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大大小小的数百所会馆里，我最早听说的是绍兴会馆。因为它和鲁迅先生有关。
1912年，鲁迅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迁往北京，就落脚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一住就是7年。鲁迅跟绍兴会馆挺有缘分的：30年前他降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点翰林，恰巧在京中的这家会馆待考候补。鲁迅无意识地追随了老祖父的足迹。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三、四十只臭虫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咬得他无法安眠，只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着金榜题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过类似的“款待”？绍兴会馆的臭虫，因为吸过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当时鲁迅仅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挂着闲职（当个小科长呀什么的），终日生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广和居，一年中就去了多达20余次。（叶祖孚曾听一位在广和居遗址附近居住了数十年的老大妈讲述：“这里还常来参观的人，有日本来的，他们说要瞧瞧鲁迅吃饭的地方。”）借酒浇愁愁愈愁，鲁迅或许是从那时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晋风度，理解了黑暗年代里人性的挣扎？前来访谈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责怪他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鲁迅环顾闷热的陋室：“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最终都要被闷死——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叫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尽管醒来却依旧无可逃脱，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将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引自钮岱峰著《鲁迅传》）
绍兴会馆里那些颓败的老建筑，使鲁迅产生了这个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恰恰是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一位未来的呐喊的战士。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阴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来的时候，科举制度已废弃了，但他们仍然能嗅闻到封建的残余，旧中国那腐朽的气息。他知道自己病了。他知道整个中国都在生病。1916年10月，姨表兄弟阮久孙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说是被人追杀，并且写了遗书——学过医的鲁迅，知道这位惶恐癫妄的亲戚患了“迫害狂”类精神病。他通过一个人的遭际而窥察到一个时代的病情。于是创作了《狂人日记》——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写出《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等。绍兴会馆，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这一代文豪从抑郁、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之后，才成为鲁迅的，在此之前他仅仅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失意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哀主义者。
鲁迅在绍兴会馆，先住在藤花馆（院内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写入小说），又迁入补树书屋——原有棵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不幸折断，就补种了一棵槐树，故名。钮岱峰在《鲁迅传》里写道：“补树书屋毕竟太古旧了。严密少窗的北方民居有时以阴凉见长，而在真正的闷热来袭之时，却显出更加深重的压抑憋闷感。这儿壁虎很多。周树人发现它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五毒之一。在夏天里，他甚至养起了壁虎，养在小盒子里，而生法捉一些蚊蝇之类喂它。抄写石碑疲倦的时候，周树人往往会受不了老屋的闷热，到古槐树下手摇蒲扇纳凉。”传说这棵古槐吊死过某财主的姨太太，因而许多人对补树书屋敬而远之。鲁迅却不怕。在我想像中，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颇像聊斋里的落魄书生，背井离乡，寄宿于荒宅古庙，虽无红袖添香，潜意识里却并不畏惧美艳如梦的狐仙造访。他在树阴下摇动着芭蕉扇，是否还闻见了那隐形的佳人吹气若兰？我曾经说过：在弱不禁风的书生们（包括蒲松龄）身上，幻想就是一种战斗，就是饱经磨难的生命力的体现——尤其是对于善与美的幻想。鲁迅比蒲松龄进步的地方，在于他幻想之余，还学会了直面人生的惨淡，直面现实中的丑与恶。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逃避与妥协，最终还是选择了对抗，选择了梦碎后的出击。
继钱玄同之后，刘半农也去补树书屋看望过鲁迅，发现他仍在临摹《六朝墓志》，便问他为何执迷不悟？鲁迅这次的回答要清醒得多，积极得多：“这不过是在吃鸦片而已。不过就要吃完了。”果然，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写投枪与匕首一样的小说、诗歌乃至杂文。
鲁迅住藤花馆时，北侧的嘉荫堂住着好友许寿裳兄弟二人。总算有个伴，可以一起去广和居聚餐，去琉璃厂淘书。当他从家乡来信中听说同仁范爱农溺水而死，便怀疑他是因社会的黑暗而自杀。范爱农身上的那种绝望仿佛也传染给他了。他连忙冒着倾盆大雨去嘉荫堂找许寿裳兄弟，以缓解内心无限的悲凉。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上班，下班，拿薪水，付房租，吸烟，喝酒，读古书，练毛笔字，发牢骚，养壁虎（这可比八旗子弟养鸟、养蛐蛐另类得多）。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没有爱情，不修边幅，郁郁寡欢，甚至会想到死（在床褥下藏有利器）。孤独的根子在他心底埋下了，无法自拔。他曾经跟许寿裳透露：我搜集和翻译这许多书，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替代美酒和女人。后人恐怕难以想像：铁骨铮铮的鲁迅，居然也曾有过如此脆弱的一面——在绍兴会馆，生活着一个颓废而陌生的鲁迅。
当然，鲁迅也正是在绍兴会馆面壁、磨剑、修炼并探求真理的。从自我封闭的铁屋里爆发出一声惊世的呐喊。一个沉默寡言的漂泊者，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男高音。
绍兴会馆是个好地方啊，是培养斗士的温床。在鲁迅搬进来之前，一位叫徐锡麟的老乡也曾在这里住过。仅仅相隔6年。徐锡麟回到南方后，于1907年刺杀安徽抚巡恩铭，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后，心脏被剜出祭恩铭，又供恩铭和保镖们煎炒后分食。徐锡麟是跟秋瑾齐名的绍兴烈士，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不可能不想到这位悲壮的乡亲（当然也会想到“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他在《狂人日记》里批判旧中国人吃人的现象：“从盘古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麟）。”而他的另一篇小说《药》（以革命者夏瑜被砍头为背景），则很明显是哀悼秋瑾的。
徐锡麟生前曾为绍兴会馆（时称山会邑馆）慷慨捐款——其时他担任安徽巡警学堂副办。在会馆内镌刻捐款者名单的石碑上，能找到徐锡麟的名字（鲁迅肯定关注过）。只可惜这块石碑，十几年前失踪了。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
鲁迅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孤独感——周作人的到来，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绍兴会馆时期，也是周氏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阿忆语）于是，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喜迁新居。
鲁迅是1919年11月21日搬离绍兴会馆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这漫长的暗夜般的7年里，他像一只成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蚕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或者说是扑火的灯蛾）。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其实从绍兴会馆时期就开始了。
在绍兴会馆，寝食不安的鲁迅酝酿了自己的未来。
在绍兴会馆，鲁迅还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宝剑，但已经常作壁上鸣。他的个性渐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风度。至今在我心目中，鲁迅仍是个老“另类”。
与其后期的坚强、稳健与成熟相比，鲁迅早期的脆弱、孤独与稚嫩甚至更令我感动。绍兴会馆时期，鲁迅还是一个旧时代的青年的影子，是困顿无奈的弱者，是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是运行在地层下、尚未爆发的岩浆——当他终于拥有活火山的发言权之后，就彻底告别了寂寞，告别了苦涩的青春。
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哀声叹气，借酒浇愁，黯淡无光，衣冠不整，反而显得无比真实。而这些，恰恰是历史喜欢删去的内容。
与光辉夺目的太阳相比，我更喜欢猜测月亮背面的风景：是野草丛生，还是一片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