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第一个回村的“知识分子”，加上当时农村有文化的人才稀缺，对张文远来说，成了个难得的机遇。没过几天，社员们就选他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人民公社在实行“吃饭不要钱”时，办起了大食堂。这是一种超前的、异想天开的政治奇闻。意欲通过“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的政治体系，把各家各户都团结起来，像一家人一样的生产和生活。大食堂办起来以后，张文远又被选为食堂管理员、生产队副队长。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的过程中，张文远和大家一样，红心向党，立场坚定，工作认真，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又参与“四清”工作。在错综复杂的“四清”运动中，特别在火药味极浓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张文远认识到了政治斗争对于平民百姓意味着什么。紧张的政治斗争使那些大小村干部冷汗淋漓，心惊肉跳，日夜不安。张文远虽然年轻，却异常冷静，不像那些政治运动的狂热分子，真的将有些过失的村干部视为阶级敌人，具有超出年龄的成熟和稳健。由于他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年年底又被选为生产队队长，应了当年为盖房和老队长的那番谈话。不是“夺”权，也不是让贤，但却成了事实。
从记工员到食堂管理员，张文远就开始迈上了农村基层干部的“金马门”台阶。特别是当了生产队会计后，更拥有了不可小觑的权力。虽说“官衔”不大，却管事不少。全队百十口人的财政大权非会计莫属。除了执行国家有关粮食分配的硬性政策以外，其他的分配方案都由会计笔下生“法”，一锤定音。有些柴呀、菜呀，或是砸（死）了牲口分肉，年终分红薯、粉条等等，会计就是全队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权威。劳弱的、劳硬的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否则，下次分什么时，就有你吃的亏。会计要说按劳分配就按劳分配，说人劳各半就人劳各半，连队长的话也是“仅供参考”。而且，一当上会计，就成了村中“绅士”。平时不参加劳动，年底按全队前三名或者前五名评工分，整天优哉游哉的抽烟喝茶，或是聊三国，说列国。张文远却不然。他当了会计后，第一，办事公正，不带个人观点，一视同仁，老少无欺；第二，经常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第三，日清月结，账目清楚，很具透明度，所以反应很好。
这一连串的“晋升”，对张文远来说，几乎是一帆风顺、顺理成章。而且，他也能尽职尽责，不负众望。然而，农村也不是一片圣土，世俗观念、宗族斗争、权力“红眼病”的现象，屡见不鲜。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张文远的堂兄张文才，此时正任生产队队长。文远当了会计后，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嫉妒。扬言张文才家族统揽了全队的一切大权，这不但是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且严重威胁着其他社员的经济利益，更会出现分裂。故而在1964年年底，有人暗地涂改了文远的会计账目，说他贪污挪用，违法乱纪，要求立即撤去他的会计职务，一时纷纷扬扬，真假难辨。
当时，有个插队的知识青年，对张文远很有好感，他听到风声，见了张文远，说：“会计哥，你知道不，人家要开会收拾你呢。说你违法乱纪，贪污挪用，还要向上头举报呢。”
张文远不是傻瓜，他对村上这种异常情况早有觉察，听了这位知青的话，笑道：
“兄弟，你放心，我没有贪污挪用，更不是那种违法乱纪的人。”
“这我知道，”知青说，“因为相信你，才看不惯别人陷害。不管咋说，你要提高警惕，当心挨整。”
果然，几天后，有人把涂改了的账本拿出来，说他从中贪污了现金90元。原来，他们把队上买化肥的一桩账目改了。人常说，蒸馍是实的，包子是虚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改账目的人忘了要原始发票。因为发票还在张文远的手里。结果一对，真相大白，贪污的罪名不但没有搁上，张文远还被评为“五好青年”、“模范会计”；1965年又被店张公社评为全社的十大标兵之一并出席县上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张文远虽然闯过了这道险关，但是，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不幸和激烈的斗争。
1967年，各地造反派相继发起了夺权行动。按照中央精神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有关规定，夺权是指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但到农村，却不论大小、性质，见权齐夺，连生产队队长、会计的权也夺。权力对造反派来说，有着更为强大的吸引力。过去，有些人为争个一官半职，可以说挖空心思，手段用尽，也未必能如愿以偿。现在乘混乱之际，便权欲大发，浑水摸鱼，总想一步青云，抓点权力，好耀武扬威，以便出人头地。
于是，他们“兵”进大队，进公社，对那些所谓的“走资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游街、批斗，为所欲为，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并高喊口号，要火烧、油炸、枪挑、马踏这些“走资派”。揪头发、画花脸、脖子上挂铁丝吊砖头、跪石子、侮辱人格，真是到了疯狂残酷的地步。为了避避风头，免受折磨和迫害，村里一些老人就劝文远，要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张文远心里也明白，由于他连续“升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仇视，便趁“文化大革命”之机，对他进行报复和迫害。于是，张文远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带着40元钱和五斤粮票，藏好生产队上半年的会计账目，离开生他养他的尚志村，东藏西躲了半个多月。后来，他冷静一想，一个生产队会计有多大问题，值得如此胆怯么？加上怕父母担心，便又毅然回到村里。
张文远一回到村里，立刻就有人上门要账，并狡黠地说：“你跑么，咋又回来了？”
“回来了咋？又不犯法。”文远冷冷地说。
“不犯法跑啥？说明你心里有鬼。”来者不无讽刺地说。
“有鬼没鬼，个人心里明白。”张文远反唇相讥，“又不是年终决算，你咋对账本这么感兴趣，又想整些啥文章？”
“少说废话，赶快把账本交出来！”来者脸色一变，凶相毕露。
“这就怪咧！你们不是在我的屋子里搜了几遍么，把所有的账本都拿走了，我没给你们要，咋还向我要呢？”张文远故作惊诧，沉着应付，使来者一筹莫展。
来者比文远年龄稍长，20多岁，长得精精灵灵，和文远原本也无甚恩怨，只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关系，把他推进了“造反”的行列。而且，此人年轻老练，城府较深，也算村里青年群中的佼佼者。他面面上非常“革命”，但却不轻易得罪别人。听了文远的话，就莞尔一笑，说：
“这样吧，不交账也行，那你就继续当会计咋样？”
“那不行。”张文远语气坚决地说，“会计也是社员们选举的，不是你叫我当我就当。既然你们已经在社员大会上宣布罢免了我的会计职务，也就是说，通过了群众大会；现在又要我当，你们还必须通过社员大会，征求大家意见。”
来者一听，暗自佩服张文远的心计，想了想，说：“能成。”说罢走了。
张文远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直纳闷儿。要账没有要走，反倒又想让他当会计，他真弄不清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更弄不清是福还是祸。因为十多天没在村上，对村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甚了解，便走出大门，找关系相好的乡党询问情况去了。通过打听，原来队上许多老人对罢了张文远会计有意见，并反映到公社。而且，张文远是公社评选的模范会计，咋能不顾实际情况说免就免呢。
三天后，队上召开了社员大会，大会由造反派主持。当大家知道又要文远当会计时，便纷纷说道：“人家小伙干得好好的，又没啥问题，为啥想撤就撤呢？真是没事寻事呢。”
主持人一听，嘿嘿一笑，说：“叫他当和不叫他当都是革命需要嘛。再说，这也是对他的考验。”
“考验个屁！”一位老汉愤愤地说，“人家小伙子也是堂堂正正的贫下中农，思想红，根子正，工作积极，又考验的啥呢？”
“是呀！”又一个老婆子说，“这不是贫下中农向贫下中农夺权吗？你们是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那时候，人们仿佛都是政治家。
又一位青年社员也说：“我同意文远当会计。眼看快要过年了，人家队里都开始算账了，咱们才选会计呢，这年还过不过呀！”
造反派头头见给文远搜不出什么问题，上面也连连过问此事，原本也想叫文远重新出山，以示他们能够听党的话，团结大多数，并证明他们的政治水平。现在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算不谋而合，就顺梯下楼，借枕头睡觉，说：
“好了，好了。既然大家都同意叫文远重新当队上会计，我们革命造反派也没有什么意见。”说着，又转向文远，“你要抓紧时间，尽快算清账项，不要辜负社员们的希望呀！”
张文远这才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道：“按说，我是咋样也不想当这会计了。受气不说，还招来非议，叫人怀疑，值得吗？可是，大家这么信任我，鼓励我，我要是不干，却也对不起父老乡亲。所以，我就先干着，尽快把年终决算搞出来，我再主动辞职。”
人们听了，知道他话中有话，都嘻嘻笑了。主持会的造反派红着脸说：“张文远，你别像荞麦搅团，见风就硬！到该撤你的时候还得撤，这是革命的需要！”
有个舌尖嘴快人称“刀子嘴”的婆娘，尖着嗓门说道：“你们再要召开撤换会计的大会，给我一晌计一百个工分我也不参加了。”说罢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个中年社员立刻说道：“嫂子，要是给你奖励个男人，你还来不来呀？”
人们哄的一声大笑起来。
张文远没有辜负社员们的期望，他很快便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北风呼啸、天寒地冻的腊月，他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在全社各村第一个公布了方案。这错综复杂的各类账目和厚厚的一本账簿，光抄也得三天三夜。消息传开，张文远一时又成了全社的新闻人物。
在那种突出政治的年月，张文远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猝不及防的挫折与打击。在他看来是违背常理的事情，但在那个时代却反倒成了堂而皇之的“真理”。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张文远被任命为队上的贫下中农协会副组长。在此期间，有个社员偷了队上一条大绳，被人发现，反映给队长张文才，要求他把那条大绳追回来。张文才就找到那个偷绳的社员，要他交出队上的大绳。哪知这个社员不仅不交，反而说张文才攻击贫下中农，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并把张文才告到贫协组长那里。这个贫协组长便偏听偏信，就召开贫下中农大会，责令张文才做深刻检讨。因为张文才家不是贫下中农，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所以政治条件不硬，虽说有气，却也不好抗争。贫协组长的话刚一落音，张文远便火了，他猛地跳起来愤愤地说：
“不叫偷绳的检讨，反而要要绳的检讨；不让损害集体利益的检讨，却要维护集体利益的人检讨，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是是非颠倒、好坏不分吗？这样下去，让人家把集体财产偷光了，谁还敢站出来说话？”他越说越气愤，也顾不得后果如何。“我看这是助长歪风邪气，以私废公，是打着维护贫下中农的招牌，为坏人坏事作掩护！”
这么一说，许多人也愤愤不平，会场立时大乱，双方吵得星火飞溅，日月无光。贫协组长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大喊一声：
“肃静！张文远寻机闹事，扰乱会场，我要向上反映！你就等着瞧吧！”
“我看你才是无事生非，自以为是，为坏人坏事开绿灯！”张文远毫不示弱，怒声说道，“不坚持原则，不维护集体利益，我还要反映你呢！”
谁知没出三天，便撤了张文远贫协副组长的职务。
1967年春季，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店张公社成立了生产建设指挥部领导小组，小组里有贫协主席、副主席，公社的武装干事担任组长。由于张文远既是贫下中农，又写的一手好材料，人也精干，就当了领导小组的秘书。
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也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因为“抓生产”的总是生产队里那些老实巴交的社员。即使没有这个口号，他们照样一天三晌地劳动，永远像老黄牛一样忍辱负重，“不待扬鞭自奋蹄”。他们都有那种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农民就是做庄稼，只要庄稼做得好，粮食丰收，就是本分，就是本事。他们对“造反”不满，虽然也跟着潮流喊革命万岁，但对革命、对政治的真正含义却知之甚少。特别对那些只喊“革命”，却不见劳动的“造反”派，咋也看不惯，但却敢怒不敢言，只好把心中的不满情绪，连同汗水一块儿发泄出来。而且，许多农民的孩子都成了“造反派”。他们幼稚、单纯，却也狂热、忠于“革命”。他们不仅造“走资派”的反，而且，不论是亲妈亲老子，只要你敢“乱说乱动”，也要造你的反，“革命”意志的坚定，可谓空前绝后。他们虽然高喊着“抓革命，促生产”，却不参加劳动，整天手拿红宝书，不是开会斗争谁，就是拉谁上街游行，或者两派之间互相辩论，互相攻击，甚至大打出手，晚上却照记工分。
这天，时值七月，骄阳似火，又多天未曾下雨，越发闷热得厉害。树叶挂在枝上，无力地耷拉着。三三两两的麻雀，在树枝丛中发出烦躁的哀啼。路上的尘土有半寸多厚，脚踩下去，便“噗”的一声，冒出一股发烫的土雾。这天晚上，要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联总”。中午，张文远正和社员们锄地，武装干事——后来的公社武装部长——派人把他叫到公社，说了情况，要他主持大会。张文远很不理解，就向武装干事问道：
“这么大的会议，领导为啥不主持，却要我主持呢？”
“你是贫下中农，有代表性嘛。”武装干事笑道，“这不仅是组织对你的信任，也是你出头露面的大好机会呀。”
原来，他怕自己主持会议，落个支派的嫌疑。万一因此事引起两派斗争，出了事情，他就成了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了。
张文远听了，虽然有些疑虑，也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妥，但一时却未能明白其中端倪，便在犹豫和矛盾中接过了武装干事递给他的主持词。
大会开得还算顺利。面对人山人海的群众，张文远很成功地主持了大会。他那沉稳洪亮的、吐字清晰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在古老的店张街道上荡漾，并向远方传去。
接着，当地的三0二驻军部队为群众进行文艺演出。偌大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一派热闹景象。部队在演出时，由于没有道具，就拿了真枪代替。观看演出的观众对这个细节都没有在意，但伺机寻衅闹事的“联指”头头，却发现了可乘之机，便借题发挥，扬言部队支派。顿时，几百个“联指”造反派，便把部队文艺队的战士团团围定，责问他们为什么要真枪实弹，支持“联总”，威胁“联指”？一时间，秩序大乱。
这时，“联指”和“联总”的人混在一起，这儿一群，那儿一堆，辩论声、争吵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在互相舌战之际，双方都在极力捕捉对方言辞的不当或失误，抓住把柄，就上纲上线，什么“坏分子”、“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帽子，飞来飞去。双方都挺胸昂首、正气凛然地标明或证明自己是个千真万确的“革命派”，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红色战士。
被围在中间的军队文艺队员，都以极大的耐心克制着自己，以防事态扩大。由于张文远主持了大会，客观上把他推到“联总”一方。所以，几十个“联指”的“战士”围着他，质问他为什么要和三0二部队联系，目的是什么？张文远既要为自己辩护，又要帮部队辩护，直喊得口干舌燥，声音沙哑。直到第二天早晨时分，双方才陆续撤离，部队的战士安全回到了驻地。
这天晚上双方的唇枪舌战，虽然避免了一场干戈，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但却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明朗化了，从对立发展到对抗，更为以后的武斗埋下了伏笔。
就在这天晚上，张文远的母亲宁秀珍由于身体多病又劳累过度，与世永别。张文远没有想到母亲会突然去世，哭得死去活来。特别令他一生难忘、一生愧疚的是，母亲与世长辞的时候，他没有守在母亲身边，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他后悔去主持那个毫无意义的大会，参加那场令人厌恶的大辩论。
正当他全力操办母亲后事的时候，妻子却在第二天晚上，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明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节节升级，社会秩序大乱。红卫兵争立山头，什么“兵团”、“司令”比比皆是。
两派之间的矛盾也已激化，不知从什么渠道，都弄来了真枪实弹，各自武装起来，并“开战”多次，互有伤亡。
兴平大规模的“九·四”武斗事件后，被指责为“保皇狗”的“联总”渐处劣势。“联指”总部住在县城，砸了公检法司，夺了各部门的大权，雄霸兴平。而“联总”的大小头儿，却被“联指”痛打一顿，饱尝“保皇”的苦果，张文远当然也不例外。
那是个星月朦胧的夜晚，张文远串门回来，半路上就被“联指”的人截住，并用黑布蒙了眼睛，连拉带拥地被带到村子南边的土壕里。四周一片沉寂，静得令人发憷。张文远心里明白，自己是没有好结果的。但他也暗下决心，只要能给老子留条活命，咱走着瞧！
当然，这些天来，两派之间的斗争形势他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就特别小心谨慎。但是，人家在暗处，他在明处，又蓄意寻仇打他，一天二十四小时派人监视他的行踪，就是再谨慎，也难免被人家发现。今晚，果然落到对方的手里。
这个土壕位于村子的南侧，是人家几辈子起土垫圈、打墙盖房和打胡基用土的地方，长期起土拉土，使土壕渐渐扩大，并越来越深。人们除了打胡基拉土，谁也不会轻易跑到这里，晚上更显得偏僻、荒凉。
他被拉到土壕之后，一路上只听到凌乱的脚步声，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大声出气，一切都是在无声中进行的。因为都在一个村子，朝夕相处，谁不认识谁呢？为了不被张文远觉察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以防将来有报复，就都燕子噙泥——不张嘴。
张文远被拉到土壕，不容分说，就被撂倒在地上，顿时拳脚相加。张文远两手抱着脑袋，被打得满口是血，脸青鼻肿，浑身剧疼。在他被打的过程中，他能感觉得到，这些此起彼伏、不住落在他身上的拳脚，轻重不一、力度有别。有的人虽然打他，却是出于被动，或是原来关系不错的乡友。有的拳脚却与此相反，不但很重，而且都打在要害部位。他们虽然都不说话，张文远却能从这些拳脚上判断出是谁。
张文远没有求饶，也不声唤，只是骂道：“有种就把蒙布取了，叫老子看清你们是咋下手的。暗下毒手，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往死里打，打不死老子，你们就是婊子养的！”
也不知是谁发现了，抑或是对方有人走漏了风声，正当生死关头，张志俊、张文才和十多个社员，手拿铁锨、镢头、棍棒，打着手电筒，飞也似的跑来。他们边跑边喊，以仗声势。“联指”们听到呐喊，又见手电光漫天乱晃，只怕被人认出，便一哄而散，拼命地跑了。
张文远在家躺了整整一个星期。他躺在炕上，心情却始终没有平静下来。特别使他无法理解、无法容忍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狠毒？而且，天地良心，他并没有和任何人过不去，更没有整谁害谁，他们却为何对他这样狠毒？就说政治观点吧，还不是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按照中央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在该批判谁、不该批判谁的问题上有过争论，但也不至于大打出手，甚至置人于死地呀！想来想去，还是因为他连连被组织提拔，引起了这些人的妒忌。这种仇视别人的人性之恶，使一些心胸狭窄、恨人有笑人无的狠毒之辈，必然乘混乱之机攻击、打击别人，甚至谋害别人，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仇恨。
事情并没有因为他被毒打一顿而结束。十多天后，又有人反映他为某人提供过黑材料，他被叫到公社。他刚刚一到，就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关进一间屋子。他大声喊着，却无人理睬。他顿时明白，又一场更大的灾难降落在他的头上。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晚上，公社大院却突然停电。这时门被打开，几个黑影一拥而入，又是一顿饱打。而且，竟然有人用锥子戳他。张文远见势不妙，如不摆脱他们，必死无疑。于是，他大喝一声，两只拳头左右开弓。凭着他个子大、胳膊长和求生的强烈信念，疯了一般，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向打他的人扑去。同时，他伺机跨出房门，向外逃去。跑出公社大门，便是店张镇街道。由于路熟，加上天黑，张文远三躲两转，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张文远不敢回家，跑到“联总”武工队的驻地——莪子水站。说了情况后，几个武工队员立刻带上枪支，就要冲出大门，却被张文远喊住了：
“你们干啥去？”他冷静地问。
“还用说吗？报仇！”一个武工队员愤然说道。
“胡闹！”张文远厉声说道，“跟谁报仇？咋个报法？打人？杀人？你们也不想想，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他找你报仇，明天你找他报仇，杀来打去，还不都是自己的乡亲？互相攻击，到啥时为止？”
“你也太仁慈了，太窝囊了！”一个队员气愤地说，“人家三番五次地打你、整你，不是命大，早就做了冤死鬼，你还是个男子汉吗？”说着扔过一只短枪，“把这家伙拿上！再有人欺负你，就把他收拾了！”
“收拾了？收拾了就完了？”张文远说，“人命关天呀，不要意气用事！别看现在乱着没人管，等到运动一结束，还不是谁的事谁拿着，想跑也跑不掉！”
就这样，张文远整天东躲西藏，避着风头。他有思想，又善于思考，再三分析之后确认，这种混乱局面是不会延续多久的。中央绝对不会眼看着到处夺权不管，看着生产停顿不管，特别是看着群众斗群众不管。
果然，1968年年初，中央下发了革命大联合的文件，很快制止了两派斗争，社会逐渐趋于稳定。店张公社和其他地方一样，经过两派谈判，成立了店张公社革命委员会，并决定张文远担任尚志大队会计。张文远刚刚走马上任，公社革命委员会和驻社军代表又派张文远去宝鸡峡水利工地领工。因为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又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如果他去了宝鸡峡工地，家庭无人照管，终是个实际问题。于是，他跑到公社，找到革命委员会领导，说了家庭情况，并再三解释说：
“我绝对不是不想去宝鸡峡，更不是不服从组织分配。去宝鸡峡领工，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也是我应尽的义务。可是，家庭情况的确如此，还请组织考虑。”
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听了，笑眯眯地望着他，像听天书似的。等张文远说罢，却一声不响，只从桌斗取出一本“红宝书”，翻了一会儿，白了张文远一眼，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你听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
别说张文远，就是在全国六亿多人中，也没有一个人敢公然说个“不”字。公社领导采取这一手可谓高明至极，容不得张文远分辩，更推辞不得。如果张文远稍有抵触情绪，等待他的当然就是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了。
心情复杂的张文远只好告别父亲，离开尚志，来到宝鸡峡水利工地。
宝鸡峡水利工地，是当时关中乃至全省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要通过三级抽水，引渭水上塬，在高原半坡上修筑一条通过眉县、武功、杨凌、兴平，直达咸阳的输水大渠。因为该渠居高临下，位于高原半坡。一旦发生问题，渠水就会飞流直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这条渠道必须确保质量，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可靠。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全渠还要进行水泥衬贴。
宝鸡峡水利指挥部根据上级精神，全线实行“军事化”管理。从各县抽来的十多万民工，以县为团、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的层级管理体制，进行施工。以连为单位，自己背粮办灶，任务逐级分配。张文远来到工地营部，负责全社各大队的施工管理工作。直到1971年下半年工程基本竣工，方才回到公社。
在水利工地期间，他整天都泡在工地现场，抽查质量，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强调安全，防止各类事故。并经常向营部领导汇报各大队的工程进度、质量情况及上劳人数。他尽心尽责，认真负责，工作细心，一丝不苟，多次受到营、团的表彰。
但是，他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了是非之地，整天处身热火朝天的大渠衬贴工作中，但仍没有摆脱他人的算计。县上给他发来招干表格，并通过工地营部领导，由他填写，领导签字，但交到公社，却被扣了下来。谁都明白，招收国家基层干部，对每一个农村青年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按照张文远当时的工作表现、工作能力、工作成绩和本人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等，都是合乎要求，甚至是无人可比的。但事与愿违，他却被悄然抹掉了。从此，他不但失去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且一生也就无缘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1971年，张文远从宝鸡峡水利工地回来，被安排在公社管理企业。平心而论，公社书记开始对他的印象很好，但因听了背耳之言，也对张文远有了看法。没有几个月，就疏远了关系。所以，原先准备让张文远回尚志村当党支部书记，或是去公社砖厂当厂长，结果都没有了下文。而且，1975年冬季，正当寒风料峭的腊月时分，又突然派他远离家乡，去石头河工地领工。并不无赞扬地说：
“文远同志，你工作积极，能力又强，而且领工经验丰富。所以，这次组织研究，石头河工程任务紧，工程量大，叫别人去不大放心，挑来选去，还是非你莫属，”领导满面笑容，“再说呢，你年青有为，这次也是组织对你的考验。”
张文远心里明白，他又一次被贬出“朝堂”，去“边疆”受苦。但不论咋说，这是工作，虽然没有给他念毛主席语录，他也不好拒绝——拒绝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又冒着刺骨的寒风，怀着复杂与悲凉的心情，告别亲人，撂下家庭，踏上了新的征程，并且一直干到1978年。
自1961年辍学回家，到1978年年初，在这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十多年岁月里，张文远尝尽了酸甜苦辣咸的人生五味，历尽了人生冷暖、世态炎凉和勾心斗角、权力争夺的心路历程。在这“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日子里度过了整整17个美好的青春年华。更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生死离别和防不胜防的算计与迫害。父母先后离世，更令他悲痛欲绝。尽管他的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没有顶天立地的气概，没有辉煌的奉献，可是，却是自己的亲人啊！光凭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能把他抚养成人，仅凭这点，其德其恩比山还高、比海还深。
就在思念父母的同时，他又辗转反侧，想来想去，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像父母亲这辈人，从生到死的几十年间，除了繁重的劳动、辛勤的耕耘、艰苦的生活，和任凭命运的摆布之外，还有什么？他们为了活着，为了养育儿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茹苦含辛、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外，既不懂得“生活”二字，也不懂得人生，就这样哭着来，又哭着去，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面对现实和自己不可知也不可左右的未来，张文远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