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是涉及到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三个关键的因素。正确把握和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系统的改革、发展、稳定观。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强调要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而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被列为首位，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置于战略方针的高度。
（一）毛泽东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初步思考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的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出了初步的探索和思考，对我党的改革、发展、稳定观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努力探索着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的理论，其中有不少闪耀着改革的光辉。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改革对于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对改革进行了某些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
建国之初，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缺乏现成的经验，所以采取了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体制。对此虽不能简单地否定，但它确实有许多弊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有些矛盾就开始暴露，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1956年4月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十大关系问题时，首次提出要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
毛泽东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过分统一，缺乏地方、单位和个人的独立性。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革思想：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毛泽东在对待私有经济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1956年底，毛泽东听说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开会时有人说，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但上海又有人搞“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情况后，就与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提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1956年9月，党的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提出既要有以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又要有一部分按市场调节的生产作为补充；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有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都是对原有经济体制模式的突破，是我们今天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依据。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许多正确思想。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也要纳入计划的轨道。如何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纳入计划轨道，实现两方面的结合呢？毛泽东认为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主张把价值规律作为制定经济计划的依据之一，从而使计划建立在市场变动状况的基础上，同时，又使商品生产一开始就按计划进行。毛泽东也看到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会有消极作用，会产生资本主义，要提防和限制它。这里的限制虽然有否定的意义，但不是全部否定，不等同于“破除”。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毛泽东担心“商品生产会引出资本主义恶鬼”，又加上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不断升级，在实践上最终导致了对商品生产的废除。总之，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思想是极为可贵的改革思想，尽管有的没有完全变为现实，有的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有的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但它无疑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除了提出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之外，还提出了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可贵思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政治上扩大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重大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发生了变化。由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要求在政治上扩大民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是权力过于集中，公民权力集中于国家，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领导集团，领导集团的权力集中于领袖个人。这样势必形成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发生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一事时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面对这样的形势和现实教训，毛泽东注意到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他首先考虑到政党制度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他既反对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又不赞成苏联的一党制，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6年4月，他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议上说过：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这也生动地表达了他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下去的思想。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我党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一新型的政党制度。其次，毛泽东还考虑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56年和1957年，他主动提出了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要求，甚至还考虑在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他在1957年4月30日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时，曾谈到他的这一想法并举例说：现在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经过他多次恳切要求，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同意他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些想法和做法反映了毛泽东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良好愿望。再次，毛泽东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精简国家机构等许多积极主张。他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主张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来防止官僚主义，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要发扬党的联系群众、实行人民民主的优良作风，了解和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以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看到国家机构臃肿，冗员众多，工作效率低下，提出要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促使国家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使一大批干部回到生产第一线去。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许多主张，但从总体上看，其改革思想并不系统。对政治体制的最主要的弊端，如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手中等重视不够，没有从根本上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其结果必然会出现个人集权专断、家长制、终身制及官僚主义等。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是现代人类面临的主题。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追求，近现代以来，无数先进分子、仁人志士奋斗、流血、牺牲，无不是为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为着实现独立、富强、繁荣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为中国的发展奋斗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发展思想。他的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揭示及对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和发展步骤的总体设计上。首先，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社会革命看成是发展的前提，把发展看成是社会革命的目的。其次，毛泽东为中国的发展设计了总体目标，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再次，他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步骤。
毛泽东在注重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稳定对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怎样维护国家的稳定，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必须解决的新课题。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的毛泽东对此作出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观点和主张。
1.毛泽东指出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他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6年冬和1957年春，国内发生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一些合作社社员闹退社，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闹事，认为：“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正因为社会稳定如此重要，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团结一致，并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之一。从主观上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想着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定和巩固，他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和做法也都是为着实现稳定，为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如镇压反革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包括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观愿望之一是为着“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当然，他那种通过大乱来达到大治的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还估计到，如果出现了全国性的乱子，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有点回归，这还是可能的。
2.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造成不稳定的诸多因素
其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及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关系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动乱。1957年他在总结波匈事件的教训时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针对1956年我国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毛泽东指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其二，发生少数人闹事是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是引发闹事重要和主要原因。其三，发生少数人闹事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其四，对工人、农民、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分析的上述引发不稳定的原因是比较全面深刻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3.针对产生不稳定的原因，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维护稳定的措施和对策
其一，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其二，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不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困难的办法。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
其三，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以肃清反革命分子，惩办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毛泽东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其四，通过法律、法令维护社会安定。毛泽东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一系列稳定的思想是极富有价值和创造性的。对我们今天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毛泽东在稳定问题上也提出过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主张，在实践中出现过重大失误。如他提出了“大民主”的思想。他说的“大民主”是从主张西方民主的人那里借用过来的概念，主要内容是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主要形式。从实质上看，“大民主”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把其付诸实践，必然会破坏秩序和法律。历史事实已证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一种无序的行为，它无视国家的民主法制程序，公开进行人身侮辱，造谣诬蔑。发展到极端，变为残酷的人身迫害，走上了法西斯专政的邪路。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暴露无遗。毛泽东还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主观想法。其结果事与愿违，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性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不可能明确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的思想，但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从总体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具体应用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样毛泽东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找到了发展的动力。尽管他没有由此逻辑地得出改革是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改革是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论断，但为以后得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结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理论前提。
在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上，毛泽东认识到了稳定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他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就是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这时，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突出出来，能否正确处理这个矛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国家稳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关系极大。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由此看出，毛泽东把稳定看作是发展的保障，发展则是目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在主观愿望上，确实希望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由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实践和他的良好愿望发生了背离，犯了严重错误，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未能很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未能给经济的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条件，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总之，毛泽东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虽然有所认识，但这些认识只是初步的。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还不全面，有的不明确，也没有把改革、发展、稳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系统观点。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初步探索，为以后邓小平提出系统而成熟的改革、发展、稳定观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邓小平的改革、发展、稳定观
如果说毛泽东在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上，只是作了初步思考，尚不成熟的话，那么，邓小平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的改革、发展、稳定观。他充分认识到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善于从总体上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有力地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发展是邓小平考虑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问题如此重要，所以邓小平对发展讲得最多，论得最深刻，他的发展思想融会贯通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内容十分丰富：
（1）他首先为中国的发展设计了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规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完整的奋斗目标。
（2）对于发展道路，邓小平指出，发展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邓小平为中国的发展制定了“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4）对于发展速度，邓小平的原则态度是“适当”。他指出：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但这决不意味着低速度，以至贻误发展时机。
（5）对于发展效率，邓小平强调高速度必须建立在效益基础上，必须扎扎实实，没有水分，要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硬。
（6）对于发展机遇，邓小平在谈发展时总是首先提出要善于抓住机遇。在南方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7）对于发展目的，邓小平主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为了共同富裕，他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改革的积极思想，但这些思想因“左”的错误干扰，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在中国，真正举起改革旗帜并付诸实践的是邓小平。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完整而深刻的改革思想体系。
邓小平揭示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不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没有希望，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彻底改革，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
邓小平勾画了全面改革的轮廓。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就是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都要改革。在这些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两大基本工程，而经济体制改革又处于首位。邓小平十分强调改革要全面进行，协调发展。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邓小平揭示了改革的性质。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能体现社会基本制度要求的具体制度，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邓小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区别，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改革是革除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上述只是改革性质的一个方面，改革的性质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也是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过的。改革虽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改变基本制度，但他却是对具体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即带有革命性质的变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邓小平指出了改革的目的。他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985年邓小平还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目的。这也是改革的落脚点和归宿。
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总结我党在社会稳定方面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时代特征，对如何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作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稳定观。
1.邓小平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社会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我们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保证。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针对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他总结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所以他得出结论：稳定压倒一切。
2.邓小平深刻分析了产生动乱的各种因素
从国内因素看，新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进行破坏；林彪、“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进行捣乱；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如经济建设中调整高速的大起大落，物价上涨，政策朝令夕改等，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而引发动乱；党和国家机关中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也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使矛盾激化。从国际因素看，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一旦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可乘之机，这些外在力量就会推波助澜，从舆论上和物质上给动乱分子提供帮助，甚至直接插手动乱。
3.邓小平提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许多措施
政治措施：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建立起好的领导班子，这是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加强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败现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消除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经济措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根本的因素”。经济建设要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防止大起大落，减少振荡，稳步前进。要妥善解决社会上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思想，而且还把改革、发展、稳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深刻地阐述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改革、发展、稳定各有其重要的地位。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1.发展离不开改革，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另一方面，改革又是发展的动力，离开了改革，发展便停滞了。1985年邓小平曾高瞻远瞩地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
2.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和保障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又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由此看出，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发展，改革只是一句空话。
3.改革和发展又是稳定的基础，只有坚持改革和发展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改革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人民生活改善，使人民群众从切身感觉中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使国家保持长治久安。邓小平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的贫困状态不能得到最终摆脱，其结果仍然只能是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邓小平总结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经济不发展，不能实现稳定，就是发展太慢，也不能实现稳定。邓小平认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发展，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因此，“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从这里也深刻体现出他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观点。
（三）改革、发展、稳定与中国社会发展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总览全局的首要基本关系就是改革、发展、稳定。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前进的根本保证。江泽民指出：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三枚关键的棋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处理得当，就能总览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首先要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加快发展步伐。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才能得到增强，人民生活才能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了，才能保持局势稳定，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了，国防力量才能增强，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只有中国经济发展了，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既定目标，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面貌，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目前，我们不但已具备了发展的主观愿望，而且具备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我国的国内国际条件都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从国内条件看，经过建国以来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为继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形成的巨大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确立起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从国际条件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现在是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为实现未来15年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空前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的现代化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它不仅包括经济上的现代化，而且还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发展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也是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应该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不放，与此同时，也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得到全面发展，并使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不可忽视、偏废任何一个方面。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2.为加快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要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从上世纪80年代的第八位，上升到90年代初的第六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一部分居民生活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在改革中实现的。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规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实现上述艰巨任务的关键仍然在于坚持和深化改革。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的矛盾和问题，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为下世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此，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继续采取新的改革措施。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的部署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上，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切实把科技和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发展各项文化事业。
3.营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障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目前，我们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多么好的发展规划和方案都将难以实现。因此，今后必须把保持稳定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条件和可能承受的程度。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排除一切破坏稳定的因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
第二，党和政府必须满腔热情地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如抓好菜篮子、米袋子工程，保持物价稳定，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给生活困难的职工送温暖等。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
第三，抓好社会治安，这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要加强政法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需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落实责任制，以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第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持久地开展腐败斗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总之，我们要善于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三者辩证统一起来，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充分把握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稳定的程度，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