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养生杏林拾翠
10948600000020

第20章 光耀千秋的医德刍议

我国是具有高尚道德观念的文明古国,素有良好的医德传统。宋代林逋在《省心录·论医》中开宗明义说:“无千德者,不可以作医。”这是至理名言。一个医生如果没有医德,纵有妙技,人亦鄙之。若有医德,医学虽浅,“已足以见人格之高”。作为一个医生,可以有技术的优劣,但不应有人格的高下。

那么,古代医家有哪些光耀千秋的医德呢?

明代龚信在《明医箴》中说:“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这二十四个字,基本上概括了古代医家高尚医德的主要内容。

“不炫虚名,惟期博济”。医者常道:“医,仁术也”。“医道,原为活人”。古代许多名医矢志学医,就是抱着这种崇高的目的。唐代孙思邈深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把人的生命价值放到了首要地位,展现了医学为全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崇高的医德精神。因此,他主张,凡大医治病,都要有大慈恻隐的思想和普救世人疾苦的誓愿。“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救治病人时,要“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尤其感人的是,他不怕脏不怕臭,尽心护理病人。每遇到“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他不是避而远之,也丝毫没有不称心或想不开之处。麻风,是一种可怕和很难痊愈的传染病。孙思邈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和摸索此病的规律,居然在家里开设麻风“家庭病床”。据说,卢照邻和印度佛教徒揭陵迦患了麻风病,都被孙思邈接到家里治疗。这种“博济”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所以,医家有诗云:“叮宁同志者,济世务加思。”

“不计其功,不谋其利。”这是当一个医生必备的医德之一。孙思邈对那些夸夸其谈,“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毁诸医,自矜己德”很是反感。尤其对那些“偶有治差一病,则昂头载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者,更是嗤之以鼻。认为“此医人之膏肓也。”同时,他认为医生不仅要谨慎、负责,而且不能计较个人名利。他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明代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也把“勿重利,当存仁义”列为医家第“十要”中的内容之一。他认为“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我为厚薄哉?”他不图名,不贪利,不纳病家的馈送之礼。孙思邈严格要求自己,“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纵然病家以“珍馐(有滋味的食物)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清代有位被人传颂不谋其利的名医钱经纶,字彦曜。一次,有个大商人慕其盛名,拿着“重聘”远道而来。正好途中碰到钱经纶要去给邻近贫病者治病。那商人询问道:“钱先生安在?”钱氏漫不经心答道:“死久矣!”那商人想用高价聘他为私人医生,但钱氏不屑一顾,毅然拒绝。事后,钱氏对人说:“若币之重,不难致他医,何必就我!余邻里孤穷贫病者,直待我诊,安能远众而就寡哉!”足见,钱氏具有不被金钱所诱惑,“不谋其利”的高尚医德。

“不论贫富,药施一例”。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也有类似的话:“贫富虽殊,药施无二。”明代缪希雍在《本草经疏·;医五则》也说:对待患者,“等心施治,勿轻贫贱。”这说明,社会客观上存在阶级差别,而他们在医学上仍把治病救人看作医德的崇高准则。宋代医家唐慎微,治病“不以贵贱,有所诏必往,寒暑雪不避也。”明代陈实功,凡有请看病者,从不迟延厌弃。对于“药金毋论轻重有无”,他毫不在意,都“尽力一例施与”元代医家罗知悌曾有这样一个解囊相助贫僧的病例:有个贫僧,由于思念母亲之心不可自抑。欲地探亲,又苦无盘缠,整天西望而泣,累果患了重病。罗知悌不嫌弃他无钱,每天把牛肉、猪肚这类有营养的食物给他吃;后又用新仁、承气汤一日三帖,使病人泻下。这样整整在他家里治了一个多月,病人才完全恢复健康。罗知悌不仅没有向病人索取分文,反而拿出“十锭银子作路费”,给他回家探母。

尊重病妇,切勿贪色。这一条虽然龚信在《明医箴》中没有谈及,但在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中非常重视。在“五戒”中占了“二戒”:一戒是说:“凡视妇女及孀妇、尼僧人等,必候待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假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诚窥睹。虽对内人不可谈,此因闺阃故也”。另一戒又说:“凡娼妓及私伙家请看,亦当正己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见戏,以取不正,视毕便回。贫窘者药金可璧,看回只可与药,不可再去,以希邪淫之报。”在宋代张杲《医说》中记载这样一个“医不贪色”的感人故事:在宋代宣和年间,有个读书人抱病缠年,百治不愈。

他的妻子听说何澄善医,特请何氏来诊,可是家贫如洗,怎么办呢?她只好把何氏“引入密室”,诉说:我的丈夫“抱疾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何澄正色说:“娘子何为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污。”何澄不仅坚决拒绝那读书人的妻子“愿以身酬”,而且把那读书人的病治愈了。这是古代医生的美德之一。

以上的医德精神,光耀千秋,赢得人们对中医学的信赖和称颂,成为中医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这与在党的领导下涌现出来的白求恩式的医生相比较,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同迄今还有的不讲救死扶伤,不是一视同仁,只看关系亲疏,职位高低,权势大小,而采取不同态度,甚至借看病而调戏妇女等缺德医生相比较,就显得十分可贵了。因此,我们谈论古医家的医德,既要摈弃那些随着历史而消逝的旧医德的糟粕,也要继承发扬那些光耀千秋的医德,借以唤起医务工作者的警觉,自觉杜绝那些不应有的恶习,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