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污染的叙事主体
——影视艺术的叙事伦理与社会核心价值
曲春景
一影视生态的价值失衡与文化失控
领军“社会想象”的影视作品，已大面积被资本市场收编。商业话语及价值多元裹携着诸多影视作品的生产。当下的电影文本已没有精神价值的栖身之地。特别是受市场导向的制约，呈现在影视文本中的各种叙事活动，如结构安排、矛盾冲突设置、人物塑造、悬念构制等，其叙事目的均以获取票房和收视率为主。“利润”不仅是制片和编导创作故事的目的，而且故事内的主人公同样把“利润”的多寡作为人生成功与失败的唯一目标。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影片内外所有人的行为目的。近年比较走红的一些影视产品，如《疯狂的赛车》、《千金归来》、《无人区》、《神偷牛二》等，人物心理自私阴暗，欲望描写极度夸张。“淫”和“盗”成为一些作品的吸金手段和表达对象。此类影像询唤着观众的主体意识，强化着人们对社会可见与不可见性起规范作用的“资本”至上的心理认同机制。
在以各种影像及网络视频为主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知识已不再来自直接经验，而是以影像传播的各种信息理解世界，并建构自己与现实世界的想象关系。这些经过栏目编导和电影导演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之后向人们呈现的“拟态环境”，成为观众定位自己生活原则和价值认同的现实本身。正是影像的这种构成方式成为人们想象当下现实的心理资源。从精神层面上说，“荧屏不仅仅是用来给我们放映图像的媒介，而且是我们投射我们自己对他者的恐惧、幻想、渴望的屏幕，而我们的认同则是相对于他们界定并建构的”。因此，当前我国银幕和荧屏建构的毫无底线的拜金理念和资本至上的心理认同机制，与凝聚社会人心的基本道德与核心价值是完全相悖的。
任何社会群体均是依赖文化认同建构起来的“想象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具有广泛实践性的价值观，如廉洁、正义、诚信、勇敢等，以及在我国实践经验中曾形成过的集体价值、利他精神等，均延续在民间集体记忆的深处。这些曾经内化为人们日常行动中想象自己与现实关系的潜在尺度，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过良好的民风。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主流电影和电视栏目均以张扬个人价值、个人欲望为目的，并且以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姿态摧毁着传统话语和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基本价值观。
当前，我国铺天盖地的影像语言仍然停留和沉浸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文化语境中，人们置身于以“个人”、“欲望”、“小我”及“财富”等为主要价值的文化氛围中，没有任何一种观念或哪种话语能超越异质化的个体之上而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尤其让人不安的是，大批影像物语，特别是无孔不入的广告，更以等级意识、阶层区分和炫富心理为基础组织镜头语言和文本结构。影像中的事物，显示的不再是它本身的功能作用，而是商品拥有者尊贵的身份地位。“它们不再指认这个世界，而是指认拥有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现代媒体把商品拜物教溶化在各类不同的影像文本中，并把这些影像变成与实际生活难分彼此的新的想象模式，以此影响和塑造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
我国当下这种把商业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价值的影像镜语，与文明社会或传统社会的价值诉求，均形成过分对立和悖谬的状态。正是这种对立和悖谬导致了社会文化的大面积失范，并造成目前社会道德严重失控与核心价值极度失衡的乱象。对此，我们不能不反思电影电视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三十年前，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曾经把今天这种价值多元的文化现实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为了彻底打破思想文化专制，摧毁过度政治化对私人空间的吞没，不遗余力地张扬个性和批判集体价值对个人价值的践踏，文化界曾义无反顾地颠覆一切终极价值，摧毁真理的唯一性，推崇多元理念的进步性和个人价值的优先性。在新启蒙运动这些话语的影响下，电影、电视、小说等叙事作品，纷纷从大叙事转向个人叙事，以标榜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为荣。多元价值共存的社会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导演、艺术家共同追求的理想。
三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颠倒性逆转。个人价值、个人利益在社会现实领域里成了肆无忌惮、到处横行的旗帜。影视作品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均把物质利益及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以影视文化带动的社会语境，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过分崇尚物欲的拜金主义。这里，应该有我们对新启蒙话语的深刻反省，当然，更有主流意识形态单纯GDP倾向导致一切向钱看所带来的问题。但关键是，我国影视理论与批评界对这种影视制作现象大都沉默，虽有少数或批评或赞扬的，但多数不置可否。
这种沉默呈现出影视理论及批评家自己在精神层面上的矛盾和犹豫。也难怪，今天已没有了八十年代的共识，谁能给出一个大家都愿意推崇、愿意追随、愿意以此规范自己行为的价值标准呢？谁能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从后现代的多元与破碎状况中走出来呢？面对当下如此沉沦和腐败的文化生活，我们能否相信自己还有力量去穿越它，去寻觅深埋在废墟深处的那条向往光明的幽径？人类理性是否还值得我们去如此信赖？精神信念上能否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并且还要求编剧和导演有力量去把它呈现出来？谁还愿意为影视艺术的良性发展构筑有利的话语环境？
由于多元而虚无的思想到处蔓延，影视创作被笼罩在无所顾忌而又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之中。在影视创作实践中，叙事主体的个体“认同”成了最大的难题。换句话说，导演的个体认同以及影视作品中主人公的个体认同，均成了最大的创作难题。价值多元与价值虚无是该难题的一体两面。这里，历史整体性及各种大叙事均已受到空前质疑。在集体价值、历史价值及超验维度被调侃和消解之后的影视创作中，个人欲望被推向极端；而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意义、利他精神已经在最基本的创作语境中消失殆尽。正如一位思想家所说：“在这个相对主义时代里，当一切宏大叙事、伟大理想、神圣信念都受到质疑之后，我们如何获得判断和表达的统一性？如何获得行动的确定性？我们如何对事物的判断原则达成共识？我们还能坚持什么？”
影视创作和影视市场失去了应有的节制和自控能力。一批活跃在影视艺术领域里的叙述主体、编导及各类艺术的创作者，不再具有为社会文化提供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影视创作界出现了比晚期资本主义更加拜金的思维逻辑。而且，整个艺术界的情况都是如此。正如一位美术理论家所言：“目前的美术评论可以说是多元，也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价值评判或价值标准及尺度，各唱各的调，谁出的钱多就捧谁……这就造成了艺术价值标准严重的扭曲。”
当然，这不仅仅是影视艺术领域遭遇到的精神文化现象。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后现代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困境。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知识界对“多元”价值的推崇和追求并没有给现代世界带来理想中的社会格局和精神氛围，反而使我们丧失了表达的确定性和判断的统一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统一性并不是让人们返回到“一元论”的专断之中，更不是期待行政命令的解决；而是指在保持多元及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在保持各部分具体性、复杂性及多样性的前提下，重新讨论如何建构传统与现代在多元对立中的平衡和统一，重新建构具有全局性的有利于美好社会秩序的价值共识，而不是一味在多元名义下追求个人利益、个人欲望的最大化。多元造成的相对主义盛行给世界带来太多的罪恶。因“多元”而无法整合的后现代文化状态，在国际事务中也明显地表现出负面价值：因缺乏共识、缺乏全局性及统一性的价值取向，不同地区的民族争端很难通过对话和谈判进行有效沟通。这种无法整合、无法达成共识的破碎的思想文化状态，九十年代初，我们还认为只是西方人的问题，今天却变成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精神现实。这不仅导致影视创作领域的精神困境，而且这种不能为社会提供价值共识和文化凝聚力的现代影视传媒，覆盖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语境，褒奖着追求个人成功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极端自私和损人利己的行为。而这种毫无公德的损人利己行为在商品领域里制造着众多有害物品，使人们最日常的生活消费都陷落在没有安全感的危机之中。没有哪个时代让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如此不安全。这种文化语境使“贪欲”借助个人价值最大化得以横行，严重腐蚀和危害着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底线。
对于我国影视创作界出现的价值迷惘和精神困境，影视理论界也有人给出相关的解决方案：“主流电影，应当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故事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不应当成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入证，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文化传统的经典内容，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一、中西融会的文化取向。”但是，怎样合一，如何对接？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怎样在尊重个体、尊重差异、保持多元的基础上合一？如何达成对超越个体“小我”之上的全局性价值观的共同认可和推崇呢？那条幽深的心路小径在哪儿，怎么走？这些才是难题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是影视创作和理论批评界要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难题，是全球化发展中不同民族都正在遭遇到的共同问题。
二对精神困境的叙事学转向
面对当下这种破碎的精神文化状态，众多哲学家、思想家把重新整合人文价值的目光转向叙事，转向电影、电视、小说等叙事作品。他们把叙事艺术作为后哲学时代解决精神困境的有效方法。
要重新建构具有全局性的价值世界，既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对民主、多元的认同，又要面对这种多元价值、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探讨重建人类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可能性；并且要继续展开对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和人类美好生活的筹划等诸问题的思考。对此，相当多的哲学家、思想家认为，抽象的形而上学已经死去，只有具体的“叙事”作品能完成对人类整体秩序与人文价值的拯救。保罗利科指出，叙述过程所带来的秩序和统一性、连续性，实际上是价值世界的基础。罗兰·巴特认为：故事是我们理解世界、理解事物的主要方式。理查德·罗蒂认为：在故事出示的各种生活状态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有可能犯下的诸种错误。利奥塔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把人类知识分为两类，自然知识与叙事知识，而叙事知识是构成社会文明的基础。詹明信认为，“能够传达历史真相过程的不是哲学，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文学试验，是基于‘再现的不可能性’的再现的努力”。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均把价值整合的出路交给了叙事，交给了编剧、导演及小说家们所创作的故事。
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会有疑问，故事讲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能拯救核心价值的失衡和伦理价值的堕落吗？
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在日常生活及家庭内部，包含着对社会价值的判断体系：“‘私人的’与‘公共的’除了在日常的想象之外，二者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如果物明显成为家庭内部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发现它所包含的意义只有在社会所限定的一致性和流动性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进一步说，社会价值的裁决体系也始终内含在家庭内部的秩序之中，私人的关系隐藏了一种对于公共裁决的深刻认同和接受。”
梅洛·庞蒂告诉人们，意识对身体有着绝对的依赖，我们对事物最为真实的感受不是“我思”，而是“我看”。“看”建构了我们与世界的必然联系。
阿多诺是一位对非同一性毫不妥协的辩护者，但是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也把拯救精神之维的理想交给了审美艺术。他认为艺术是精神的具体化，特别是叙事艺术，作为和谐生活的预演，起着某种乌托邦作用。艺术是感性的，其表象本身即表明了与客观生活的亲近，而不像哲学那样千方百计地用概念去把握非概念的东西。“只有艺术能够提供把令人苦恼的社会整体性重新引导到和谐的道路上去的前景。”
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均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叙事艺术具有真理的感性显现能力。所以他们把对世界和谐的理想，赋予了电影、电视、小说等叙事艺术。他们认为通过对主人公行为的讲述，呈现出他们在社会群体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观众在对主人公行为的认识和理解中，看到善恶美丑的较量，看到丑恶行为对他人以及对自身造成的摧残，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
与这些哲学家相呼应的还有一批伦理学家。美国杜克大学的教授麦金太尔、哈弗罗斯是两位在当代西方社会伦理学界名满天下的学术泰斗。他们和很多当代哲学家一样，看到没有标准和底线的多元观所造成的道德世界的破碎，看到二十一世纪人类在伦理价值上的迷茫。“在哈弗罗斯看来，现代人常怀着道德上的迷茫感，这不是因为人们缺乏道德的指导，而是太多了，就像麦金太尔说的，人们所拥有的只是破碎的概念框架，争夺人们的忠诚。也就是说，人们虽然面临多元处境，但这是一种坏的多元处境。这样的后果相当危险，生活在道德破碎的世界中常常使人处于暴力的边缘，因为没有什么道德论证本身能够解决道德冲突。”
哈佛伦斯认为，故事的叙事性表明，它是用可理解的方式把事件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形式。
麦金太尔在他的《德性之后》中讲道：“人在他的虚构中，也在他的行为和实践中，本质上都是一个说故事的动物。”
电影、电视剧都是叙事艺术，讲的都是故事。从叙事艺术的本源意义上讲，它确实具有一种让观看者受益的潜质。故事借助于叙事话语和现代传播的力量，具有把想象造就为现实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