据志书载：苏元朗在山“内视九年，道成，冲举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