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国民间独立电影节
马然马然，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博士。
序言
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中文名为“季”，其英文名称为BeijingInternationalFilmFestival，缩写为BJIFF）于2011年4月23日开幕并于28日闭幕北京国际电影季（BJIFF）之所以未采用“电影节”的名称，是因为“影季”并非单一的展映活动，包括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北京民族电影展在内的活动都并入影季；而这些“电影节”都属于官方电影展映活动。电影季的闭幕式则与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颁奖式合并举行。可以参考其官网http：//www.bjiff.com/。。对公众而言，北京电影季（以下简称“电影季”）的举办多少来得有些意外，此前各大媒体亦未作特别渲染。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三个被官方认可的国际影展/电影节（其他两个影展分别是长春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新浪中国（sina.com.cn）的娱乐频道中有北京电影季的专门页面，从有关电影季的简介资料修改时间可以看到，除了在2010年11月末的有关简介，在4个月之后才有相关排片表出炉，此时已经是4月20日，距影展开幕仅3天。相关讯息请参考http：//roll.ent.sina.com.cn/s_bjfilm01_all/5/index.shtml（据2011年5月17日网页资料显示）。长春国际电影节于1992年创办，而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3年。，电影季官方声称其筹备工作于短短数月时间内完成，影展不仅有开幕式上红毯的星光灿烂点缀，更邀请到各大国际影展主席出席“电影魅力·北京论坛”。此外，影季亦设有“电影洽商”（BeijingFilmMarketing）这个与其他国际影展的电影市场形成呼应的工业平台，经官方网站报道其成交金额最后高达28亿元人民币（合计约4.29亿美元，引自电影季官方网站），且有若干新电影计划（不乏独立电影导演的新项目）得到创投会奖项……从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再理想不过，尤其对首届举办的国际影展来说，这成绩已算令人满意。
然而，虽并未应邀现身北京国际电影季，独立电影导演应亮基于参与者的多方面观察将其称为“奇怪透顶的电影节”，因为在这个电影季上，展映电影和观众本身（包括参加影展的各位嘉宾）都明显被放在了更加次要的位置：虽则BJIFF的官网上声称，以“北京展映”为名的影片放映部分共有480部“国内外影片”分别在20家签约院线联合放映（虽没有明确的影片单元，从官网告示上看不乏以展映美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当代电影为主题的不同板块），不过吊诡的是，影展门票并不公开发售，而对极其有限的已经取得入场券的观众来说，放映临时取消或改变放映时间地点等等都令观影本身变得异常艰难。首届北京电影季除去粉墨登场的开幕式之外，其管理组织混乱似乎并不令人惊讶，官方意识形态基调与全程渗透的跨国资本的搭配虽令人捉摸不透，却明显成为目前中国官方影展的最大特色。“亚洲电影资讯”（FilmBusinessAsia）的记者StephenCremin在其影展报道中坦言，存在诸多问题的首届北京影展甚至令国内另一主要官方影展，即将在6月迎来第14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比较中处于优势（他特别提到，在北京影展上，上海影展的代表并未被给予发声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因为后者虽则和北京影展一样，其组委会人员均由有关部门和市级领导组成，但至少在其筹备过程中，不少影迷级人物都担任了顾问并负责了选片的工作。
几乎在北京电影季盛大举办的同时，人们得知原定在5月1日开始的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DocumentaryFilmFestivalChina，简称DOChina，下同）被“因故”取消，知情者透露这是应有关部门要求所做出的不得已之举。纪录片交流周的主办方是栗宪庭电影基金（LixiantingFilmFund）和现象工作室（FanhallStudio）。在过去的7年间，“交流周”都在北京东部通州的宋庄小堡村举办；而这个交流周亦是目前中国大陆定期举办、最为活跃的民间独立影展之一。之前提到的应亮，他作为独立电影导演的同时也是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ChongqingIndependentFilmandVideoFestival，简称CIFVF）的策展人，其对电影季这样的官方影展的观察被放在诸如新浪微博这样的公众平台上更为广泛地流通时，得到不少独立导演的呼应。我以为，以应亮为代表的独立电影人和官方在影展操作理念上的差异和争论，也能够进一步帮助论者更加有效而清晰地认识中国独立电影在美学与文本之外在中国社会空间中的自我话语建构和占位策略（strategiesofpositiontaking）。
在这篇以中国民间独立影展为主要内容的论文中，我以“奇怪透顶”的国际电影季为引子，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如果对那些熟悉国际影展文化和中国独立电影的观察者来说，如北京国际电影季这样盛大举办的官方影展是非正常的乃至糟糕而缺乏价值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分析并把握那些在大陆举办的非官方的独立电影展？如果这些民间影展的生存与发展不仅取决于其经济状况，且本质上其存在将会长期被难以预料的有关决定影响着（如夭折了的第八届北京纪录片交流周），那么何以见得这些民间影展较之官方电影节更加“正常”？
当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节研究（filmfestivalstudies）学者利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的“行动者网路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下文简称ANT）和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有关“流动空间”（spaceofflows）以及“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等的社会学概念来从多个角度建构“国际电影节网络”（internationalfilmfestivalnetwork）的相关理论，并在这个构架中讨论国际影展现象及其构成依托马斯·艾尔撒瑟（ThomasElsaesser）关于当代欧洲电影与国际电影节环路的研究，作为文化机制的电影节是在二战之前创立于欧洲（即1932年建立的威尼斯电影节），它“于1940和50年代之间文化、经济和政治上亦走向成熟”，且逐渐走向全球化。艾尔撒瑟进一步解释在“后国家时代”（postnational）“若要把握电影节的重要性，国际电影节必须被看作网络（有结点，流通和交换）”。请参考Elsaesser，Thomas，“FilmFestivalNetworks：TheNewTopographiesofcinemainEurope”，EuropeanCinema：FacetoFacewithHollywood，Amsterdam：AmsterdamUniversityPress，2005。。虽然本论文基本因循着“国际电影节网络”的方法论对民间影展进行观察，我同时也在思考，这种以对欧美主要影展的个案分析为基础展开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是否能够有效地被应用于中国独立影展的生态研究中。我们是否需要引入更具活力和针对性的理论框架来对此进行补充和修正？王淑珍（WangShujen）和祝建华（ZhuJ.H.Jonathan）在对中国盗版网络（piracynetworks）的研究中也使用了拉图尔的ANT理论架构，尽管他们的研究案例并未以电影节研究为核心，其思路与影展研究的学者不谋而合且高度结合影像流通网络的议题，于我的研究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从研究理念上看，首先他们认同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在地化（locality）的讨论中萨斯基亚·莎辛（SaskiaSassen）所提出的应打破“国家—全球二元论”（nationalglobalduality）的主张萨辛认为，全球化“在概念上应当从一种跨国地理的中心性来把握，而这种中心性是由多重连结（multiplelinkages）和策略性的物质基础设施聚合（strategicconcentrationsofmaterialinfrastructure）而构成的”；引自Wang&Zhu，“MappingFilmPiracyinChina”，Theory，Culture&Society，No.20（4），2003。本论文中若未作特别声明，则其中文译文都是作者自己试译。，而倾向于在案例分析（casestudy）中将每一研究场域（site）的不同连结形态（configurationoflinkages）做区别对待和分析。其次，两人认同拉图尔关于ANT中的“网络”（network）就是“对各种装置、铭文、形态与公式之间所达成的互动的一种归纳”的看法101，WangShujen&ZhuJ.H.Jonathan，“mappingFilmPiracyinChina”，Theory，Culture&Society，SAGE，London，ThousandOaksandNewDelhi，Vol.20（4），P.101.，也就是说这种网络必须区别于纯技术意义上的互联网络，而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引自吴莹等）关于拉图尔所指的“铭文”（inscription）是什么，这里有一段解释：“这个概念指称所有的书写标记（拉图尔，1987；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铭文包括图形、实验室笔记、数据表、简短的报告、公开的长篇文章和著作。铭文的概念凸现了书写的重要性及其多样性。因此，前一种模型所暗含的工具（即实验）和语句（即观察）之间的区分，被一系列铭文代替了——从最粗糙的标记到精心制造的最清楚的语句。从标记到图表，从表格到图形，从语句到语句——所有这些都是转译。”引自《科学技术论手册》，[美]希拉·贾撒诺夫，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而根据有关论者对拉图尔《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解读，“网络”在拉图尔这里“是一系列的行动（astringofactions），所有的行动者，包括人的（actor）非人的（object），都是成熟的转义者，他们在行动，也就是在不断地产生运转的效果，每个点都可能成为一个歧义”。引自《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同时他们再次肯定了拉图尔ANT中对行动者（actants）更为大胆而开放的定义，即它包括人为（human）与非人为（nonhuman）因素。因此，在王和祝的研究中他们亦突出了在考察网络时，如何使用拉图尔提出的“改变”（transformation）和“转译”（translation）的概念来考察影像（产品）流通和运输。
王、祝二人的研究中主要突出了三点内容。其一是“网络的连接与结点”（thelinksandnodesofthenetworks）；其次是“连接结点与各端点的线路所具有的方向、运动状态与力量”（thedirections，movementsandforcesofthelinesthatconnectthenodesandpoints）；第三是“空间重组与在不同网络与能动者之间的协作”（therealignmentofspatialorganizationsandcooperationamongvariousnetworksandagencies）Wangshujen&zhuJ.H.Jonathan，“MappingFilmPiracyinChina”，TheoryCulture&society，2003，SAGE，London，ThousandOaksandNewDelhi，Vol.20（4），P.119.。本论文的研究焦点是中国独立电影的流通如何通过民间电影节网络得以实现，我的论述虽不会与以上三个方面严格对应，但其基本思路一致。文中会依次涉及与独立影展相关的各个流通体（circulatingentities）（包括与民间展映缘起和发展都有密切关系的盗版影像的流通网络），影展操作的状况，以及“国家政治/官方”和民间、跨国资本对独立电影流通的影响等等。另外一方面，我想要从对这些具有强烈在地特征的民间影展的观察中看到它们是如何参与“国际影展网络”并发展出全球维度（globaldimensi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