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第一次读到的白先勇先生的作品，那是一篇题名叫做《永远的尹雪艳》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总能保持自己绰约风姿的女子。他用了“永远”这个词来形容她，真亏他想得出来。这个词儿，不但新鲜，而且具有一种语言的质感，是很令人击节赞赏的。
如果，学究气地咬文嚼字的话，做一回“寻章摘句老雕虫”，这“永远”后面不缀上什么，就和一个名字连在一起，构成句子，似乎有些言不尽意。若是一位村塾里的冬烘老先生，肯定会拿起红笔，在“永远”之后，加上什么“不变”呀，“青春”呀，“充满魅力”呀，才觉得合乎语法的。其实谬矣，形成方块字的汉语言，是有其逸出常规的张力，能够涵盖字面之外意思的。添上这些零碎，固然不多，但凡夫俗子，三尺蒙童，谁不会呢？也就无甚奇处。相反，白先生单用了这个“永远”而芟除其它枝蔓，就不能不佩服大手笔的豪气。
“永远”的尹雪艳，其实难以掩饰喧嚣背后的寂寥，盛世过去的没落。那种支撑着的快乐场面，伴随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直到帷幕降下，灯光渐暗时终曲的响起，谁都从小说中看出，对这位美丽的女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在吉隆坡最大的清真寺。
“永远”，只是人们的一个心愿、向往，然而，这世上哪有“永远”呢？
这位尹小姐不论怎样风流绝代、倾国倾城，总有人老珠黄、门前冷落的一天，谁也逃脱不了宇宙万物新陈代谢的法则，这是绝对严峻的，不会因为谁的牌子大、资格老，或者爱发脾气而有例外的法则，因此，说到底，其实没有“永远”。
这位声噪一时、艳绝一方的名媛，很可能领一代之风骚，创不凡之仪态，为万千人所睹仰，令多少围着她屁股后头转的洋场荡子魂牵梦萦。可最终，她会老的，会有老到用再厚的脂粉，也遮不住脸上皱纹，老到皮衰肉弛，狗窦大开，吃什么都不香的一天。于是，不可能“永远”的她，只有躲到台北士林区或者忠孝路的一幢小楼里，挂着厚厚的窗帘，用昏花的老眼，从那些陈年的照相簿里，寻找她昔日的梦了。
美人迟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仅仅是生理现象，也是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社会不能停滞不前，需要前进，于是，新人辈出，增添生气；功成身退，颐养天年，老的面孔被新的面孔代替，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样，人生有点像舞台似的，一拨儿上来，一拨儿下去，生旦净末，出将入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概便是所谓的新陈代谢了。有一年，我看过一位著名的角儿，演《贵妃醉酒》。可年岁实在不饶人啊！腰弯不下去，腿劈不开来，身上那么多的脂肪，脸上那么多的皱纹，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头面和粉装都被汗污了。一场下来，演的人难受，看的人也不见得好受。角儿虽名，但“廉颇老矣”，已经“一饭三遗矢”了，怎么也不是当年了。所以，不可能有永远挂头牌的主角，当然更不可能有自己永远当祖师爷，后人永远当孙子的道理。
说到这里，还真得提一下最有魅力和最负盛名的影星葛丽泰·嘉宝，她那冷艳的形象，至今还完整地留在观众心里。可她在艺术创作的盛年期，就退出了艺术界，悄然隐退在纽约。从此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把她创造的电影天地，留给后一代年轻的演员去驰骋，去拓展，这种艺术家的胸襟，实在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如果她退而不休，身在纽约，心仍在好莱坞，身隐而心不隐，还有在水银灯下露脸亮相的强烈愿望，还对后来者，那些年轻女演员一百个看不上的话，恐怕大家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尊敬她，怀念她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描绘。若是前浪一个劲地要“永远”的话，那后浪就该无以为继了。
兵马俑刚出土不久，我有幸去参观过的。那当然是再古老不过的国宝了，但挖出来后，那灰不溜秋的样子，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秦帝国鲸吞六国时，那兵阵的威严声势和夺目光彩了。同样，有一位友人，从泰山下来，赠我一方三叶虫化石的砚台，珍玩之余，不禁感叹：这种在寒武纪和二叠纪很风光了一阵的原始动物，如今，看它蛰伏在岩石里那形存实亡的样子，怎么也想象不出当时在海洋里不可一世的情状。岁月无情，过去的光辉，终究是属于过去的了。除了九斤老太，坐在谷场上，留恋那根大清国的辫子，痛心疾首一代不如一代外，一般人还是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雏凤清于老凤声”，“后来居上”，不大赞成对年轻人总是摇头的绝户思想。
孔夫子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圣人对于这种人世更迭之快，前驱后续之疾，也是感慨系之的。但他并不颓丧，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勉励他们自强不息，坚持不懈，把握现在，不断进取。毛主席在《咏雪》一词中，用“俱往矣”三字，一笔带过了列朝列代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其用意也是为了突出他的“还看今朝”的气概。他的“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论断，表明了这位革命家有着多么宽阔的胸怀，他是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也就是青年人身上的。
说到这里，言归正传，文学的嬗变和文学家的更新，恐怕也难逃新陈代谢这一法则的。评论界的老祖宗，远在一千多年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有讲述变通之道的章节，可见没有“永远”，是古今同理的认识。
我也很惊讶地看到近年来的一些评论家，动辄把“传世”、“不朽”的桂冠，加冕在他喜欢的，推崇的，或需要巴结的，或可以攀附的作家头上。这样做，是不是太超前了一些？至于当代一些健在的作家，他（她）们的作品能否传世，得由后代人来评定。正如现在我们大谈曹雪芹《红楼梦》的不朽，但与这位大师同时的脂砚斋，并没有宣布芹溪不朽，甚至连没预测一下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不像现在某些人那样大言不惭。
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永远”，而不愿“短暂”，“转瞬即逝”，这是可以理解的。若被吹鼓手的“永远”，弄得浑浑然、噩噩然的话，不但对作家不利，容易固步自封；对文坛也不利，已经“永远”了，还要有什么“进步”呢？
所以，文学繁荣之道，就得像源头活水一样，要不停地注入新的因素，第一要有新人，第二要有新的文学观念。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他胸臆中充满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惶惑。这惶惑里，自然也有对于六朝文体的缺少变化、逐步死亡的嗟叹。连那个声色犬马的隋炀帝，也敢对杨素吹牛：“我不但做皇帝是一流的，写文章也是海内独步！”可见当时只知玩弄词藻，不知变化的文风，已经僵死到何等程度？
变化是文学的生命线，前驱者以他丰富的经验，发扬人梯精神，后进者血气方刚，有初生牛犊之勇，穷则变，变则通，这样才能繁荣起来。至于年轻人不那么成熟，正如刚上场的运动员，犯个规什么的，不必马上亮黄牌，或罚出场外，我是赞成宽容一点的。偶有瑕疵，无须横加指责，即或失误，不必因噎废食。老是愣愣着眼睛挑错，老是用戒尺打手心的话，会让人无所适从的。
文学的希望和未来，总是寄托在年轻一代作家身上的，这是势所必然。还应该看到，锐意求新的蓬勃朝气；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强项，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走到文学舞台的中心，被聚光灯照亮着，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当初，我们这一代的佼佼者，和比我们更长一代的佼佼者，不同样在脚灯前面，被读者喝过彩嘛。
老实讲，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80年代中叶的文学试验，是现在这些驰骋文坛的年轻人推动起来的。现在探讨它的成功或是失败，做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其影响文学潮流，促进文学变化这一点上，是有目共睹的。那时我在编一本后来被停掉的选刊，对他（她）们的试验，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但我也不无遗憾，与我同龄的50年代作家，有些人在这场文学试验中，其活跃程度要逊色多了。
回过头去看70年代末，新时期文学的肇始那阵纸贵洛阳的高潮，才过去几年啊？创作心态就有这样明显的衰退，不也说明了在文学领域里，没有“永远”这个论点么？
清人赵翼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明了即使在文学上非常有成就的作家，也只是在一个相对的时代里产生影响，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不可能“永远”。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不幸唐代只有李白的话，那唐诗也就十分凄凉了。因此，不论是一代文宗、词墨领袖、顶尖才子、流派大师，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也不过是滚滚流逝的长河里，匆匆过客罢了。至于那些文坛篾片、小瘪三之流，连过客都算不上，只是浮在水面上的腥乎乎的令人掩鼻的泡沫而已。
没有“永远”，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个人都有退出舞台的一天，这就是历史的严峻事实。
正因为没有“永远”，自己便有无尽的追求，后人才有超越的可能。如果因为李白是大师，李贺、李商隐在艺术创造的路径上，也沿续李白的足迹前进，大概也就不成其为李贺、李商隐了。惟其不师承李白的“永远”，或者，如毕加索所说，必须要在艺术上杀死自己的父亲那样，才有“西关酸风射眸子”的李贺，才有“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李商隐吧？
没有“永远”，这大概是写出过一些作品的人，最需要的清醒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