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人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也是一个英勇不屈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一首又一首与命运抗争的“英雄交响曲”，1944年的华沙就是它最重要的一章。这一年8月1日到10月2日，在苏联红军已打到华沙城下的时候，几万名国家军士兵在数十万华沙居民的支持下举行了解放华沙的武装起义。他们向守城的德军展开了进攻，一度夺取了五个城区中的五个。恼羞成怒的德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起义者全力反扑。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持者奋战了63天。两万多名起义者战死，五千多人失踪，十八万多华沙市民丧生，十六万多人被驱赶到集中营，华沙城的85%建筑被夷为平地，三十五万多人无家可归。这些数字在波兰人的历上写下了最惨烈的一页。于是，走在华沙的大街小巷的时候，我仔细阅读有关这次起义的文字、雕像、纪念碑，还有为逝者而燃的长明火。它们就是这首乐曲的音符，它们发出的不同旋律让人心酸，让人血热。
迟到的纪念碑
华沙给我留给深刻印象的东西有很多，其中，位于克拉辛斯基公园东侧的华沙起义纪念碑。不过，这个纪念碑可不是单一的雕塑或几何体，而是由三个黑灰色的人物群雕和排列成丁字形的二十来根天蓝色方立柱组成的。在台阶上的两个群雕展现的是起义者拿着武器弓身向前冲锋，人物群雕斜负着巨大水泥块，使人感到他们若不向前冲锋就会被压死。台阶下的群雕描述的似乎是起义失败的一幕：一名战士从下水道里爬上来，另一名战士搀扶关怀抱婴儿的妇女，在他们的背后站立着一个面色悲伤的神父。方形立柱除了两头的四根之外，其余的顶端用长方体相连。每根立柱的上端有代表1944年华沙起义的“战斗波兰之锚”和象征着公正的天秤浮雕，下端四面则刻有阵亡的起义者之名。人物雕塑前有许多鲜花和燃烧着的蜡烛，它们表达着后人对起义者的敬仰和怀念。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944年华沙起义纪念碑是1989年8月修建的，当时波兰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在此前的45年中，1944年华沙起义不仅不被官方纪念，而且起义的参与者悲剧性的命运以另外的方式延续着。华沙起义失败后，国家军于1945年1月宣布解散。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为了将这次起义从民众的记忆中抹去，官方宣传将起义者说成是德国人的同谋者，许多人因参与起义或是国家军的成员而被安全部门逮捕和被判入狱，禁止举行周年纪念活动，更不允许为这次起义立碑。1956年非斯大林化以后，波兰政府虽然不再直接镇压这次起义的参与者，但是，历史教科书、小说和电影中仍然不能涉及这次起义。
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与二战期间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波兰国内政治关系造成的。1939年9月华沙失陷之后，波兰总统和总理流亡到巴黎并组建了流亡政府。巴黎沦陷后，这个流亡政府到了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与法国和英国关系最为密切，在后者的帮助下还建立了一支武装与英军一同战斗。在国内抵抗方面，流亡政府1939年11月在华沙组建了一支地下武装，名叫“武装斗争联盟”，1942年2月又将它改组为波兰国家军。也就是说，国家军是依靠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国内抵抗力量。然而，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受英国与苏联，德国与苏联关系的制约。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它们才决定先搁置分界和领土等方面的分歧，恢复了波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但到1943年，由于多方面原因，苏联宣布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开始加大对波兰共产党的支持的力度。1944年7月，波兰共产党人在华沙秘密地建立具有临时政府性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时，波兰实际上有两个政府和两股抵抗力量，它们以及其背后的英国和苏联为争夺战后对波兰的操控权而展开较量。这年7月底，波兰共产党的军队同苏联红军一道攻到了华沙城下。华沙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国家军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取得国家政权并以波兰主人的身份迎接苏联红军。它在军事上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但在政治上则是要对抗苏联和波兰共产党政权。因此，联红军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做法，不许美国的飞机利用苏占区的机场给华沙起义者空投军需物质。于是，在战后成为苏联卫星国的波兰，为了证明苏联当时行为的正确性，就必须妖魔化1944年华沙起义及其参与者，比如，说国家军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流亡政府夺得政权，保护的流亡政府和有产者的利益等等。
2004年建造的华沙起义博物馆
华沙有不少博物馆，如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肖邦博物馆、居里夫人博物馆、剧院博物馆等等，但是，我最感兴性趣的还是1944年起义博物馆。它没有其他一些博物馆那样气派、奢华，外表望去，只是一幢低层楼房。在一个不算小的院子里边，有一面很高很长的大理石墙，上刻有许多起义牺牲者的名字。这座博物馆最特别之处还是它里面的部展，冷色的灯光，凝重的气氛，声光电的展览技术，超现实主义的布展方式，再加上那些浴血而存的老照片和各种实物，参观的人们仿佛置身于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感受着战斗的惨烈，起义者的英勇和法西斯的残暴。展览的内容实际包含了整个二战期间的波兰，但重点仍在华沙起义的始末上面。这个展览馆的意义不只是生动了再现了1944年华沙起义的情景，更在于消除了过去笼罩在这次起义和起义者头上的种种谎言。
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是与波兰的社会转型和波苏关系的变化相适应的。1983年，波兰就成立了一个筹建1944年华沙起义博物馆的机构，但修建工作迟迟没有开始。苏东剧变使波兰的政治结构和波苏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筹建博物馆之事才真正提到日程上来。为了全景地展现华沙起义的情景，发起者们深入研究它的历史，广泛搜集从起义者使用过的武器到他们的情书等文物。在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之后，波兰完成了回归欧洲的进程，这为观察和评价华沙起义搭建了新的平台。2004年7月底8月初，波兰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华沙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7月30日，作为一项重要的纪念活动，华沙起义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揭幕仪式上，波兰总理为参加过起义的老兵佩戴荣誉勋章。受勋者都垂垂老矣，但是，他们仍用举起军刀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深藏了半个世纪的难以表达的情感。8月1日，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出席的不仅有波兰总统，还德国总统施罗德、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以及英国、法国的高官。但令人奇怪的是，俄罗斯的领导人却不见踪影。敢于“纪念失败”的德国再一次显示了回归欧洲的勇气，而不敢“纪念胜利”的俄罗斯则离欧洲越来越远。
画册中的永恒
除了纪念碑和博物馆之外，波兰还出版了一些有关1944年华沙起义的书。华沙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旁，有一个犹太人摆的书摊，专卖波兰特别是波兰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境遇方面的书刊和画册。我卖了一本2008年出版的英波双语画册《华沙起义》。这本95页厚的画册中共汇集了186幅照片，其中，黑白的171幅，彩色的15幅。前者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因此它们是当时一幕幕的定格。作者塞尔韦斯特·布劳恩（1909—1996）从德军轰炸华沙的第一天起，就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如实地记载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一切。在1944年起义期间，布劳恩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更是每天拿着一架莱卡相机跑在大街小巷，重点拍摄起义者的英勇战斗，民众蒙受的巨大牺牲和城市遭受的严重毁坏。在这些照片中，有各式各样的街垒，有正在激战的起义者，有一排排的阵亡战士，有狂轰滥炸的德国飞机，有浓烟滚滚的高楼，有一片又一片的废墟。看到这些照片，你仿佛也随着作者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用一种特殊武器同民族和国家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后者是照的是1944年华沙起义纪念碑、雕塑、遗址或遗迹等等，是现代作品。通过这些照片，我才知道，上面提到了纪念碑和博物馆不过纪念华沙起义的载体之一，而不是全部。比如，紧挨着议会大厦有一座为国家军而建造的“L”形的白色纪念碑，埋葬许多国家军的军人公墓，15米高的“战斗波兰之锚”，老城区里500名起义者和居民遇难遗址等等。
1944年华沙起义虽然短暂，可它的起因却是既简单又复杂，结局既悲壮又凄惨，而影响更为深远。这次起义以及后来对它评价的演变又如同一面镜子，既映射出欧洲的大政治和波兰的小政治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从一个独特视角揭示了波兰社会发展的曲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