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完阿尔巴尼亚，在一个阴雨蒙蒙的下午，我从阿尔巴尼亚一侧奥里德湖附近的陆路海关进入马其顿，先到了马其顿的著名古城奥赫里德，然后前往它的首都斯科普里。马其顿是从前南联邦分离出来的一个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小国，而阿尔巴尼亚则是一个非斯拉夫人的小国。可是，在这两个国家中，我看到了它们之间的一种比较独特的联结，那就是一个修女，她的名字叫特蕾莎。
斯科普里和地拉那的特蕾莎修女
一条不太宽的瓦尔达尔河将从东南向西北将斯科普里分为老城区和中心城区，老城区在河北岸，除了始建于11世纪的要塞城堡地处河边的山坡上之外，那里的建筑几乎都很低矮，石板街道也都不宽，有许多主调是伊斯兰风格的历史性建筑，如中世纪土耳其浴室、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和苏丹穆拉德清真寺。不过，这里也有比较古老的东正教堂，如圣迪米特里耶教堂和圣斯拉斯教堂。走过建于15世纪的瓦尔达尔石桥，河的南岸就是高楼林立的西欧风格的中心城区，马其顿重要的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和科学文化机构都在这儿。在中心城区的步行街的一个小广场上，我见到了马其顿的特蕾莎。它由一尊特蕾莎修女身躯稍弓、双手合十祈祷的铜像和一个主体为三层小楼的院落组成，院落的石墙上订着一块用十种语言书写的标牌，上面写着“马其顿共和国国际研究院德蕾莎修女纪念馆”。其中一种语言竟是中文，这种情况在整个中东欧都是很少见的。从外表风格上看，纪念馆既体现了中世纪拜占庭、奥斯曼和近代奥地利的建筑风格的，也是古补和现实的完美结合。纪念馆一层有一个专门出售有关特蕾莎的书籍、像册和照片的小卖店，二层大厅里展示了一些介绍特蕾莎生平的文字、照片和少许实物，另有几个研究人员的工作房间。三层是一个带玻璃穹顶的大厅，有点像教堂，而外墙也确实镶嵌很大的十字架。参观的过程中，我特别想知道这座纪念馆的情况，但既没有买到相关的资料也没有访问到相关的人士。所以，我对它的来龙去脉所知不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纪念馆是个新的，历史不会太久。
比较起来，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特蕾莎纪念馆，但有她雕像的地方却不少，其中两处我印象最深。第一处是离地拉那国际机场不远的路口有一尊特雷莎的雕像，姿势与斯科普里的那尊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尺寸要大得许多。这个机场就是地拉那里那斯国际机场，现在也称特蕾莎修女国际机场，进出机场的车辆都要从这尊雕像边经过。第二处是在离地拉那斯坎德培广场不太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在中东欧大小城市游走的时候，我参观了无数座教堂，但从来没有见到如此现代的天主教堂。它外表矮平，色彩明快，若不是居中的房檐上的基督像和立在一个黑烟囱似的东西上的十字架，很难相信它就是天主教堂，而里面的摆设更是像一个音乐厅。在教堂正门入口旁边，有一尊特蕾莎坐式双手合十祈祷的白色大理石塑像。进门后，在一侧的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蕾莎祈祷的半身像。
听这两个国家的朋友说，特蕾莎修女的雕塑和相片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这足以说明她如今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和非同寻常的地位。
特蕾莎修女的慈善经历
特蕾莎修女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受到如此厚待的原始理由非常简单，即她是1910年出生在斯科普里的一个阿尔巴尼亚族人，原名叫艾格尼丝。当时的斯科普里属于奥斯帝国科索沃省，因而有大量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此。可以，与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信仰伊斯教不同，艾格尼斯的父母却是天主教徒。相关传记写道，艾格尼丝12岁就加入了儿童慈善会，15岁与姐姐一起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后来还到过北爱尔兰。21岁时，她在印度的加尔格答正式成为了一名修女。修女是天主教中在修道院里的女教徒，她们立志“绝财”、“绝色”、“绝意”，一心一意从事祈祷和协助神甫进行传教。又过了六年，她决定终身都做一名修女，并仿照19世纪法国的一个著名修女将名改为特蕾莎。
然而，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特蕾莎最让世人称道之外不是在向信徒传教，而走出舒适的修道院到脏乱不堪的贫民窟为穷人服务。就在印巴分治的1947年，特蕾莎获得罗马教廷准许在修道院之外以修女身份进行传教。关于此后特蕾莎修女的活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特蕾莎修女把一切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为了读懂穷人，特蕾莎首先将自己变了“穷人”：通常只穿鞋，只食用简单的食物，更谈不上享用电扇、暖气、冰箱、洗衣机等了。她去世时，自己的财产只有财产是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印度妇女的传统粗布衣裳，可她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却拥有四亿美元的财产。为了帮助穷人，1953年，特蕾莎在加尔格答创办了“仁爱传教修女会”，专门“照料伤残孤苦之人，并且教育流浪儿童，探望乞丐及其子女，安置被遗弃被驱逐未蒙爱之人”。1954年，她又创建了被称为“垂死之家”的临终关怀医院。许多介绍特蕾莎修女的文字上都写道：每天，修女们从街道旁、阴沟里，有时甚至是从火葬场和坟坑里救起那些穷病伤残者，或濒死者。一位老人临死时泪流满面，感激地对特蕾莎说：“是我儿子将我扔在外面的，我一辈子活得像条狗，但现在我却死得像个人，谢谢了。”以后，特蕾莎还在临终关怀医院旁边成立了收养弃婴并兼作学校的“儿童之家”。1960年代之后，特蕾莎还将她的慈善事业扩展到世界其他贫困地区，比如，1969年成立了特蕾莎修女国际合作协会，1980年在纽约建立艾滋病医院，1988年在苏联切尔诺贝利附近建立急救中心。根据一些资料上的说法，到1997年，“仁爱传教修女会”在127个国家里开办了六百所会院，共有来自111个国家的修女和修士7000多人，其中不少是受她感染的富家子弟。
特蕾莎修女通过自己几十年的艰辛付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她一生获得了八十多项奖项和荣誉，如1971年教皇授予的和平奖，1975年的阿尔贝特·施韦泽国际奖，198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然而，最重要的还是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说：“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从她的手中接受了不含施舍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的同情。”在世界许多国家，特蕾莎修女都被称为“贫民窟的圣人”。1997年9月5日，特蕾莎走完了87年的人生之途，印度政府以最高规格的国葬来送别她。
特蕾莎修女到底属于哪国？
虽然出生在斯科普里，虽然是阿尔巴尼亚人，可自打离开家乡之后，特蕾莎修女似乎与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不再有任何关系了。马其顿1912年被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划分。其中，塞尔维亚占领的那部分在二战后成为南联邦的一个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于1912年独立，二战后与南联邦一样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国家讲的是阶级划分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这些与西方国家完全是对抗的。所以，特蕾莎修女以天主教修女身份从事慈善事业最积极的时候，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这种对抗最也最厉害。无论南联邦还是阿尔巴尼亚对特蕾莎修女的认同程度很低甚至是排斥的，而1951年获得了印度国籍的特蕾莎修女所作所为也很难与这两国相兼容。
苏联东欧剧变结束了冷战，也结束了体现在特蕾莎修女身上的东西方的对抗。不仅如此，无论是独立成国的马其顿还是阿尔巴尼亚在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开始了“返回欧洲”进程，因此，对特蕾莎修女也有了很强的认同感，甚至想拉近她及其一生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与本国的关系。于是，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都争着抢着说特蕾莎修女属于本国。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它们又试图将她的遗骨接回到本国埋葬。马其顿给出的理由是，特蕾莎修女的出生地是马其顿，魂归故里是天经地义的事。阿尔巴尼亚由强调特蕾莎是阿尔巴尼亚人，甚至声称在地拉那“考古”发现了她的故居。2010年是特蕾莎诞辰100周年，以此前的好几年中，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就多次向印度方面提出，希望能把特蕾莎修女“接回家”。2009年，阿尔巴尼亚总理贝利沙再次表示要与印度政府磋商此事，“让这位受人尊敬的女士能够落叶归根”。这些可能是马其顿的特蕾莎修女纪念馆，阿尔巴尼亚的特蕾莎修女雕像等出现的大背景。然而，印度对此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公开表示，特蕾莎修女是印度公民，她长眠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印度政府都不可能容许任何人再挖出她的遗骨并交给别国。
不知是否知道百年之后发生的事，特蕾莎修女在去世前不久明确地告诉世人：“从血缘上讲，我是阿尔巴尼亚人；从公民身份上讲，我是印度人，但从信仰上讲，我属于全世界。”由于没有讲到出生地斯科普里，马其顿可能多少有点郁闷。
箭十字与红五星：失衡的“展示”
由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剧变，东欧各国对自己在冷战期间的社会主义经历几乎都持否定的态度，但否定的形式和力度有所不同。波兰是欲说还止，捷克是含而不露，前南地区有的国家甚至还保留一丝怀念，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则爱恨交识。比较起来，匈牙利的否定不仅力度大，而且形式也直白。首都布达佩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德拉什大街上有一座名叫“恐怖之屋”的博物馆，就毫不掩饰地将共产党与法西斯相提并论，鲜明地反映了一种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极端看法。
并列的箭十字和五角星
“恐怖之屋”位于安德拉什大街60号，是十字街头一角的四层灰色建筑。一个近两米宽的黑铁皮在墙体上把博物馆从下到上立体地圈了起来。其中，最使人感到惊悚的是上面凸出顶盖的两边，都有刻空的“TERROR”（恐怖）字样，拐角处也聚合了五角星和箭十字。这里的五角星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时期执政的共产党，箭十字则是上世纪40年代之初一度在匈牙利得势的法西斯组织“箭十字党”（也称“箭十字团”）的党徽。走进大楼里面，迎面的台阶竖着两块展板。黑的上面刻有“箭十字党”的党徽，标明的文字是“纳粹的恐怖”。红的上面刻有五角星，标明的文字是“共产党的恐怖”。
该博物馆被称为“恐怖之屋”并将纳粹与共产党联结在一起，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恐怖之屋”所在的大楼建于1880年，1937年匈牙利的法西斯组织“箭十字党”就将党部设在这里，并将大楼称为“忠诚之屋”。1944年，“箭十字党”短暂掌权时将大楼的地下室变成了一个特别监狱，关押和残酷迫害反战人士、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从二战结束到1956年，这里又成了匈牙利国家安全部门（秘密警察）所在地。1948～1953年，匈牙利安全部门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在全社会发起了打击“叛徒”、“敌人”和“间谋”的大清洗运动，仿效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做法，对受审者进行了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大约有130万人受到审讯，近70万人被判刑，许多人就是在这座大楼的地下监狱中关押和受审。所以，“恐怖之屋”既是指这座建筑，更是泛指它在20世纪所经历的那两个时代。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上说：“‘恐怖之屋’现在是一个博物馆，但是，它见证了匈牙利20世纪可耻的和悲惨的两个历史时期。”
比例失调的两种恐怖展示
必须承认，该博物馆确实用一定的空间揭示了“箭十字党”的恐怖罪行。比如，有的展室用壁挂式的电视不间断地播放德国法西斯的狂热和进入匈牙利的纪录片，有的展厅以现场模拟的方式展示正在开会的“箭十字党”首领的狰狞和阴险，地下监狱中的审讯室和囚禁室里则展示有匈牙利法西斯分子折磨犯人的各种刑具。另外，博物馆提供的文字介绍上也比较详实地列数了“箭十字党”犯下的种种罪行，如把布达佩斯犹太社区的6万人押送到奥匈边境挖战壕，将7万多人关进集中营等等。箭十字与五角星并列在一起被当成恐怖的标识，但是，两者所代表的两个时代在“恐怖之屋”中的表现比例是严重失调的。其一，博物馆中每一个展示都有一张免费提供的解说词，我搜集到了19张，可能有一两张没有搜集到。在这19张中，讲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罪行的只有3张，而讲述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恐怖的却多达16张。这意味着博物馆至少3/4的空间用来展示五角星时代的“恐怖”。其二，博物馆所在的大楼外墙上有许多恐怖受难者的半身照片，但是，这些人都死于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死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照片的多少虽与时代的远近有关，可单一的选择无疑反映了创意者独钟的仇恨情结。其三，在紧邻“恐怖之屋”的安德拉什大街的隔离带上有一个粗铁链墙，侧面上端有“1949～1989”字样，下面有一些政治情感极强的短语，如“它将东方从西方孤立出来”，“它将欧洲和世界分为两部分”，“它削夺了我们的自由”，“它使我们处于监禁和恐惧之中”，“它折磨和羞辱我们”，“最后我们将它砸碎了”。非常清楚，这里的“它”指的就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能说“恐怖之屋”无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罪行，但是，它重彩浓墨否定的是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及领导这个时代的共产党，这是它的主色调。
放大了拉科西时代的错误
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确实经历了许多本不该经历的悲剧。比如，前面提到的上世纪50年代大清洗过程中，匈牙利共产党主管的国家安全局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国内受党的总书记拉科西的直接领导，国外无条件服从来自苏联保安部门甚至是斯大林本人的指示。匈牙利的大清洗，无论是手段（处决、监禁、放逐、开除出党等）、程序（逮捕、逼供、公审、判刑），还是非理性、反人性的程度，都与苏联大清洗时代如出一辙。再比如，1951年以后，匈牙利共产党无视自然资源、国内情况的局限性和特殊性，提出要把匈牙利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一个“钢铁之国”、一个“机器之国”。与此同时，匈牙利还大搞农业集体化。结果，匈牙利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政治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处于匈牙利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议会成了表决它的决议的橡皮图章，政府则是其忠实执行者。所以，从根本上说，正是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并长期得不到解决，才导致1956年十月事件的发生。那场事件给匈牙利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其中，死亡人数高达1945人，近20万人逃离匈牙利。
然而，拉科西执政时期并不等同于匈牙利整个社会主义时代，“恐怖之屋”无限放大了拉科西时代。实际上，“恐怖之屋”只展示了50年代的大清洗和1956年事件，而几乎没有提及1956年以后的匈牙利社会发展的任何情况。虽然不能说匈牙利1956年以后的社会发展没有问题，但平心而论，拉科西之后的卡达尔在执政的40多年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和缓和社会的各种矛盾上面。他在匈牙利搞改革，但决不张扬，不去触及社会稳定的底线，更不去招惹苏联。在静悄悄的改革中，匈牙利成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橱窗”，政治上不再有清洗和残酷迫害，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并且保持着长期的较高增长，与苏联的关系也稳定了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匈牙利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有资料说，“几乎3/4人住在私人所有的房屋，或者有一所度假房。家庭实现了电气化，1/3的家庭有一辆小汽车，整个社会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等。”这样的发展状况不差于同时期西欧的许多国家。可是，对于这些，“恐怖之屋”只字未提，甚至还通过所谓的1989年“革命”将它们涂黑。即使不往政治情感上讲，在我个人看来，“恐怖之屋”的这种展示方式至少不是很公正。
映射了党派争斗
表面上，“恐怖之屋”展示的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似乎与现实的政治联系不大，其实不然。这座博物馆建于2002年，主要的支持者是当时任政府总理、2010再次出任政府总理的欧尔班·维克多。在匈牙利政局开始动荡之初，欧尔班就于1988年3月创建了温和的右翼反对党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联盟。剧变后，该党在匈牙利多党制的政坛上成为重要的角色之一，1998年在议会大选中与右翼政党联合战胜了社会党，上台执政了四年，欧尔班首次出任政府总理。青民盟的优势在于年青化，有活力，没有历史负担的拖累，但在竞争中最大的对手就是由原来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党。社会党已与原来的共产党不同，是一个在多党议会制框架下活动的左翼政党，它的优势在于组织基础好，执政经验比较丰富，因此于1994年、2002年和2006年三次在议会大选中单独或联合其他左翼政党获胜，执政共12年。社会党除了成员老化，最大弱点是历史负担比较重，竞争对手都把它与原共产党等量齐观。所以，欧尔班在任期间支持创建“恐怖之屋”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放大社会主义时期的“恐怖”对社会党妖魔化。“恐怖之屋”用博物馆的方式对参观者特别是年轻甚至年幼者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
“恐怖之屋”的“教育”是可怕的。所谓的可怕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二战前“箭十字党”在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下对革命者的镇压和战后40～50年代拉科西政权在苏联的支持下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都很残酷。二是指“恐怖之屋”的设立者将法西斯政权与共产党政权相提并论，将拉科西时期的错误在时空上无限放大，对想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难免会产生误导。这样的“失衡教育”，同样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