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我同立胜相识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1988年至1991年，他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导师恰是我的北京大学的学兄樊瑞平教授。读研究生期间，立胜参与导师主持的“中国当代哲学”课题研究，接触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材料，“被晚年毛泽东忧国忧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呕心沥血的精神所吸引”（立胜语），遂决心将晚年毛泽东的研究继续下去。那时，我还不认识立胜，但是他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在大的方面同我多年所从事的研究是一致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学术活动中相识。立胜同我是两代人，我年长他25岁，但是在学术方面的交流中，我们结下友谊，成了朋友，也就是人们说的“忘年交”。
选择晚年毛泽东作为研究方向后，立胜果然苦心孤诣，时废寝食，以“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题目，写出十几万字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经过扩充、完善，形成了他本人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第一部专著——《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这时，应该说，立胜从事毛泽东研究并不太久，但其著作已经显示出扎实勤勉的精神和后生可畏的功力。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奖掖后学，出版了立胜的著作，引起同行关注，还被评为“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研究生毕业后，立胜到了山东省委党校工作，依旧围绕自己所选择的方向，矢志不渝，潜心读书和著述，陆续写出了数十篇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论文。特别是在他第一部研究晚年毛泽东的著作出版后五年，他再次撰写了《重新认识毛泽东》的专著。用立胜自己的话说，这部著作“凝聚了自己的一些心血”。毫无疑问，这部专著反映出作者在第一部专著出版后一些新的思考，在深度和广度上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前进了。
这些年来，立胜在继续研究晚年毛泽东的同时，又开掘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邓小平理论。他写了不少有关邓小平理论的文章和著作。不过，立胜的研究不是把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分割开来，而恰恰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用联系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对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作深入考察和分析。从研究晚年毛泽东的角度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视角。从比较的角度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使得两者的研究互为推进，相得益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他参加樊瑞平教授、张乐岭教授主持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课题，参与撰写了这部专著，已经取得了成果。而这次即将出版的《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更是立胜本人作这种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1993年《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到1995年《重新认识毛泽东》，再到2003年写出《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恰好十年。这十年间，立胜的研究成果当然不只是这三部专著。粗粗算来，这十年他写了十余部著作（包括合著）、四十余篇文章。不过，这三部专著颇有代表性，五年一部专著，五年一个台阶，渐次深入，循序拓展，正好反映出他的研究历程和轨迹。
立胜刚刚年届不惑，经历比不少同龄人丰富。当过省委党校的教研室副主任，在县里挂职锻炼过两年，做过地级市的市委副秘书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现在是县委书记。从学者到官员，是立胜面临的一次角色转换。北京山东两地相隔，立胜如何完成这个转换，我没有直接观察，但是朋友、熟人不时传来他的消息，都是肯定和好评的消息。听说他到县里任职时间不长，就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在招商引资、经营城市、调整结构和外经外贸等方面下大工夫，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些消息中，我逐渐得出了关于立胜的印象：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开拓创新。这几年，同立胜有过几次见面，每次都感到他高昂的精神状态、实干的价值取向和清晰的发展思路，同我听到的消息完全吻合。更令人感到高兴和值得称道的是，立胜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一直没有间断理论研究工作，除在报纸杂志经常看到他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而写成的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外，还撰写了新的学术著作。据说他还基本完成了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探讨“三农”问题的著作《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从这些理论文章和著述中，可以看出立胜始终不渝的理论研究和探索的追求。
晚年毛泽东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郑重的结论。但是，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晚年毛泽东的看法和评价还是有许多分歧和争议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简单肯定和全盘否定两种。立胜的研究著述同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不同，既肯定了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提出的一些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创见，以及实践中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指出这个探索中发生的重大失误包括全局性失误，正是这种失误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绝不是庸俗的折中主义，而是对复杂曲折的历史的客观反映。对晚年毛泽东探索的这种基本态度，其实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立胜的研究，最大的特点还是长于思辨。这自然得益于他所学的哲学专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本人在理论方面的修养和造诣。他的著述，显出对丰富资料的驾驭能力和对具体史实的抽象能力。因此，这些著述既不是一堆史料的累赘罗列，也不是一套逻辑的冗长说教，而是有史有论、论从史出、史证结合。正是因为这种擅长思辨的特点，立胜的研究有许多独立见解，而非人去亦云。这是他年纪尚轻却已为学术界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英豪辈出，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精英不断聚集在党旗之下。一批又一批卓越的领袖，各个方面杰出的伟人，都对党的创立、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沉思历史，回首沧桑，还是数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影响最为深刻。他所建立的功业无以出其右者。就是其晚年对党的历史的负面影响，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在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铸造新的辉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