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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话说王伦

猛一听王伦这个名字,怕未必马上意识到是谁,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会在脑海里跳出一个气量偏狭,容不得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第的士子,从字面推敲,本无贬义,但经《水浒传》一用,就成了带有否定意义的专属词汇,一是专指《水浒传》中的王伦,二是泛指类似王伦式的人物。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要给你鼻子上抹块白,千秋万代也洗不干净。一提奥赛罗,便是嫉妒的同义词,一提麦克白夫人,便是欲望与恶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别同他谈钱,一提奥勃洛摩夫,便意味着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去干了。《水浒传》里有许多反面人物,王伦是着墨最少,却是很成功的一个负面典型。因此,我们常说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面,就包括这些大师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个人物形象,能够长期地、活生生地在人们口头上存在着。当前有许多名作家,看来准定不朽无疑,研究会、纪念馆,在活着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供人瞻仰了。但大多数读者,并不记得他写了些什么作品,而即使记得一部两部作品的书名,又想不起来写了些什么内容,这种带引号的“不朽”基本上属于自得其乐的事情了。

现在,文坛上很有一些人,被这种自得其乐的“不朽”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挚友的偎抱,便飘飘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坛荡平了。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不怕多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伦为师,对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大可以不必了。

文坛并非梁山泊,就那么方圆八百余里的一块地盘,完全可以你写你的,他写他的,是一个各不相干,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实倒是写作人的一条基本守则。但此等好汉,只许他好,容不得别人好,别人一好,他就受不了。总是要跳将出来,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练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别人的闲事。他们甚至不敌王伦,至少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胁前,也还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师、自我加冕、自夸不朽、自吹传世的。

在日本奈良街头,鹿不怕人,相反,我倒有点怕它。

王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要是细细考究起来,不完全是《水浒传》里描写的那样一个人。

宋人蔡绦在他的笔记《铁围山丛谈》(卷一)里,提到了他。“当宝元、康定(1041年)之时……会山东有王伦者焱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这和《宋史》(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1120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遭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应该不是一回事,因为两者之间,至少相隔70多年。但到了文学家手里,这时间差便不存在了。于是,在蔡绦眼里“转战千余里”的王伦,就成了施耐庵、罗贯中笔下的心胸狭窄的白衣秀士了。

但蔡绦记载的可信程度,自不弱于正史。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据《宋史·蔡京传》,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领三省,至是四当国,时年78岁,“目昏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这就是说,蔡京的内阁长官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蔡绦承担的。因此,他笔下对于王伦的评述,当是依据官方正式文本而来,其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由此而知,一,王伦和宋江都是从山东地区,揭竿而起,啸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起义农民队伍。但王伦规模大,转战千里,一直打到淮南,声势很大;宋江规模小,最远进入海州,即今之鲁苏接壤处。二,两人的结局虽不一样,王伦被捕杀,宋江被招安,但他们起事后的作战方式、进攻策略、设立根据地、完善集团内部体制方面,基本上相类似。

因此,说王伦是一位先行者,不算过分。而宋江,不过是将他未尽的事业,再付诸实施一次罢了。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中的这种传承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同宋代的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让、黄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所以,王伦是宋江精神上的导师,实际构成前仆后继的关系,大概比较贴合的。

但《水浒传》成书以后,那位先行者,便化为最早在梁山泊里落草为寇的首领,也就是绰号为白衣秀士的王伦了。

从小旋风柴进的口中,我们知道白衣秀士王伦,和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还包括旱地忽律朱贵,大概比较早地就在梁山泊里,建立了农民革命根据地。“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从朱贵对林冲所说:“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汉经过,必教小弟相待。”以这两人的言语考量,一是敢于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够礼送过路英雄好汉,看来王伦并非拒贤妒能之辈。作为头领,井井有条地维持山寨的正常运转,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王伦面对林冲入伙这样一个棘手问题时,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我以为这是正常的反应,但从此开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这样一个狭隘偏窄、排斥异己、自以为是、无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伦的致命伤,所以,当林冲水寨大并火时,双眉剔起,两眼圆睁,也是抓住他的这个其实算不得什么弱点的弱点:“量你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

每次读《水浒传》,至此,常常放下书来,惶惑不解。梁山泊不是翰林院,不及第或者落第,胸中有没有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套用《水浒传》人物的习惯用语,用得着扯这个“鸟”淡嘛?王伦自己这样自卑地看,林冲和别人也这样轻蔑地看,这是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弱点了,喜欢给活生生的人,系上许多不必要的扣,扣上了,再也解不开。你都造反了,你都不买宋家赵姓皇帝的账了,你已经不是他们的臣民了,还按他们的什么规矩行事呢?

这就和文坛上一些人,写了作品以后,一定想方设法,要请别人叫好,是属于同样的灵魂上解不开的扣。创作是自己的事,无须他人置喙,写得好或不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哪个作家心里,都是明镜似的。一定要把书送过去,书里还夹有一个信封,信封里还夹有一张或两张花花绿绿的纸。其实,你自己有把尺子,又何必多余再找把尺子呢?你写了,就不必在意别人说好,或者说不好。何况,说好,难道就真好吗?说不好,当真会天塌地陷吗?

由于这样的扣,王伦的行情,从来没有被看好过,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包括现在,都抓住他的这个不及第秀才,从心底里鄙视他。我已记不得从哪部稗史演义上看来的了,要是武松不干掉西门庆和蒋门神,梁山泊有这两扇门的话,就万无一失了。连这两个恶霸,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好汉,我可真替王伦十分地抱屈了。平心而论,说他是一位有识有见的英雄,不算过分。

且让我们来为他评功摆好一番:

第一,他比晁盖、宋江“革命”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义旗,资历,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也是本钱;第二,他不是像晁盖、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的被迫“革命”,而“因鸟气”,这个不第秀才,才愤而上山造反,属主动“革命”;第三,要不是他选择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来也不可能使晁盖、宋江这帮农民起义者,立足于此,跟朝廷对抗,成就一番事业。溯本追源,王伦选择西逼都城开封,东临河海之滨,南向江淮鱼米之乡,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这样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不能不承认他有相当了不起的战略眼光,这是王伦最主要的功绩。

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是个鼠肚鸡肠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们光看到林冲上山入伙时,他被王伦千方百计刁难的一面,并没有注意到最后实际上将他收留下来的一面。先礼送,后考验,再留用,作为王伦对入伙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关门主义是两回事。在根据地初建,人单力薄的情况下,对来者保持必要的警惕,我想,说不上是缺点。

同样,当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来,这位白衣秀士又把对待林冲的三部曲,重新实施一次的时候,第一步骤还未完成,豹子头就把刀拔出来,将王伦结果了。看来,不分青红皂白,“得出手时就出手”,似乎不应提倡。

当代中国,出现过多少冤假错案,因而有多少需要落实政策,予以平反昭雪的人员,谁也统计不出一个准确数。虽然,每次运动,都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尽管这样,偏差仍然是大量的。很大程度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就是倡导这种“得出手时就出手”的整了再说的结果。李逵在江州劫法场时,抡起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见人就杀,痛快有了,但却制造出多少无辜的痛苦呀!可把话说回来,既然“得出手时就出手”,那么林冲在被高俅、陆谦、董超、薛霸折磨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却并未见他有这等立竿见影的迅捷反应,多少次该出手的时机,却缩手了呢!

说到底,林冲这一次在山寨水亭的“得出手时且出手”,向王伦心窝里的一刀,实际是一次小小的宫廷政变,林冲演了一次“苦迭打”的主角而已。

从此,王伦成了没气量、难容人、小心眼、无水平、不贤而嫉贤、无能而妒能的文学上典型人物。若是林冲在拔出刀之前,扪心自问,连你这样一位开封城里,80万禁军的教头,也让实在敌不过的王伦,半夜里从梦中吓醒过来,而不敢收留。现在,山寨里哗啦啦一来七八条好汉,有文有武,荷枪实弹,皆是杀人亡命,无所忌惮之辈,他能接受得了?

山头主义,从来是农民“革命”军缺乏全局观念的产物,王伦对这些强大许多倍的来客,拒绝接纳,不能不说是正常反应。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来了这一伙大摇大摆的客人,他不会张开膀臂,热烈欢迎的。他不是共产党,他没有马列主义,他是小本经营的店老板,因此,他不可能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连一个让其认识形势,待其思想转变,然后使其拱手让位的时间,也不给予王伦,喀嚓一声,搠倒在亭上了。

林冲被高俅逼得无路可走,由风雪草料场逃命出来,投奔梁山泊,图一个避难躲身之处,倒真是万不得已,才落草为寇。至于他个人,手刎王伦,出了那口鸟气,把别人捧上交椅之后,从此在梁山泊便没什么戏好唱了,也可证明他绝无任何篡政夺权的野心。但晁盖、吴用、公孙胜,人多势重,胸怀叵测,一上山,马上看出山寨的分裂因素,马上私底下联络林冲,马上开小会决定应急措施,表明了未必不想促使林冲与王伦之间,发生有利于他们的变化。结果,当王伦摆下酒宴,捧出银两,要礼送这伙劫了生辰纲的好汉出境时,逼得林冲火并。几个人假作姿态的拉架,不过走走形式,于是,以王伦的鲜血,改写梁山泊一页新的历史。

如果王伦有容人之量,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多多益善的主张,只要来到水泊,无不双手欢迎。为了革命大业,你行,你坐头把交椅,我不行,我甘居其后。不摆老资格,不搞一言堂,我想他绝不至于身首异处的。但他做不到这份宽容,就只好悲剧性地被革命抛弃。西方学者房龙说,宽容是一种奢侈。我看未必尽然,应该说,宽容,是一种有足够信心的表现。王伦的毛病,就是囿于自己文不及格、武不如人的弱势心理,产生出由自卑而畏缩、由隔膜而猜疑、由排斥而拒绝、由防备而敌对等等一系列的,从思想到行动的决策错误。《水浒传》作者在王伦被杀以后,引用了一句“古人云”、“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无道理的。

能宽容者,多为强者,而不够宽容的人,十之八九,在个人才智和总体实力方面,存在着某些虚弱的成分。唯其虚弱,才有嫉畏,才有计较,才有排挤,才有不共戴天的偏激和狭隘。谓予不信,看看时下那些标榜“众人皆浊,唯吾独清,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文坛尊神们,便知端的。现在,这些尊神们,都患了眼高手低,难以为继,不妨名曰文学肠梗阻的病,已经连个屎撅也拉不出来了,憋得五计六受,才有那张好像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丧门神似的脸。

偶尔使出吃奶的劲,挤出一粒半粒羊屎蛋,也是掷地无声。正是这种创作实力的衰微状态,才使他们总在那里咬牙切齿,坐卧不安的。过去还能从洋人那里捣腾一点东西,来唬弄劳苦大众,如今,海禁大开,他们会玩的那一套,外文水平较好的后生们,玩得甚至更溜。况且,外国文学走过来的路,在我们20多年的文学历程中,差不多也演示过了。老实说,此等讨便宜的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上帝不会把笑脸老朝着你。

即使学有所成,力能扛鼎,独步文坛,名震宇内,也用不着对侪辈虎视眈眈。我不禁想起《水浒传》描写的那个时代,北宋的苏东坡,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欧阳修给梅圣俞写了封信:“取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表现出一位前辈作家,对于后来新进作家的提掖扶持之心,宁可自己闪到一旁,也要使后来者得以飞腾,这是一种何等博大的心胸?当苏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见朱弁《曲洧见闻》)

从这里,我们看到欧阳修的宽容,不像如今某些作家嫉妒眼红,排斥相轻,只许自己好,不能容忍别人好。也看到欧阳修的胸襟,不像时下个别文人被冷落,被忘却,不在排行榜上,不被人捧人吹,而大动肝火,咆哮不止。同样,苏东坡在对待比他年轻的同行时,也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宋代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一书写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邵博的《闻见录》里,记叙了一则苏轼的故事:“鲁直以晃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晃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不得已耳。晃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从这里,我们看到苏东坡对于后辈的成长,是怎样的体贴和关心了。

只有这样,才是文人的正道吧?但像王伦这类资历浅、学问少、本领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缘薄、名望逊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乏见的,哪怕稍稍胜似他一点的朋辈,也是不肯相容,极不乐意出现在自己视野中。官场如此,文场何尝不如此,那些东张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说了归齐,在于实力不济耳!统观海内,凡闲话说得多的人,文章写好者少。

如果研究一下《水浒传》里的宋江,也许就更有启发了。他,个子不高,谈不到魁伟峥嵘,面皮很黑,说不上风流蕴藉,会一点刀枪棍棒,但很二五眼,有一点墨水,也就是衙门文书之类,论计谋不如军师吴用,论武艺在山寨里甚至敌不过女将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论力气比不上打虎的行者武松,论仪表,哪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对手,论肤色,这黑三郎也不能与浪里白条张顺相比,至于偷鸡摸狗也没有鼓上蚤时迁那两下子。而后来,他被众头领尊让于忠义堂上的第一把交椅,就因为他善于团结,善于容人,善于谦让,善于选贤与能。江湖人称他为及时雨,正说明他是多么地被人所需要、所期盼,这才形成水泊梁山百川归海的兴旺局面。

不兼收并蓄,无以成大家。海,所以伟大,因为它能容纳一切。拒绝宽容的偏狭心态,最起码也是一种心灵软弱的表现。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时的严格,移到自己身上,把要求自己时的宽松,用到别人那里,也许会少却许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纷扰。

因此,《水浒传》里的宋江和王伦,倒不失为我们做人作文的参照系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