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正在成都东北边一个叫石板滩的地方，整编集训国民党投降部队时，接到一纸调令。调令要他立即启程回成都军部接受指示，到北京去外交部报到，之后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某国大使馆武官。
朱向璃及护送他回成都军部的一个加强班，途经龙潭寺乡时，被数千叛乱分子武装拦截，遭到惨无人道的开膛剖肚、凌迟杀戮，史称“龙潭寺惨案”。惨案发生在1950年2月5日，距蒋介石从成都凤凰机场（亦有新津机场之说）飞去台岛不到两个月，距成都解放仅39天。
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剿匪战斗正式打响；自此，平叛与剿匪这对硬词，浩大而血腥地嵌进了中国历史书写，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成都平原上，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为腹心，龙泉、龙潭寺、西河、黄土、三岔、石盘、贾家等乡镇为依托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
刘惠安是民国洛带的末代镇长，也是共和国洛带的首任镇长。《龙泉驿区志》载：刘惠安两度兼任金堂、简阳、华阳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民国政府军队路过洛带甑子场，未经他许可，不准进街。
我生在成都平原西边的灌县（今都江堰），后来随母去了大巴山中的万源，再后来又移居到成都平原东边的龙泉驿。以上史实，就是我移居到龙泉驿后知道的。
洛带镇隶属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潭寺亦与龙泉驿接壤。即或这样，我也是移居到龙泉驿七八年后才知道的。具体说来，我是看了《成都市志》、《龙泉驿区志》、《简阳县志》、《用鲜血建立和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简阳平息“三·三暴乱”追述》（载简阳市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简阳市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简报》）、《龙泉剿匪记》（傅全章撰写，中共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等资料，以及在写作《花蕊中的古驿》、编选《龙泉驿民间文学故事365》等人文地理图书，编剧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改编自刘晓双同名长篇小说）过程中，才逐渐知道的。
我知道，大多数龙泉驿人，更大多数成都平原人，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国人，以及异邦的同类呢？
他们不知道，不是他们不想知道，而是文字、声像和一季一季涌至的时间落叶，覆盖了最初的非时间落叶。记忆在覆盖中探出头来，朝令夕改，又像万花筒：它是个人的记忆式态，也是集体的记忆肖像。不可靠，是记忆的最大特征。同一件事，只消过去三五年，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记忆。
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实，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
对此，我感到落寞、悲凉和无语。多年来，我一直深怀着这样的感觉。
仅仅是为这种感觉找到出口，仅仅是为排遣这种感觉，我竟自有了试图从时间落叶中拽出那段历史、还原那宗事件的念头和劲头。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就是不关心一切，也应当去关心碰巧出现在身边的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的漫天尘埃中消弭得无影无踪的小人物。况且，抽丝剥茧，拨雾见日，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与道德使然。
说了这多的“知道”，可是，我真的“知道”吗--60年前的那些往事？我如果“知道”，为什么迟迟动不了笔？显然，对于“拽出”和“还原”，我是一个“不知道的人”。很多时候，“知道”就是“不知道”，其后果，更是对肤浅与轻狂的诘责与惩罚。
小说需要细节与写点，前者是小说的“小”，后者是小说的“说”。这些，我还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的，不充分、不理想--它们还不能说服我，更不能说服读者。
我不愿意在想象中寻找。我不愿意寻找到的东西，不接“地气”、不带“人味”。
我一直在刨食，岷山，巴山，现在到了龙泉山，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存在一处，不刨食的地方，饭，张嘴就来，水，呼气即至，不见一丝丝柴禾却周身尽暖，纸是包不住火的，没关系，包不住就包不住吧，把这地方端进书中，会不会，刨刨书，满纸都是麦浪、稻香？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即或虚构一个小镇、一处气场，也有欢乐的惊慌。
这首《甑子场》，是多年闲来无事游移无助日子，对我唯一的馈赠。
终于在残黄的史海中捞出了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的一段讲述文字：
“朱向璃被害史称‘龙潭寺惨案’，领头者就是当日上午围攻公安干部的乌杰。此事缘由还得从头一天说起，龙潭寺一个中年妇女到成都市区公安十三处报案，说她的女儿被当地恶霸徐银生抢走并囚禁在其家中。徐银生又伙同另一个头目巫杰找上门来，将与她女婿黄德兴同住一室的居民高云打死，黄亦被打伤，因装死才幸免于难。2月5日清晨，公安分处派出几名公安人员前往龙潭寺调查此案，并打算解救被囚禁的黄妻。不料，遭到乌杰等煽动的百余名叛匪围攻……”
老实说，我对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记忆中的“2月5日清晨”，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我一点不怀疑他记忆中那个“中年妇女”的女儿。
正是这段讲叙文字中的“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让我找到了小说的“小”和小说的“说”。
“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生发了这个小说又救了这个小说的命！
“她”就是小说的第一主角扣儿。有了扣儿，也就有了“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我把“龙潭寺”和“洛带”揉在一起，虚构了一个镇名“龙洛”；我把“龙潭寺惨案”故事植入龙洛，把“三三叛乱”故事及洛带场景叠合在甑子场；将洛带镇长刘惠安作为安的原型，龙潭寺叛乱头目乌杰作为乌的原型，军统成都特务头子李才干作为菜的原型，国民党残匪马力作为马的原型……我就做了这些活儿。
对于我做的活儿，诗人作家席永君评价说：“美国人以胶卷镜像还原历史，凸凹以小说文本创造历史。这是一种绝妙的互文关照。”
席永君先生提到的美国人，是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o迈当斯（CarlMydans，1907－2004）。卡尔o迈当斯1941年夏天沿成渝公路，从重庆到成都途经并逗留龙泉驿期间，拍了百余幅龙泉镇、洛带镇甑子场照片--本书采用的正是这些照片。感谢卡尔o迈当斯为我们拍摄了这些精美、珍稀的照片！
这是一本历史小说还是当代小说？爱情小说还是战争小说？玄疑侦探小说还是诗性寓言小说？跨文本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新写实派小说还是魔幻现实派小说？爱恨情仇还是政治幻觉？乡村叙事还是城镇物语？史诗呈现还是底层书写？……
所有的好小说都是无法归类的。但愿此论是对这本小说的量身定做。
这本小说取过很多名字：《平叛1950》《变天》《桃花与罂粟》《一变再变》《一九五○年的爱情》《桃花1950》《唇上的天气》《第一枪》《叛乱》《枪》《天气》《桃色》《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完后发问，怎么可以这样写“平叛”这类重大事件和严肃题材呢，怎么可以这样叙述一个小镇的传奇故事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于小说/艺术创作/创造而言。
是啊我就这样写了。所幸，还发现了“理想的读者”。
写这个《后记》时，掐指一算，我移居龙泉驿、回归成都平原，已整整二十个年头。
这本书也许什么都不是，但对我来说，它的确是一条活过来的脐带。有了这条脐带，我与龙泉驿、与都江堰、与成都平原，才算真正粘连在一起了。
窗外阳光顺畅，山上桃花丁当，扣儿婆婆洛带晒太阳，马儿跑哇汽车唱，土著爹哇客家娘，扣儿婆婆笑笑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