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3年，陕西临潼县的农民在距秦始皇陵不远处打井时，发现了日后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北京人开始在西南郊的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挖掘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范围包括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诸村，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分为居住址、古城址、墓葬区三部。琉璃河（古圣水）自北南流，折向西南，继而又东流，形成的河湾地带，有一高平台（即今董家林村），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地面上尚残存着一米多高的古墙体，后因农业建设而被平整。经考察，此乃古城的北城墙，全长829米。以此为线索继续钻探，又在地下发掘出东西两面城墙的大部分墙基，乃至两米多深的护城壕沟。古城的轮廓悄然浮出地面，城墙内侧的“护坡”，又与其东侧商末周初的墓葬区及西周时期的灰坑、窖穴、房基相交错。尤其是在墓葬区（今黄土坡村），共挖掘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及车马坑数十座，出土的蚌器、骨角器、玉石器、玛瑙器、陶器、原始青瓷器、漆器、青铜器及货贝等实物总数超过万件。
通过细致的考证，终于得出惊人的结论：琉璃河商周遗址正是古燕国的始封地及燕都之所在。这无疑把北京的建城史大大地推前了，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
远古时北京地区即有一个以“晏（燕）”为图腾、为族徽、为族名的大部落，估计是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或1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之余脉。在殷商之时，琉璃河一带作为原始的聚居地就已基本成形。根据《史记》的记载，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破殷入商宫，杀纣后遍封功臣，“封召公于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可见大约在武王灭纣那一年（公元前1045年），燕国作为诸侯国之一正式成立，位于琉璃河的燕都恐怕也是在那一时段建造或定名的。受封了燕地的召公保，系被周武王倚仗为左膀右臂的三公之一（另二人为周公旦，太公望），他让大儿子就任燕侯，在燕都当管家，自己仍留在朝廷里参政，辅佐君主。
和燕国同时受封的，还有个蓟国，都城大抵在今北京西南部广安门一带。“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乐书》）蓟国的居民看来是黄帝的后裔，血统高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史记·周本纪》）蓟、燕本是近邻，然而随着日后的发展，此弱彼强，经常为边境问题打架，直至公元前7世纪（东周的春秋时期），蓟国被燕国吞并，蓟都也就“声明作废”。燕国后来迁都蓟城。到了战国时期，跻身于七雄的行列，燕将秦开大破东胡，辟疆拓土千余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修筑了将来成为秦万里长城之一部分的燕长城。燕国长胖长高了许多，“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陀、易水。”（《战国策·燕策》）秦灭燕后，将广阳郡的“政府部门”设在原燕都蓟城。西汉的卢绾父子，先后被高祖刘邦封为燕王，皆以蓟城为都。由东汉至隋唐五代，蓟城长期作为幽州府所在地。辽南京及金中都，基本上都在蓟城遗址上改建的。
今广安门一侧，古蓟都所坐落的位置，竖立一根巨大的石柱，纪念北京3000年的历史。这同样说得过去。不管是琉璃河的燕都，还是广安门的蓟都，从时间概念上皆意味着北京的建城之始。况且自公元前7世纪，两者在“名份”上即相互交叉并重合了。它们是今日之北京在3000年前的两大雏形。或者说，是3000年前的老北京。
我多次去踏访董家林村的古燕都废墟，凭吊那湮没的辉煌。这儿的风水真好：既有房山，又有琉璃河。爱山的仁者与爱水的智者都不会感到失望。而今，京广线铁路恰恰从遗址中部穿过，北侧又有车水马龙的京石高速公路。我本人，不经意之间也迷失于风驰电掣的时光隧道，回到了群雄逐鹿、马踏飞燕的年代。
城址东侧，今黄土坡村西北，系燕侯及贵族陵墓较集中的区域，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土殉葬品中，我最看重的还是青铜铸造的礼器、兵器、工具与车马器，上面大多铸有铭文或人名，为我辈了解其出处提供了一定的背景资料。尤其那百余件青铜礼器，某些甚至铸“侯”（即燕侯）铭文及族徽于内壁。当然，有的青铜兵器如盾饰，亦铸有阳文的“侯”及“侯舞易”之铭。
青铜器锈迹斑驳，精雕细刻的文字、图案却凸凹有致、清晰可辨，象征着一个遥远的王朝的回光返照。我仿佛亲眼目睹了自己民族的青铜时代，以及青铜时代的北京，情不自禁地在采访簿上写了一首“自由诗”：青铜器覆盖着青苔/不，不是青苔，是绿锈/锈迹竟跟苔痕如此的相似/使我充满触摸的愿望/不，不是绿锈，是它的皮肤/青铜器的皮肤是绿色的/所以，它的尸体，它的血与指甲，也是绿色的/我听见一个时代生锈的声音/只有划破云层的流星，才能产生/如此纯粹的碎屑。一场白热化的战争/在阵亡者的梦境持续/青铜器死了，可它身上的锈/依然活着，依然在缓慢地生长……
青铜时代的北京，曾经被掩埋在厚重的黄土之下，默默地生锈，悄悄地流泪或叹息。直至一柄考古的铁铲将其从幽暗的地狱里解救，重新出现在阳光的世界。在我眼中，波光闪烁的琉璃河，流的是液态的玻璃，抑或熔化了的铜汁。
琉璃河商周遗址发掘的古墓群，目前已用数字加以编排。52号墓的复尊、复鼎（复为墓主的名字），内壁所铸铭文，讲述墓主复接受过燕侯赏赐的货币、礼服及男女奴隶。53号墓的攸毁，讲述燕侯给墓主攸发过奖金（货贝）。251号墓的伯矩鬲，通身浮雕牛头形花纹，盖内与口沿内铸有相同内容的铭文：“在戊辰，匣侯赐伯矩贝，用作父乙宝尊彝。”253号墓的堇鼎，体积为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礼器之最（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公斤），铭文4行26字，翻译为白话，大意为：堇奉燕侯命令，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奉献土特产食品，太保给了赏钱；堇受宠若惊，因而制造此鼎以铭记。在同一墓中，尚有圉献、圉方鼎，讲述圉作为燕侯特使，出席周王室的喜庆典礼，受到周王赏赐，返回后又被燕侯奖励……这些作为殉葬品的青铜礼器，几乎每一件都收藏着一段真实的故事，表达了墓主生前在工作方面的成绩，以及对“领导”（或周王或召公或燕侯）的感激之情——简直生死不忘。嘿，那时候的人，真挺懂礼貌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193号墓（1986年发掘），形制独特，规模超群，墓室四角有四条墓道，二层台四壁立有山字形漆盾牌。商周时期凡有墓道者，必为贵族墓；看来这拥有四条墓道的墓主，绝非等闲之辈。此墓曾被盗，但盗墓贼慌乱中仍遗漏青铜礼器3件，青铜兵器、车马器、工具、骨角器、蚌器、玉器、漆器、货贝等200多件。仅此就足以推测墓主之富贵。二礼器，前者双兽首耳，衔环，下腹部有兽头形鼻，全身各部位分别装饰圆形涡纹、凸弦纹及凹弦纹；后者鼓腹分裆，四柱足，鸟纹与蝉纹参差分布。二器盖内及口沿处，皆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俗称“对铭”）43字，在当时算是“长篇大论”了。铭文以“王曰太保”开头，很明显是周王对太保（召公）的直接评价，而且以表扬为主。“这和过去发现的铭文为‘侯……’为首的语句相比，显然在等级上又高了一层，因此，它的研究价值与解决史实的份量，也就举足轻重了。难怪一些行家里手，见到此二器的铭文后，都为之一惊。”（雷少雨语）铭文中尚有“命克侯于”句，足以判断墓主是一位名叫“克”的燕侯。有人认为克正是召公的大儿子，受封为第一代燕侯。这周初燕国的“首席执行官”，在地下长眠3000年之后，终于“挺身而出”，以证明琉璃河确为燕都的所在地；同时也把青铜时代的北京，像特写镜头一般，一下子拉近并放大在我辈的视野里。
燕国安在？燕都安在？燕侯安在？长期折磨着考古学家的一系列问号，终于解开了。依靠的是青铜器的帮助。
根据黄仁宇的观点：殷商之人可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采取集中生产的方式由国家监督，铸造出的青铜器皿非兵器即祭器，因而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还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使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只好臣服。这我相信。一贯把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的商纣王，不是还发明了炮烙之刑吗？那残酷的刑具（用炭火烧红铜柱以炙烤囚犯），该算是特殊的青铜器吧？武王伐纣，属于“逼上梁山”之举，若反抗得稍迟点，恐怕自身亦成“炮灰”。周王朝的建立，无形中倒促成了原始的北京城（燕国的都邑）之诞生……根据发掘琉璃河燕都故址所得出的结论，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武王伐纣那一年）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说商周改朝换代之日，北京的建城史拉开了序幕。首先登场（“抢镜头”）的，是西周的权臣召公，和他的大儿子（第一代燕侯）。他们是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男主角”。
黄仁宇还认为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周王朝铸青铜器稍显粗糙与生疏，却出色地创造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封建制度，尤其擅长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时部落国家的名号）。在领域内不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引自《中国大历史》一书）琉璃河的古燕都，一定也投映着那初始缔造的封建制度的倒影。我在那一片废墟之中，寻找着当时的宫殿、宗庙、兵营、广场或手工业作坊的痕迹。
井然有序的西周在公元前771年被北方游牧民族（戎人）摧毁，随后出现的是混乱不堪的东周。看一遍《东周列国志》就全明白了。经过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和战国时期（军阀混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中国。他只保留了嫡系部队的军事装备，而将其余六国的青铜兵器全部收缴，熔铸成12尊金人（青铜的巨人），搁置在皇宫周围“站岗放哨”。这简直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青铜时代，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封建时代，结束了！秦始皇领导着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难怪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太子丹与刺客荆轲，会把秦王政视为大独裁者呢。
青铜时代确实也该结束了。其实在战国末期，铁器业就开始出现。作为新时代的骄子，初露锋芒的铁器，逐渐取代了老态龙钟的青铜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摧枯拉朽、披荆斩棘的秦始皇，带有生铁的品质，势不可挡，而被其所灭的六国，早已铜锈斑驳、摇摇欲坠。
纵然如此，我依然很怀念那个青铜时代的北京。很怀念那个活了800多岁的燕国（公元前1045年——前222年）。
在战国七雄里，燕国不是好欺负的。公元前316年，齐国的侵略军攻破蓟城，杀燕王哙，“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占领燕国整整3年。在这期间，受奴役的燕人闹起了复国运动，将在韩国为人质的燕太子迎接回国，同仇敌忾地进行抵抗。齐国只好“以土地换和平”，撤走了部队。燕太子继位为昭王，发誓报仇雪恨，四处招兵买马。经过28年的养精蓄锐，国富民强，“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公元前284年，联合秦、赵、魏、韩、楚五国之师为帮手，共同伐齐。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统率“多国部队”与齐军战于济西。齐军溃败，另五国即班师还朝，只剩下燕国一支孤军，不愿见好就收，而是长驱直入痛打落水狗。一口气攻下齐城72座（包括齐都临淄），将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帜），植于汶篁。”好不威风！看来燕昭王的报复心，不比那位卧薪尝胆、以三千越甲吞吴的勾践逊色。燕军以牙还牙侵占的72城，直到燕昭王死后，才被齐国收复。
燕国之所以反败为胜，因为出了个燕昭王，燕昭王之所以能扭转乾坤，在于他求贤若渴广泛吸纳各界人才。梁人邹衍入燕，昭王特意为其盖了座花园别墅（碣石馆），以师礼相待。他还采纳了“参谋长”郭隗的建议，于易水旁修筑黄金台，置百金于台上，悬赏招募天下有一技之长的能耐人。燕昭王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在七国间传为佳话，连乐毅、剧辛等中原豪士，也不辞旅途辛苦，千里迢迢地来拜见这位知人善用的“伯乐”。直到千百年之后，仍有众多的怀才不遇者，无限神往燕昭王的风采，譬如唐朝的陈子昂，在黄金台遗址长叹：“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李白尤其如此，既恨不能跟燕昭王生于同一时代，更恨自己所处环境的污浊及世人“有眼无珠”：“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共徘徊。”李白对当官的（包括唐玄宗）一向瞧不起。但可以肯定：燕昭王是他最崇拜的政治家。燕昭王，燕昭王，不仅在军事上，更在政治上，给燕国挣足了面子。
再往下数，燕国的英雄，只剩下一个荆轲了。
正是在燕昭王隆重推出黄金台的易水之滨，数十年后，燕太子丹，又搭起了较简陋的“临时舞台”：众人皆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丧服），哭送从举国之民中选拔出的一位烈士前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惟有独行客自己不曾流泪，反而笑眯眯地安慰大家：我唱支山歌给你们助助兴、提提精神吧，免得气氛太压抑了。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武夫，居然还真的随口吟出一首只有两行的好诗（比后来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还少一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他不曾流泪，却准备流血。或者说，他注定了要在秦宫的台阶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荆轲图穷匕首现，刺向秦王，虽未命中，毕竟为挽救即将沦落在铁蹄之下的祖国尽了最大的努力。况且，匹夫手中的一柄青铜短剑，居然比六国的军队更具威慑力，令杀人不眨眼的秦王心惊胆战，差点没吓死。可以说这位千秋霸主一生中，只遇见过一位真正的敌人，那就是荆轲。除此之外，还没有什么使其感到过害怕呢。他头一回明白了害怕是什么滋味。荆轲给秦王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荆轲的匕首，是青铜时代里最孤独、最微小但也最响亮的一道寒光。
最后的英雄一死，燕国，也就完了。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伐燕，攻占蓟城，燕王喜逃到辽东苟延残喘。4年后，秦军把无处藏身的燕王喜捉回，燕国彻底灭亡。
最后的英雄一死，难兄难弟的六国，也就完了。全部改姓秦了。
荆轲为包括燕国在内的六国唱出了一曲悲怆的挽歌。
直至今天，古老的易水，仍在为两千余年前的那位旅客流泪。燕国的历史（青铜时代的北京），是以琉璃河发源，而又由易水画上句号的。不，易水画上的并不是句号，而是一个惊叹号（怎么看都是匕首的形状）……
燕国灭亡了，燕国又因为荆轲而不朽。没有谁会否认荆轲是天字第一号的刺客——以一柄青铜短剑，抵抗万乘之国的车辚辚，马萧萧。这分明是一次自杀性的行动。好在后人中为之鼓掌、喝彩者占多数。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迁，都由衷地赞叹：“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他既是在夸荆轲，又是在夸荆轲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