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文指出：“在任何给定的一代中所能发生的变化都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是任何人物——无论多么卓越——都无法超越的。这是历史变迁进程的否定方面。就正面来说，每一代人都为世界贡献了某些新东西，并就此为下一代人改变这种限制提供了可能性”。根据这种“代际逻辑”，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所想所做，并不是在不毛之地基础上的拓荒，而是建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想所做基础之上的。这样，如何看待这种代际关系，将成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探索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当我们从现在的观点看毛泽东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应用“有限的”、“受制约的”等词汇。但若从他的起始，即从他探索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情况来展望，毛泽东的创新性就会给我们深刻的印象，他所取得成就的深刻意义就会显示出来。只有取这种历史辩证态度的人，才有希望继续这种伟大的历史探索，才可以称得起作为毛泽东后继者的历史伟人。
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以辩证的态度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功过是非，并以此为历史起点和逻辑基础，展开了自己的伟大创造。邓小平首先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大思路。如前所述，坚持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他坚定的信念，走中国式社会主义之路也成为他与毛泽东的强烈共识。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强调走社会主义之路、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都没有错，问题就出在如何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上。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看，他尽管一贯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局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无论是政治上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还是经济上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模式，都与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有关。毛泽东在1956年就发现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经过了20年的实践，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成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邓小平以恢弘的伟人气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中国，雄视天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某些关键问题上阐发了自己独创性的观点，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如果说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作出以上结论时，对于“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的理解还嫌抽象的话，那么，在此后的实践中邓小平又继续进行理论上的探索。经过近十年的反复思考和实践试验，到1992年的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终于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赋予“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等用语以具体的内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标志着这一模式在全社会的认同，也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形成。这是中国发展社会道路之明智选择。
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既坚持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之路的思想前提，又发展了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的初步思考，特别是在如何走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的问题上，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阐发了自己的深刻思想。这些思想立足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会点，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指南。对于邓小平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无论学术界还是宣传部门乃至广大群众，都已予以密切注意。这诚然是必要的，但局限于此是不够的。欲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真实意义，并达到从思想到行动的社会自觉，必须深入揭示这一思想所包容的文化变量，即从文化意义上揭示其在思想史上的深层变迁。从这个角度分析，笔者以为，邓小平社会发展模式论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体现在：
1.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高度自觉
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主张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排斥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可选择性。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才能够得出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发达社会独特发展道路的结论。认为在俄国，如果革命发生在适当时机，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更高类型的公有制社会。1861年1月，有人请求恩格斯为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明确地回答，我们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他还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人民探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给该国社会主义所带来的不同特点。他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并且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斯大林也提出：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发现和掌握每个国家的运动的民族特点，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些经典原理，国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必将决定道路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中国的现代化无疑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但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既无需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也无需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既成模式，只有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然而，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不深刻的，或者说还没有达到深层次自觉状态。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也朗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经典语录，但在实践中却不断地犯着教条主义的错误。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左”与右的纷争、姓“资”与姓“社”的担心，无不与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达到深层次的自觉有关。邓小平的社会发展道路论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说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体认达到了新的高度，也标志着我党达到了成熟期的新阶段。
2.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社会发展，特别是考察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忽视或片面夸大文化对社会发展模式影响的社会发展理论，都将弱化这种理论的解释力。经典进化论社会发展观基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信人类社会自身也会像生物进化那样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道路和目标前进，这种社会发展观只承认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社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不承认它们之间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同。其失足之处就在于忽视了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差异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相对主义，在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上，是对经典进化论社会发展观的反叛。认为，文化是自成一格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独特的历史，基于一定文化的社会发展趋势，只能从该文化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文化相对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明确指出：所有不同人种和所有部族的文化具有一致性的发展假定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从文化形式的改变中辨认出某种智力行为的改变，但很难就此推断同样的形式定会在每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中形成。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启发意义，但由此否定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普遍规律又是其明显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规律，但又反对经典进化论发展观将社会发展简单化的错误。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他的历史理论的曲解又郑重告诫：“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并不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但又十分重视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及其对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生产方式，不管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差别，但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生产方式的结构具有普遍性，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正因为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存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又主张，人类社会在文化上又是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因此，由文化影响的社会发展模式也是多样的，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中国的社会发展既应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有受自己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独特模式和道路。我们应该着重研究这种模式和道路的独特性，这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的关键。读一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下列论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个问题也许有些启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文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要求政治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辩证分析，还是经典进化论社会发展观的经验教训，乃至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研究成果，都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战略的形成，都必须达到对自身文化发展的高度的文化自觉。邓小平的社会发展道路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自觉，既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又着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民族特点。
3.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
社会发展规律存在于人的历史活动之中。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的。毛泽东曾经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举例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就是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的。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他号召大家，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以便达到对中国社会主义规律的高度自觉。邓小平的社会发展道路论的形成就是以总结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为历史起点的，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地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经验教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这一理论得以不断地丰富、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