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很多种为人所熟知的文体。而在各种文体盛行的不同阶段，相应的都有几个代表人物，这些奇才文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文体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些文人也不是与生俱来就是先知先觉，也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孕育出了这些文士。
韩愈倡导复古，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骈体文的。在西汉时期，崇尚浮华文风，一些文士就开始有意识地创作骈体文，如司马相如等，“千金难买相如赋”，可见骈体文曾风行一时。此后骈体文逐渐发展起来。南北朝时，梁、陈骈文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形式单调，内容枯燥乏味，空有华丽的辞藻而已。骈文尽管盛行，有识之士仍然崇尚散文。要求回到建安时代的雄健文风中去。东晋陶潜以散文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姚察父子撰《梁书》《陈书》，论赞不用骈文，而用散文。陶潜、姚察可称反对四六文的文体革新运动先驱，他们也是唐代反对四六体的古文运动的一个起点。
唐代古文运动的发端，起于初唐。王绩所作《醉乡记》《负苓者传》，与陶潜相近。马周所作的奏章，摹仿贾谊《治安策》。陈子昂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奠基人，陈子昂在唐诗的发展上具有开山的地位，也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作为文学家，陈子昂大声疾呼，反对齐梁以来的华靡诗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革新。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和实践，犹如动地狂飙，尽扫弥漫初唐诗坛的浮靡之风，为其后盛唐诗歌的发展清除了道路，功绩甚大，影响深远。而初唐四杰则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实践者，他们改革了初唐的靡靡文风，倡导雄健的、大开大合的节奏，创作出了许多不朽的杰作，对当时文学的贡献很大。杜甫曾写诗赞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对陈子昂及初唐四杰倡导诗歌革新运动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安史之乱以后，古文运动比较成熟，出现了元结、独孤及、萧颖士、李华、梁肃一批作者，显示将有高潮来到。元结从兄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从元结起，有儒家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旗帜鲜明。萧颖士子萧存，也以古文名，与韩愈的兄长韩会为友。韩愈继承家学，幼年即为萧存所赏识。韩愈崇尚儒学，倡道统，反佛老，除弊事，主张是明显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写的古文，不只是文体的改革，更是政治、学术思想的斗争。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韩愈等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从基本的特征来看，古文运动是要改革文体；而改革文体，却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古文家企图以此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的功能，以挽救唐王朝的衰亡；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种需要同前一个目的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古文运动”之所以有文学史上的价值，主要还是因为后面这一点。
从上可知，古文运动的兴起，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当流行的骈体文逐渐阻碍文化的发展，阻碍历史的发展时，韩愈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为了顺应并引导历史与文化的潮流，韩愈疏流导源，高举文化复古的大旗，终于使文化回到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轨道上来。韩愈以一双巨人的手，扭转了文化发展的逆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韩愈可算是这一转变的历史巨人。也可以说，他是历史发展所造就的巨人。
韩愈敢为人师，传道授业，有意识地培养一批后继者，造就一支强大的古文队伍。正如北宋古文家石介《上赵先生》中所说：“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数十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在韩愈友人中，如刘禹锡、柳宗元，虽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在古文创作上志同道合。韩愈的弟子李翱晚年回忆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从西晋以古文反对骈体文以来，经过四百余年的酿运，到唐代元结等，从支流变为巨流，到韩愈等又从巨流变为长江大河，波澜壮阔，终于发出了千古回音。韩文影响深远，自北宋欧阳修至清桐城派，凡为古文者，无不以韩愈为祖。韩愈不愧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为百世之祖。
与文体改革相呼应，在诗坛上也掀起一股改革浪潮，出现了由李绅发起，元稹、白居易等响应的“新乐府运动”。他们胸怀参与时代变革的积极情绪，高举发扬《三百篇》的旗帜，以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力求使诗歌能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出“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反映现实的道路，韩愈认为“物不得平则鸣”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两种主张，都与大历以来讲究形式、缺乏内容的诗风相对立。在创作方法上，韩愈“以文为诗”，面貌一新，影响晚唐，下开宋派。韩、孟的硬体诗派，与元、白的通俗诗派，形成中唐诗坛的两大流派。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
在唐朝文苑里，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不可忽视古文运动更巨大的成就……“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兴，才结束了古文的命运。这还只是指古文本身而言。古文更大的作用，是在建立新儒学，使士人摆脱佛教思想的束缚。宋明两朝理学的广阔境界，由唐古文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韩愈率先启行，这在诗人中是无与为比的。古文直接产生小说传奇，即短篇小说，又迫使佛教徒进行俗讲活动，产生俗讲变文。短篇小说与俗讲变文开出宋以后文学的新境界，诸如诸宫调、宝卷、弹词、说话、戏曲、演义（章回小说）等等，追溯远源，无不与唐古文密切关系。
这段话不长，却是真知灼见，字字珠玑，是对唐代文学的恰当总结，也是对韩愈的崇高评价。
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这时古文运动以一种“矫枉过正”的面貌出现，古文运动的出现之初是骈体文与散体文两者共存，并互相融汇的，而且，因为散体文并没有对前者彻底“取而代之”，所以需要出现一位可以横空出世的文学界的英豪，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古文运动。韩愈就是这样一位肩负历史使命的文人，他用不懈的努力，和非凡的创新精神，以及卓越的文学思想，鼓舞和带动这一批批的文学斗士，与旧的落后的文体思想作斗争。俗话说得好，乱世出英豪，时世也造就出了像韩愈这样的不朽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