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恐怖症的发病由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引起。下面就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并对以往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发病因素
（一）生物学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在社交恐怖的遗传、神经化学、神经内分泌学、神经解剖学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要信息。
1.双生子的遗传
研究社交恐怖的遗传学研究通过对双胞胎的调查统计来论证其发展。Torgersen发现在一些症状如害怕在他人或陌生人面前书写、做事或进食的相似性上同卵双生比异卵双生明显得多。Horn在对“社交技能”和“社交仪态”的研究中发现，同卵双生的相似度分别为0.51和0.54，而在异卵双生中，其相似度分别为0.18和0.21.Kendler曾经报道在女性中，同卵双生社交焦虑障碍发生的一致率为24%，而异卵双生社交焦虑障碍发生的一致率为15%。在对社交焦虑障碍的各项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来自遗传因素的为0.21，来自环境因素的为0.36.故环境和遗传是社交焦虑障碍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2.神经递质因素
神经生物学家们发现社交恐怖症患者有特殊神经系统的改变，尤其是关于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系统。尽管没有发现血小板5-羟色胺载体密度异常，社交恐怖患者针对增高的焦虑及5-羟色胺探针所引起的激素反应，表现出突触后5HT1A和5HT2受体亚型敏感度的增高。血小板5HT2受体密度已被报道证实与社交恐怖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相关。在公开演讲的预期中，与对照组相比社交恐怖患者有心率的增加。社交恐怖患者针对体位诱发试验或Valsalva动作所引起的去甲肾上腺素的反应也是增大的。当淋巴细胞内β-肾上腺素能受体数目正常，由可乐定（一种a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所引起的直接的反应是激素的增高。这就表明社交恐怖症患者中存在与去甲肾上腺素过度活动相关的突触后a2肾上腺素受体功能的减低。脑脊液中也有多巴胺代谢产物高香草酸的降低。社交恐怖患者对心理应激源表现出较大的肾上腺皮质反应。这提示这些神经递质的增加或者减少与社交恐怖症的发病有关系。
近年来神经影像学方面的进展发现了社交恐怖患者存在纹状体结合处低水平多巴胺D2受体和低水平多巴胺转运蛋白密度。他们已经证实这其中涉及皮质边缘通路，包括额前皮质、海马和杏仁核，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都表现出活动的增强。在决定环境刺激的重要性的认知评价方面、在信息的情绪和记忆的整合方面，以及与条件性恐惧行为相关的表情方面，这些脑区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广泛报道，社交恐怖症中在逻辑现象方面的结合被割裂。
还有资料表明，患有Williams综合征（一种由于DNA倒位导致的非遗传性病症）的人患恐怖症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正常人群。几乎96%的Williams综合征患者都患有恐怖症，这表明恐怖症与个体的生物化学因素关系密切。Williams综合征的儿童表现了各种焦虑和恐惧。最近Fidler等人比较了Williams综合征的儿童与其他大脑发育迟滞儿童的焦虑情况。其他智力落后儿童报告的恐惧只有两种，即他们的父母生病或打针，但Williams综合征的儿童却报告了很多种恐惧。一半以上的Williams综合征儿童报告了41种不同的恐惧。部分恐惧涉及人际争端，如被嘲弄（92%）、受惩罚（85%）和与别人争吵（85%），部分恐惧涉及身体上的问题，如打针（90%）、被火烧（82%）和被蜂蜇（79%），还有些恐惧是因为受听觉过敏和丑陋的困扰。尽管并非所有Williams综合征儿童都出现这些恐惧，但与其他智力落后的儿童相比，他们似乎存在较多的恐惧。
（二）心理因素
在心理因素方面，人格特征是社交恐怖症发病的主要因素，林雄标等人报告，EPQ测查结果显示社交恐怖症患者神经质分和精神质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外向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社交恐怖症患者常有不健全的性格基础，病前性格多为自卑、胆小、羞怯、被动、依赖、高度内向、易焦虑、易恐惧、苛求完美、过分自尊、敏感、固执、重视他人的评价、缺乏自信、有强迫倾向等。尤其是刚刚步入青春期的青年，由于生理上的巨变和生活世界的突然开阔，自尊心日益增强，对社会和其他人的评价也变得敏感起来。在这个时期中，如果在人际交往方面受到像失恋、当众出丑等精神刺激，常会在心理上造成较大的创伤，更容易在上述性格倾向的人身上引起焦虑不安和恐惧心理。社交恐怖症患者对自己的神态举止特别敏感，生怕自己在别人面前出丑，这样，便形成恶性循环，从而采取躲避方式。开始时躲避陌生人，后来竟连熟悉自已的人甚至连亲朋好友也回避了。由于强烈的害怕、恐惧心理，使当事人在别人面前出现面红耳赤、讲话口齿不清、行为拘谨、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心跳加快、手足发冷等反常表现。实际上社交恐怖症患者的恐惧心理是一种自我暗示、自我加强的心理过程。他们所害怕的对象并非是其他人，实际上是“自己吓自己”。他们把许多实际上并不可怕的人在想象中带上了恐怖的色彩。所以，每时每刻都摆脱不了忐忑不安的心情，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而不能自拔。
社交恐惧是人类独有的奇妙的现象。在动物世界里，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如果动物彼此排斥，也多半是为了生存的疆界、领地、食物与配偶，或者喜欢独居的习性。动物这样的排斥是朝外的，社交恐惧却看起来是对某些人的排斥，实质上是朝内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感觉自己在他人眼里不完美、可笑、滑稽，甚至从别人眼里读出自己内心的可耻、卑劣、病态，把他人正常的行为、声音、表情看成是对自己的厌恶、藐视。站在自己对面的人毫无察觉，社交的真正意义也消失了，他客观上成为自我的一面“照妖镜”。一个人陷入对自己的排斥几乎是一种无解的心理困境，这种困境会激发一种强烈的神经症冲突，伴随明显的紧张、恐惧、脸红、出汗、激越，甚至逃跑。对自己的不喜欢又怎么逃得掉呢？社交恐惧引发的内心痛苦、羞耻感、自我否定，甚至是自己憎恨会让资深的心理专家吃惊！有时候，仿佛感觉只有渴望死才能稍微平息那种自己对自己的愤怒。
有社交恐惧的人内心都有那么一个超然、完美、权威的我，它用苛刻的“必须”来控制自己，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贬低、谴责便油然而生。是谁让人内心产生这么强大的超我？自然是动物们不具有的文化。文化激发人对自尊、理想化自我、荣誉的过度追求，结果导致一种反向，对自己产生一种神经质的压抑与否定。东方文化的耻辱感可能是造就自我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社交恐惧症中黄种人多，日本的心理学家干脆把它称为“恐人症”。
不过，社交恐惧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一般聪明的、敏感的、有些神经质的人容易陷入这样的困境，而这类人恰好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正如蜂群只需要一个蜂王一样，自然淘汰会让那些可能成为蜂王的蜜蜂早早被排除出局。神经症冲突是达成自我毁灭的捷径，优秀的人经这样的折磨也会变得平庸而失去竞争力。那么自我如何解读社交恐惧就很重要，如果你认为你的社交恐惧是一种病，你得到沮丧、病态行为和失败。如果你解读为我不爱社交，那么你得到时间、知识和内心宁静。社交是要花精力的，哲学、政治、文学、科学上有成就的人，多半是不喜欢社会交际的一群。
实际上，社交恐怖最核心的原因是其内心的自卑情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是人类之所以进步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勇，我们就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自卑这种感觉。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如果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如果他不再认为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够改进他的情境，他仍然无法忍受他的自卑感，他仍然会努力设法要摆脱它们，只是他所采用的方法却不能使他有所进步。社交恐怖症患者的各种行为都可以看成是为摆脱自卑而产生的。
病例1
患者自我分析社恐原因
我目前深受视线恐惧和表情恐惧的双重困扰。自我分析：我自幼就有些性格缺陷，有完美主义倾向和强迫倾向；我属马，性格固执，敏感，脆弱。我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我的父母是从河南农村来新疆投靠父亲哥哥的，那时物质条件很艰苦。我的父亲原本也是个勤劳本分的人，就是有点打麻将赌博的爱好，那时迫于生计的压力，打得还不很厉害。父亲是那种安于本分，不好进取的人；母亲心气特别高，虚荣心强。打我记事起，他们就经常吵架，打架，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我的心里投放下了阴影。我还有两个姐姐，但是家里人在精神上基本上不沟通，也沟通不了，我很少能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和家里人的爱。他们对我在物质上尽量满足，我觉得他们只是关心我的外在物质条件，在思想上从不关心我，我们太缺乏理解了。上学起，我继承了我母亲的秉性：心高，好胜，虚荣，内心脆弱。自从上初中后，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学习不好，一年比一年差，可能是我方法不对吧。那时候自我意识开始复苏了，性意识也觉醒了。我的性格是那种内向自卑的，我很少和同学玩。我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那么自卑了，是因为我心中早已种下自尊的根了，我太要强了。我是农村来的，我的同学及周围人都是城市的，我内心总是想：一定不要被他们看不起，我一定要比他们强。别人眼里的初中是最美好的，可在我的记忆里很糟糕，相反我的小学经历却很值得回味。记得我在小学学习很好，穿衣服也很讲究，很爱干净，很注意形象的。到初中以后可能由于天天死学、苦学，不得方法，学习下降，内心的自责和青春期到来的影响，使原来注意形象的我一去不复返了。我变得邋遢，整天学不好，自责，苦闷，孤独。从初二我就开始失眠了，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就像神经衰弱一样。我开始到医院看病，开安眠药，那时候都是我一个人承受的，父母都忙着生计，我多想有个人能听我诉说啊！有一年初中的暑假，我没事干，除了打游戏机，就是和两三个玩得好的邻居到河坝上玩，在家没事的时候拿着我姐姐借的金庸写的几本武侠书看。书中有些男女性事那方面的描写，描写得比较艺术化，特别是女主人公刻画得很神圣，很高贵，使我在以后对周围形象较好的女生心存自卑。我觉得她们在我的心目中被神化了，我脑海里那种性意识的萌动是对他们的荼毒，是对他们圣洁形象的玷污。这种思想在我心里结下了死结，我的学习失去了优势——这可能是我唯一可以炫耀的资本，再加上在性意识上的误区，记得那时候，我在学习上的压抑转化到性意识的萌动上。我的苦闷，我的孤独谁知道？我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压抑、忍受、冲突。我没有和别人交流过，没有人理解过我；我很少有机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没有和异性交流的机会。在同学们的冷眼中，转眼我上了高一，到了那时候我已有了抑郁症的样子，整个人郁郁寡欢，我的脑子不会动了，情绪很低落，自知力也下降了很多。后来，第四医院到我们这儿开过一段时间的门诊，我去看了，说是抑郁症。我吃了抗抑郁的药，效果不理想；寒假的时候我让父亲带到第四医院看病，打针吃药，反而还严重了，心理负担也很重，毕竟是精神病院啊！真是祸不单行，我家那个时候又遇到绑架敲诈，我那脆弱的神经整天瞎想，想着是谁会敲诈我们家，谁会绑架我，我都有了被害妄想了，我都快疯掉了。随着案件的告破，虚惊一场。我的自知力下降了一半，我那时就是想到四院看病，我周围的人都没注意到我有问题了，我父母也不认为我有病，他们也没有时间管我。我后来吃过中药，练过气功，都没什么效果。
（三）社会环境因素
在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很多资料显示社交恐怖症患者的发病与童年时期受到挫折以及家庭教育方式有关。
1.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
众所周知，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对个人的个性形成以及心智水平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社交恐怖症患者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Chartier观察到社交恐怖与以下因素有正相关：与成人缺乏亲近关系、不是长子（仅在男性中出现）、家庭里的婚姻冲突、父母亲的精神障碍史、儿童时搬家超过3次、少年时期公平待遇及儿童福利的公正、9岁前需要特殊教育、离家出走、儿童期的身体和性虐待、降级、高中辍学等。数据显示一些童年时期的危险因素可能受到性别因素干扰，影响社交恐怖的发生。国外Swanson等人还发现，恐怖症除与家庭结构、家庭教养方式有关系外，父母文化程度以及出生次序等都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家庭环境内在因素在社交恐怖的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过保护、过度控制、过度批评及虐待。日本学者认为，对人恐怖症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曾认为对人恐怖症是日本特有的“文化结合症候群”。日本对人恐怖症发病率占神经症的30%，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病特征也有很多差异，如其他国家男女发病率基本相同，而日本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路英智、林雄标等人研究表明，不良教养方式，父母尤其父亲对其缺少情感的温暖、理解，过多的拒绝和否认以及有关性的烦恼是中国社交恐怖症发病的主要影响因子。
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示愤怒、相互攻击、矛盾重重、脱离常规的道德观或墨守成规、追求完美，容易造成子女心理冲突，做事犹豫不决，无所适从，不利于其社会化的顺利发展。父母缺乏对子女的关心、理解、信任和鼓励，他们将会更多地表现出对事物的冷漠、忽视态度，并随着儿童的成长而发展，延续直至泛化为对周围的人和世界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从而影响子女成年后与他人的顺利交往，过多地体验了无助、恐惧、不安全、孤独感；父母的过分保护，阻碍了个体独立性和社交能力的发展；父母的过分严厉与惩罚，往往会造成孩子做事过于拘谨和小心翼翼，唯恐做错事而受罚，在社会交往中害怕自己的行为表现被人指责，故而把注意力放在尽量避免被外界否定上，对内过于苛求自己，甚至对一些正常的欲望也产生羞耻感和自责感，对外过分渴求他人的赞誉，致使他们担心失败，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始终处于焦虑恐惧之中，从而出现回避行为。
病例2
我的重度社交恐怖症病因
我从小在家受到父亲非人虐待及无理殴打，因无其他监督机构，导致长达6年在恐惧和担忧中度过，经常会想到死，精神恍惚。中学进入一所垃圾中学，经常被同学残忍殴打，但是因为目标为考出该校，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优秀。中考成绩580，超过重点线20分，但因父母要求，又留在该校，超分数线90分。对该校产生巨大恐惧心理，不敢上学，对人充满敌意，不敢与人对视，精力十分虚弱。又跟以前的仇家发生矛盾，在混乱的帮派打斗中受欺负，又想努力学习，导致精力虚弱。易怒，怕见人，怕上学。到了高二，因为症状过于严重彻底休学在家调养。我的症状：神经质症严重起来，极度虚弱却消耗非常大，胸口像压了几百斤的石头，轻轻一碰就有要吐血的感觉；脑袋感觉被压在一个很小的盒子里，而且大脑像被搅拌机搅过一样，都是糨糊，持续地耳鸣，头痛得要裂开，像被什么东西在天天挤压，每天上课必须趴着。一天要睡20小时以上，而且不见好转，稍微一动就难受得不行。因为上火挖出过超级大的耳屎，因为这个耳屎在洗澡的时候被泡，引起中耳炎，两只耳朵几乎聋掉；看东西是平的，眼睛里所有东西无立体感，而且似乎是从一个平方厘米的小孔往外看；每天晚上入睡困难，而且一睡着就做噩梦，而且梦都是红颜色的，被非常恐怖的怪物追。每天要面对我极其恐惧厌恶的人和事，精力极其虚弱，感觉生命已经只剩下一口气，精神十分恍惚，无自我意识，如行尸走肉。无法忍受正常人可以忍受的许多事。对人恐惧，见人就躲，无法忍受噪音，哪怕非常微小的，也能引起我巨大的痛苦。一说话就像胸口要裂开一样，几乎要吐血或晕倒。更不要说上课讲话恐惧、出门恐惧等，那些我小时候就有了。
2.童年期的生活事件
童年期的生活经历对个人的人格形成以及心理健康水平有很大的影响。童年期如果受到父母、老师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虐待、不公平的对待，或者长期受到同伴的欺负、侮辱、耻笑，成年后更容易罹患社交恐怖症。特别是儿童在童年期受到性虐待或者性骚扰后，青春期甚至成年后更容易产生对异性的恐惧，罹患异性恐怖症。国内钟友彬等人研究发现，在113例社交恐怖症患者中有110例（97%）最后承认他们的症状带有性的意味，在详细询问了幼年经历的78例中有67例（86%）承认在青春期前有过主动参与的性经历。刘文等人的研究中，61例社交恐怖症患者中有98%的人承认与性有关系。胡建、于永达等人研究发现，57例社交恐怖症患者中，能回忆出有性不良经历者共45例，占78.95%。
常见的童年性不良经历是：
①偷看异性成人如厕或外阴部（30例，占52.6%）；
②男女儿童互看或互摸外生殖器（27例，占47.4%）；
③摩擦外阴部或手淫（20例，占35.1%）；
④窥看成人裸体或性交（17例，占29.8%）；
⑤模仿成人性交活动（6例，占10.5%）；
⑥偷着抚摸异性成人外阴部（4例，占7.O2%）；
⑦未能回忆出有性不良经历者（12例，占21.1%）。
还有资料表明，童年期频繁地转换学习生活环境如搬家、转学等都会增加患社交恐惧的几率。
病例3
说说我不堪回首的18年
一直都想说说我的事，说说我不堪回首的18年。我的事要从11岁开始讲起。这个暑假结束我就要上初中了，就在快要开学的时候，那时天还很热，有天晚上我就无意之中发现了父母的事情。这突如其来的事把我吓倒了，吓得一动不敢动，不敢喘气，生怕被他们发现也会对我那样。我浑身冰凉，没有温度，只有死人才这样吧。虽然并没太看清楚，但我猜到了，凭我那时仅有的从电视上得来的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我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肮脏的罪恶的事。白天见到他们我开始怕，恶心，讨厌他们，晚上只要听到隔壁屋里稍有点动静，我就怕得大气不敢出，用被子蒙住头和耳朵，不想听，不敢听。在学校里我开始变得沉默自卑，特别是在男生面前，我开始怕和他们接触，怕他们知道我身边有个这么危险丑陋的父亲，因此会歧视我。我开始和父亲也不说话了，总觉得他不怀好意，处处躲着他，提防他；后来的好多好多年中我也一共没同他说过几句话。
过了不长时间中学开学了，我进了初中，这时已是秋天了。在这个秋天里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让我彻彻底底地崩溃了。一次学校包场电影，我受到一个陌生人的不严重的性骚扰。如果是我再大一点儿，或许这个事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那时我太小了，才11岁，我能有多少这方面的知识？而且从来也没遇上过。我怕了，再次体验到那种濒死的可怕的恐惧。我以为这样就是失身了，我不敢动不敢喊，怕被后排的男生看到因此对我产生非议，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对异性开始怕了。那天看完电影，从影院出来，我和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一起走，外面的阳光很灿烂，可我浑身冒着冷气。我不敢告诉任何人，不敢告诉家里人，我怕会被家人瞧不起，会被斥责。于是我将所有所有的事情埋在了心底，永远地埋在了心底，直到十几年后。尽管我如此悲伤、恐惧，但我不敢让任何人看出来。我想哭，但当着人的面我又不能哭。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家人都睡了，我蒙上被子，偷偷地、拼命地压抑着，无声地让眼泪肆意流淌。我们姐妹三个睡在同一个屋，她们竟没能发现，你说我隐藏压抑到了什么程度！好长好长时间，有十几年吧，我一直觉得喉咙那儿堵得很难受，是因为压抑。在学校里，我也不能学习了，坐在课堂上我的脑子里全是这个事情，有时就偷偷地流出了泪。我就独自承受着这些事，无时无刻不深陷在其中。对异性的恐惧之中带着深深的自卑，可以说是自尊心全面地崩溃了，没有了尊严。我开始远离童年时的伙伴，独来独往。我觉得我是个很令人讨厌、令人鄙视的人，别人都瞧不起，我恐惧自卑得不敢走近人。
有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的时候，迎面走来三个男孩子，我突然之间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了，很无助，很慌乱。我看到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于是就目光死死地盯住了那棵树，终于走过了他们。我想从那时起，我就不敢正眼看人了，也怕让人看到我。正常的人谁也不会有意识地考虑自己的目光，在这之前我也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走在放学的路上，我感到周围的人离我那么遥远，这也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那时因为没看过心理学方面的书，所以不会去对号入座，没有得病的意识，只是纠缠在自己的事和深深的恐惧之中，痛苦得不知如何是好。好多年里还在想，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些事会如何如何。这一切都是发生在11岁。从那时起，我不再与任何异性有来往。其实11岁时我已完全无法学习了，但这一切我又不能跟任何人说。上课的时候，由于周围都是男生，老师也是男的，我根本没法学，只有无限的恐惧，独来独往，但又怕被人嘲笑说我无人理睬。我不再会笑，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我不知道笑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曾经对着镜子做出笑容，但我看到的只是一张悲伤的脸，嘴角被两手拉扯着勉强地向上翘着，很难看，整个的面部肌肉都紧绷着。初中时班里一名男生在背后给我起外号——冷血动物，这还是通过我妹妹知道的，因为我已经远离了人群，不再和谁交往。当从妹妹口中得知后，我心里涌上一种很难受的感觉。现在想想他也不一定有什么恶意，只是我在病中太敏感了。因为我看起来呆呆的，学习也不好，别人以为我很笨，甚至还有很个别的人把我当弱智的傻瓜看，欺负我。我无力反击，因为我怕。我也不敢和家里人说，怕他们斥责我，尤其是姐姐。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想逃避过去的同学，就复读了一年，给家长的理由是想考个好班。复读后还好，那一年换座位与女生同位的时间长些，学习还可以，只是一调到与男生一个位时，我就战栗，恐惧。整个高中，我都没有学，实在没法学，坐在课堂里对我来讲是种痛苦的折磨。我怕，我怕同学，怕老师，怕所有的人。我怕别人看到我，也怕别人的眼神。从11岁开始，所有的假期我都是待在家里，不敢走出家门一步。我一直把自己裹得很严实，不让别人看出我什么，看出我不正常来。在病中很敏感，也很脆弱，脾气也很坏，别人无心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引起情感的大爆发，当然这种爆发在我也只能偷偷地躲起来爆发。从得病起，除了上学外，我不仅总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而且就是有亲戚以及家人的朋友到我家玩，我也都是藏在一个小屋里，一动不敢动，不敢大声喘气，不敢弄出动静，不敢出这个小屋门一步。因为我怕被人知道我在家里而不出来接待他们，我也怕见他们，认为亲戚都把我看成弱智。一直以来，我活得生不如死。
（四）传统文化与社交恐怖症
近些年来，许多心理学家都尝试对社交恐怖进行解释，由此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但没有一个学说能够完全清楚地解释已知的各种病前情况（产生原因）以及病后的表现。社交恐怖在临床上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病例：病人从小害羞、怕见人，又特别爱面子，争强好胜，并且一直缺乏社交训练，也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充其量只是会啃书本子，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从青春期开始，他们的社交恐怖便明显严重起来，但心理学者和医生们却往往找不到什么确定的发病诱因。
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人的内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格结构，是人格结构决定着人们将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和为什么做，而这正是文化特质和模式之所在，人类创造着文化，文化也在不断影响着我们人类。特定的人格结构是特定文化结构的缩影，人类许多的心理疾病包括社交恐怖的产生，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与个体所在的社会文化因素有着深刻的关联。
1.心灵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产生挣扎
目前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和深入，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与外来文化进行着相互交流和渗透。外来文化的娱乐时尚、行为方式、理论思潮和价值伦理对人们既有的文化心理形成了外在压力和冲击，这使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同程度地有了一种“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心态：对传统伦理的依恋和归属与对外来文化的冲动与向往同在，既有新的文化视野带来的新鲜感和喜悦，也有文化撞击导致的失落和苦闷。传统价值的导向作用趋于弱化，而“舶来文化”嫁接的价值规范尚未确立。个体的心理经历着价值空缺、规范松弛的失序和阵痛。
（1）文化变迁使社会适应变得困难。
在消息闭塞、社会关系相对单一、生活节奏单调而缓慢的传统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文化环境单纯而且相对稳定，个体的文化适应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自然而然实现的，人们容易保持内心的满足、恬淡和平衡，因而个体对社会的适应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因为呈加速度运动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变化过程”，它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改变着社会的人际关系、交往规范和行为方式。社会的这种迅速变迁要求个体做出相应反应，使个体与时代能同步发展，因此，个体生活的文化环境具有更大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其社会生活适应的难度剧增，人们害怕与人交往的心理也就随之产生，严重的就成为社交恐怖。
（2）文化交融诱发“双重人格”。
在这种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与选择互动的文化背景之下，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双重人格”的特点，一方面人们充满了对超前思想、现代观念和新型人际规范的向往，充满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叛逆；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又使人们对传统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表现出认同与习惯。美国社会学家阿·托夫勒曾经把这种由于内在的文化创新和外来的文化移入引起的文化急剧变迁对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的冲击和震动称作“未来的震荡”，认为“它使人们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承受过多的变化之后，感到压力重重、晕头转向以及不知所措”。文化转型所导致的“双重人格”，不仅使人格的内在平衡，即个体的价值需求倾向、个性心理特征、自我行为调节这三方面的平衡变得困难，而且使人格的外在平衡，即个体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协调趋于动荡不定。人格结构的内外失衡都必将导致人们不同程度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混乱，从而对人际交往感到无从下手，畏惧与逃避人际交往的心理也就应运而生。
（3）表层观念与深层文化的错位导致内心痛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确实有许多人的观念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但深层次上的文化问题和人格问题并没有解决。人的大脑接受新的观念、新的知识非常快，但要在思想深处进行调整，就不那么容易了。当个体深层的文化结构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却又输入了新的思想观念，这应该说是悲剧性的，因为这意味着个体深层的文化同表层的观念形态是错位甚至是对立的，这样会导致人们心理的矛盾与分裂。现代的中国人是幸运的，那是因为赶上了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好时代；但现代的中国人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必须因此而忍受内心深处矛盾和分裂所带来的痛苦。一切都是不固定的，一切都无所适从，一切思想和观念都得不到有力的、有意义支持，人的肉体和精神就好像在风中漂浮，无根无蒂，永无宁静。
2.传统文化中具有诱发社交恐怖的因素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人从其本性上说是需要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人格也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形成的。而社交恐惧就是在个体对自我、他人以及整个交往系统的矛盾认知和不良体验中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现代文化来说，其中有许多成分都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诱发社交恐怖的因素。
（1）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我”的认知
自我是人格的主体部分。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自我”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内在的自我，二是人际自我，三是社会自我。作为单独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的自我，这是我之所以为我的根据所在。但是，任何单独的个体也都是生存在同他人关系之中的，都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存在的，所以又必然具有“人际”的自我和“社会”的自我。由于任何人都既是他自己，同时又不能不同别人或群体相联系，所以，每个人的人格结构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但是这三个方面中，究竟谁充当了人格的核心，这便可以区分不同的人格类型，不同的人格类型便是不同文化类型的折射。西方人的人格构成是以内在的自我为核心。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由其他任何人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内在自我决定的，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都是在内在自我的支配下实现的。作为个体的人，只有从其所属的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中跳出，才算是真正把握到内在自我，也才算真正把握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如果没有经历过“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基地，对这些外在的角色做出内省式的再考虑”，那么，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这是西方人对自我的看法，这种看法无疑会让个体更加尊重自我，而顺从自我的召唤去行动。中国人是以人际自我为核心来铸造自己的人格。以人际自我为核心，就是说人在构建自己人格、决定自己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主要不是从自己的内在自我，而是从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出发进行自我设计。换句话说，不是自己给自己定义，而是由他人给自己定义。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儒家学说上。儒家曾对“人”下过一个定义：“人者，仁也。”是以“仁”来定义“人”。所谓“仁”，许慎《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二。”可见，“仁”就是强调“二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人的独立状态。这一点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格结构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文化正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关系中构建自己的人格，进行人的设计的。在中国最常见的人际关系有五种（“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个中国人都首先在这五种关系中接受定义。
因为重视人际关系，以人际自我为核心，所以中国人对自我的要求也就同西方人不太一样。儒家是要求每个人都能成为“仁”人的。但什么是“仁”？孔子定义是：“仁者爱人”。强调“爱人”，就表明他是从人际关系上考虑自我，定义自我的。与之相关的还有“恕”，“恕”就是“推己及人”，就是“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的意思是，考虑问题应该将对方放置在自己的位置上来进行，亦即从对方着眼，为对方着想。这是人际自我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孤立地对人进行定义的，而总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中定义。黑格尔曾说，对某物的定义，就是对某物的限定。用他人对自己定义，就是用他人来限定自己。在文化观念、人际关系纷繁芜杂的当今时代，如果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用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他人观念来限定自我，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内在自我的丧失，而一个丧失内在自我的人是无法拥有正常的人际交往的。
（2）传统文化对“个体独立性”的认知
中国人由于是从人际自我来构建自己的人格的，因而，他们的内在的自我实际上是由他人内化而成的，比较缺乏个人的独立性。严格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立的或者纯粹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内核是空虚的，没有内容的，即没有经过定义的。只有当他与他人或社会发生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被定位，获得某种人伦或社会角色时，他才会获得自身的属性和意义。
中国人喜欢用社会角色来称呼每一个人，道理即在这里。比如某某书记，某某主任，某某部长等，就是用社会角色代表的群体来对个人进行界定。中国人对别人很少直呼其姓名，因为这不能够体现出被叫人的身份、意义和价值。即使没有或不便用社会群体的角色来称呼的，如在家里家外，也是要以他与另一个人的关系来相称，以体现他人对他的定义。如称“孩子他爹”、“李家大嫂”等。而在西方，称对方的名字则是最常见的现象。甚至常有儿子对老子直呼其名，这样的称呼在中国是被视为最没有礼貌的。因为这个缘故，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未成年人是很少具有社会意义的，因为它只具有一种自然的人际关系——血缘关系，尚未形成社会性的人际关系。只有当他成年之后，而且在社会上充当了某种角色，即所谓“立业”时，他才具有社会意义。同时，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她）也有待于一种新的人伦关系的建立来对他（她）进行确定，那就是“成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表面上似乎只是一个生理上的必然，但实际上也包含着文化的意义：你的存在有待于你的配偶和子女给你定义，赋予你意义。如果一个人已经成年，但尚未成家，那么，作为最重要的人际自我中的一部分就是残缺的，你的定义就是不周全的，你的意义就是有所缺损的。
传统文化中由于个人缺乏独立性，个人有待于他人和群体的定义，就使得个体在内心深处非常在乎他人和群体对自己的评价，害怕在交往中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印象，引起别人不好的反应。这就会导致在交往行为发生前，个体就对自我的交往技巧和交往能力产生了较高的期待，总希望自己能以超群的口才和举止得到他人和群体的称赞与喜欢。而怀有这样过高自我期待的人，在交往中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挫败，这时个体就会认为自己欠缺社交能力，从而每次在与他人或人群发生联系之前，都会产生紧张害怕的心理，而这些正是社交恐怖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中国人的“他人”位置与“耻感”文化
西方人同他人交往，总是倾向于同对方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在西方思想史上常常会出现“自由”、“人权”等思潮，这都体现了文化对个体的尊重。而这在传统的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中简直微乎其微。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中，“自我”不是上帝，“他人”才是上帝，因为“我”的意义是由他人给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西伦理的不同的心理基础上看出：西方人的伦理意识根植于“罪感”；中国人则根植于“耻感”。“罪感”是建立在个人意识和对自我的充分认定的基础上的，是理智地意识到自己“有罪”；“耻感”则是建立在他人意识之上的，是感觉到自己在他人眼里“可耻”；前者无须面对他人即可产生，后者则是只有面对他人时才会发生。前者属于个人伦理，后者则属于群性伦理。
“罪感”无需“他人”出面，只看事情本身的“对不对”，只是以内省的方式审视是否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有，尽管没有他人在场，也会感到不安和有罪。而“耻感”则必须有“他人”“在场”，并以他人的看法为转移。从构字法来看，“耻”，从“耳”从“止”，是指自己在听到他人议论以后，就将原想做的事就停止了。“耻”的另一种写法“恥”，从“耳”从“心”，是指听到他人在说自己，心中马上就感觉到了。这都是从“耳”。从“耳”即为“听”，而“听”当然是以他人为对象。所以“耻”总是依赖于有“他人”的存在。“耻感”的根源是在“他人”，而得以发生的机制，就是他人之“言”，即他人的“品”和“评”。“品”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亦即大家对你的评论。而“评”，从“言”从“平”，意即用议论来铲除你不该有的东西，使你同他人一样。所以，中国人的“耻感”是建立在他人对你的评论的基础上的。中国人的唯恐被他人议论，唯恐有人说三道四，亦即“人言可畏”的心理，源于此。
也正因为“人言可畏”，才需要认真对待，才会出现道德意识。而中国人的道德的实质，就在于将他人对自己的要求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倾向和价值取向。建立在“耻感”基础上的道德意识，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它能够重视对方，替对方考虑，使人与人的关系易有人情味。因为人毕竟是社会的人，毕竟要同他人相处，如何提高这种相处的质量，中国的这一思路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消极的一面则在于它容易将人际关系变成应付，将与他人的相处仅仅理解为“做人”，从而产生出“面子”意识、“被看”心理，同时使得个体不得不忽视、压抑个性而追随大流。这些就使得许多性格内向的人感到人际交往是一种负担，既想和人交往，希望在交往中得到他人的认可，体验自我的价值感，但又害怕交往不成功，受到别人的冷落或耻笑。因此在交往中变得思前想后，优柔寡断，内心非常矛盾，久而久之，人际交往就产生了困难。
（4）传统文化对“私人状态”的否定
在西方语言中，“私”是一个中性词。“私利”就是个人利益，“隐私”就是个人秘密。这些都是正当合理，受法律保护和社会尊重的。但在中国的语言中的“私”则是贬义的。
在正统的中国文化中，多少年来，私人状态始终不发达，甚至是被否定，那些提出个人利益要求的观念，往往也被极端化或者丑化，如“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这是被正统文化所不齿的。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夫妻、挚友之间是不应该有秘密的，即使有，也少得可怜。这并非有什么人在强迫个人交出私人秘密，而是在他自己看来，根本没有保留这些秘密的必要。他希望让他人看到自己的全部，毫无隐讳。否则，他的心理就会不安，觉得对不起人。
应该注意的是，重视私人状态，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私心泛滥；而缺乏私人状态，并不一定是大公无私。自私和私人状态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在西方文化中，由于“私”是被肯定的，所以也是公开的，那么就有相应的规则，即法律进行调整以及保护。而中国人认为“私”是见不得人的，所以是要被隐藏起来，或包装之后才拿出来。例如最常见的形式是通过利人来利己。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先给后取，多给少取。有了给，后面的取就变得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了，即为自己的私心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孟子也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里的言下之意是，你要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必须怎样待人。个人的“私心”通过为他人着想的方式表现出来，才能够给人的心理以安宁。
这种对个人正当利益、个人正常需求的否定，使得中国人在实现自己利益，即便是正当自我利益时，势必要拐弯抹角，偷偷摸摸。这对于现代人，尤其已经接受、认可了很多西方文化中关于“私人”、“自我”观念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尊重个人利益，个人隐私，希望能够充分实现自我，羡慕西方世界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实；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舍己为人、大公无私这样的行为是非常高尚的，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应该高于个人利益。在两种文化价值的交织中，他们很难老练、圆滑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在现实中既能实现个人的既得利益，又能履行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因此，在他们眼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难以把握，与人交往也是一件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
（5）“群体”对于“个体”的意义
在西方，群体是以组成它的个体为出发点的，是以个体的独立性为前提的。所以，尽管也存在着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和认同，但这时处于自己的自由选择，是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而且是以自己个体的目的和利益为前提的。在最深层的下面所支撑的，仍然是一个纯粹的自我。西方人常常变换自己的工作，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使自己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根植于个体本位和个体意识的西方人以自我实现为人生第一原则，形成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张力。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群体凌驾于个体之上，自己的行为无须对谁负责，一切都是由自己自由选择，一切后果也只是由自己来承担，所以西方人能轻装上阵，无所顾忌地去猎取名利，实现自我，甚至冒险，丧生也在所不惜，同时认为在契约和法律的允许下，以自己的能力去获取更多的利益、追求更大的快乐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人则不同。中国社会的群体本位和中国人的群体意识，使他们无法超越所属的群体，相反，总是使人们时时刻刻意识到群体的存在，思考着群体的利益。这样，个体的一言一行就不是个体本人的事，而是群体之事了。这种群体就好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使他们干任何事都要思前想后，步履维艰，唯恐有辱、有损于所属的群体。这种沉重的责任感便形成中国人强烈的忧患心理。这个忧患不是对个人利益和安危的患得患失，而是忧群体之利益，乃至忧天下之利益和得失。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就是这种忧患心理的写照。
实际上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对群体（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党派等各种社会团体）的认同性和依赖性的过程。中国人的自我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它的自我价值和意义是由他人和他所属的群体所赋予的，所以必须将自己投入这个群体之中，通过对它的认同求取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传统文化中，理想、成熟的人格就是那种确立了以人际自我为核心、具有他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人格。在这样的文化中，个体没有独立性，没有自身的价值标准，一切行为的最后根据不在个体而在群体本身。在某一个个体来到这一社会、群体之前，这一群体就已经将他定位了，所以中国人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他都不是以纯个人的身份，而是以所属群体的身份，或是家庭，或是党派，或是民族、国家。而这个社会中的个体也只能通过社会、群体对他的定位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
当个体的某些行为与群体既定的某些规则不符或者因为其他种种原因，导致自己不被群体关注和认可时，这就意味着这个个体是没有个人价值的，对那些非常关注自我价值的个体而言这是个非常可怕，难以接受的现实。而个体对这一现实的反映可以是以新的行为积极获取群体的认可，从而也获取了自我价值；也可以是忽视这个群体的评价，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的群体，获取认同与价值感。但对于那些在一定时间内，在现在群体中无法获取价值感，同时也没有勇气和魄力出现在群体的个体来讲，他们只能默默忍耐着内心的煎熬。这些人中，有的在忍耐中逐渐麻木，降低了对自我的期待；而有些人则背着沉重的自我价值期待，与他人进行交往，这些人往往容易产生社交障碍。
（6）中国的面子文化与社交恐怖症形成的关系
中国的面子文化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社交恐怖症患者。面子的内涵和取向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中西方在面子的内涵与取向方面有着很大差异。面子的这种不同内涵和取向，作为一种影响因素，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心理和人格特质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人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高度重视个人的权力和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行的，个人的成败是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别人也不会特别关注。所以西方人所谓的面子指的是个人的面子，是个体取向。他们使用面子功夫（给别人面子和保留自己的面子）主要是为了人际交流中的相互合作，强调面子的协同作用。他们在交流中既重视正值面子（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许），也重视负值面子（一个人在某种范围内的权力，强调他们的权利不完全受某社团或社会价值的支配，尤其是他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妨碍和强迫，最低限度地考虑别人的需要和兴趣），使个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也使他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得以维护。正是由于这种个人的价值取向，以及自我独立性和自主权的保持，使得他们在遭遇失败或挫折的时候，有可能产生的是无用感和自责自罪，其情绪体验是抑郁，较少会因“丢脸面”而引起恐怖。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地缘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非常重视自己与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群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的、立体的、网状的。在这种关系状态下，一方面，个人的成败，并不单单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与自己的家庭和所属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关系到自己的家庭和所属群体的切身利益和“脸面”问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一方面，社会对每个人都有角色要求，当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情境角色要求时，就是成功的，他人也会对自己有一个好的评价，自己就感到有“脸面”，能够面对他人；相反的，如果个人的行为不能符合社会情境对个人的角色要求，就认为是失败的，他人就会对自己有一个不好的评价，自己会觉得“丢脸”，愧对他人。从内涵方面来讲，中国的面子文化比西方的“面子”大得多，总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际关系。在社会交往中，中国人不但要顾自己的脸面，还要顾及别人的脸面，使人际关系的建立得以维护和保持。二是成为社团成员的入场券。人们“争脸面”是为了使社团接受自己。三是和社会地位有关。得到了优越的社会地位，也就为自己和相关的人争得了脸面，大家就能从中获得荣誉和利益。四是与社会秩序有关。若一个人违背了道德标准，违反了法律，就会使自己和家人“丢脸”。五是和自尊有关。脸面和自尊都是来源于父母的早期评价和解释，并需要在社会活动中才能得以实现。自尊是一个人的精神内核、生命支柱。它是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自身价值、重要性和能力的一种评价体验。这种评价不但来自自身，更依赖于他人。“丢脸面”会使自尊心降低，在社会交往情境中有时出现的“死要面子”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自尊，使自尊心免受伤害。从而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里，这种由儒家文化衍生出来的面子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它调整和维持着人际关系，保证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并使个人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二、各种心理学学派关于发病机制的论述
（一）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
行为主义者认为，社交恐怖症是通过学习而获得、强化从而固定下来的。华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使一个小孩对原来喜欢的小白鼠产生害怕。开始时，每当他伸手玩弄他所喜爱的白鼠时，就在他背后敲击响器发出巨大声响，使之受到恐吓，这样经过反复强化后，每当白鼠一出现，就受惊吓而产生恐惧，再经过泛化后，孩子对白色有毛的动物也产生恐惧反应。
（二）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
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年）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潜意识、前意识三个层次。意识即我们平时可以感受到的心理活动，但这只是心理活动极小的一部分，犹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我们的心理活动更大一部分属于潜意识范畴，充满了整个心理发育过程，尤其是幼儿期没有得到满足的、因违反社会道德而受到压抑的经历欲望与动机，他们不能直接地或原封不动地进入意识，因为会违背社会规范、良心、道德等而使个体感到痛苦；潜意识与意识之间为前意识，是控制潜意识内容进入意识的守门员。潜意识的内容只有经过改头换面，在前意识防御功能减弱的情况下宣泄出来。然后弗洛伊德又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是人格的基础，是各种本能活动的中心，包括各种欲望与冲动，不受理性的约束，按惟乐原则行事；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是人和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作用是控制精神能量适度地消耗与释放，直到外界现实具备满足本我的条件为止，因此自我是按现实原则行事；超我是人格的监督者，由自我理想与良心两部分组成，它代表的是道义而不是现实，追求的是完美而不是快乐。所以超我按道德原则行事。一般情况下，本我为心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超我则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监控，使之不违反社会规则；自我则在超我与本我之间协调，使个体本我的冲动能在符合超我的规范下尽可能得到实现与满足。当本我的冲动与超我发生冲突时，自我如果不能运用理性的机制来调节他们的冲突以及缓解冲突引起的焦虑，就不得不采用一些心理防御机制来应对，如压抑、投射、反向形成、固着等。当自我力量不足以抵御或缓解这些焦虑时，就会产生神经症性的冲突。由于本我要寻求表现的本能冲动处于潜意识领域，自我就很难意识到其冲突的真正对象，因此就体验到莫名的恐惧、焦虑。所以，焦虑被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是神经症最基本的核心症状。当焦虑转换为躯体症状时，则表现为癔症的转换性症状；焦虑被分离出意识时，则表现为癔症的分离性症状；被转为外部世界的对象时，则表现为恐惧症；被隔离开时，则表现为强迫症；如果被直接体验，则表现为焦虑症。
社交恐怖发生机制可表现为：
①退行性防御机制。
诱发因素使人的心理结构退行到症结产生期，将童年产生的“滞留现象”释放出来，表现为见人恐怖。
②投射机制。
恐人症病人害怕与异性对视，这是对童年性行为过分自责，感到“内心有鬼”，通过眼神投射出来的结果，此结果与资料报告相符。
③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
病人愈是害怕什么，偏就出现什么，预言似乎很灵验，这样自我约束信条就变成了发病后的“事实”。
④条件反射机制。
病人由于反复出现怕见人，激活了记载着对性矛盾和害怕的记忆神经，产生了见人恐怖的条件反射。
精神分析学派还认为，恐惧症的产生与童年期的性经历有关。东方文化中所宣扬的“礼义廉耻”和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得中国人非常重视羞耻感的培养。尤其是“性”，被中国人所不齿，“性”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公开谈论的事情，数千年来“性”一直被传统文化所摒弃，不登大雅之堂，从而造成了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这种强烈的性羞耻感，是性心理冲突的社会心理基础。东方人的性神秘感、性道德观、贞操观等使人从童年就滋生了对性的羞耻心，并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强，到青春期更是达到了强烈的程度。很多的患者最初发病都是处于青春期性意识萌动阶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由于这些患者对童年期的性经历进行了不恰当的评价，加上青春期的特殊阶段使得患者的性生理、性心理有了显著的变化，有关性道德、性罪错的知识逐渐增多，儿童式性的性经历一旦浮现，患者就以近似成人的性道德规范去审视。由于对性知识、性道德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审视往往演变成自我否定和自我谴责，形成性心理发育的压抑力量。对性欲望全面否定，不可避免地与正常萌动的性意识发生剧烈冲突，从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交恐怖症状。
（三）认知学派的观点
社交恐怖症的认知假说包括过度警觉假说和回避假说。社交恐怖患者在社交前后都运用偏差的认知加工方式，更注意社交表现的负性信息，并运用其对当前与未来的社交表现进行评估和预测。社交恐怖的认知模式认为认知歪曲和对来自他人负性评价的恐惧导致的对恐惧的人际关系的优先注意。这些恐惧可以说明临床上通常说的警觉过度和眼神回避。关于社交恐怖面部表情的加工异常的眼动证据的研究首次提供了关于恐怖相关的加工过程的客观依据。可以预测社交恐怖中过度警觉和眼神回避是最明显的对恐惧的公开表示。一种红外角膜波技术被用于记录视觉扫描途径，与正常的面部表情相比来显示对高兴、悲伤、愤怒的反映。社交恐怖的被试显示了眼睛的过扫描（扫描路径的增长）和回避（固定点注视的减少），在愤怒面孔时更加显著。这一结果不能用药物疗法和伴发抑郁来解释。这些结果与强调信息加工的偏移在社交恐怖中的作用的理论是一致的，为其在治疗评价方面的应用带来希望。随着心理咨询和社交指导的推广，认知行为学说得到了发展。有些学者认为社交恐怖主要是缺乏社交技巧和能力的培养锻炼。缺乏社交技巧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印象，引起别人不好的反应，导致尴尬的处境。同时，本人觉察到了自己的社交笨拙也容易造成紧张害怕。
另一些学者强调认知的作用。他们认为，有社交恐怖的病人的社交行为在客观上完全可以是恰当的，但病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恰当。在社交过程中，病人的自我贬低起着重要作用。不少病人本来就是缺乏自信和倾向于自卑的人。还有一些病人对自己要求过高，恨不能以自己超群的口才和举止得到所有人的称赞与喜欢。这就不可避免反复造成自我挫败，终于见人就紧张害怕。当然，许多学者把社交技巧和自我评价结合起来，强调认知和行为的互相作用。
Leary（1983）认为，已有的学说都有助于理解社交恐怖症，但没有一个学说能够完全解释已知的各种病前情况（先驱和诱发事件）以及病后的表现。Leary的学说叫做自我推荐学说。学说的要点是，社交必有动机。通俗地说，一个人只有当他希望在别人心目中造成某种特殊的印象，才可能会感到紧张不安甚至恐怖。假如不论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一概毫不在乎，我就不会紧张害怕。可见，决定所有社交恐怖的共同因素是动机，即想在别人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的动机。决定动机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处境，另一个是人格。
先说处境。举例说，想和异性交朋友或谈恋爱，对方愈是貌美或有才华，动机就愈强烈，也应愈容易紧张不安。又例如，参加就业面试，如果竞争的人多，挑选的标准很严格，我们就容易感到紧张不安。又如，将要会见的人大权在握，接见将对自己的一生起关键性的作用，见面时也容易紧张。一般地说，第一次与人见面容易紧张，因为我们都懂得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特别重要。可见，就诱因或先驱事件说，往往是依着特定动机的某种处境。当然有例外，即事先并无特殊的和明确的目的，但偶然发生的尴尬处境使病人想得到别人好印象的动机受挫，也可以成为诱发事件。
再说决定动机的另外一面，即一个人的人格特性。如果一个人倾向于控制别人对他的印象，或者，特别爱面子，似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这才有面子，或者完美主义倾向强烈，恨不得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完美无缺，那么，这种人便容易患社交恐怖症。
这些年随着认知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医生意识到认知—情感—躯体是互相作用的，而且往往是认知决定情感，情感决定躯体症状。为什么一个人见了人会吓得发抖，一个人却特立独行？最关键的差别就是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比如乙认为甲是个大人物，对自己很重要，他见了甲自然会紧张，丙认为甲对自己没有太大影响，见了甲自然就不会紧张。有些医生认为所有的社交恐惧患者都有一些共同的认知偏差，使社交恐惧似乎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常见的引起社交恐惧的认知偏差大概有以下几种。_
1.我的个人价值取决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应该让每一个人对我满意，赞美我。
有一个病人要求自己见了每一个人都要有“灿烂的微笑”，否则就是不适应社会，后来越微笑就越不满意自己，越不满意就越刻意练习微笑，最后终于发展为怀疑他人议论自己表情不好，不敢见人了。大家的价值观都不相同，试图讨好每一个人的结果就是疲于奔命，最后可能发展为社交恐惧。顺便说一句，社交恐惧患者往往从事社交工作，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试图讨好所有的人，那他必定没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没有自己做人的原则。这样就很可能把人际关系解释为互相利用的关系，很少有诚信可言。这样为人处世可能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觉得患者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周围有些人可能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来对付患者，这样一来患者可能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是在互相利用，都没有自己做人的原则，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个在人际交往上缺乏安全感的人是很容易出现社交恐惧的。
3.大家都要伤害我。
有这种看法的人可能是在童年受到过很大的伤害，对人有敌意，周围的人察觉到这种敌意后也可能用类似的方式对付患者，这样患者的“大家都要伤害我”的信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对周围的人有敌意和戒心，最后可能发展为社交恐惧。
4.社交就是礼仪。
其实社交的内容是交流思想和感情，患者却往往把社交当成了形式，专门研究自己的表情、姿态什么的，对社交的内容并不放在心上。有的医生建议患者每天找若干人练习说话，结果患者最后找了若干人练习表情，语音语调去了，越练习问题越严重。笔者对这类行为矫正的看法是：社交是否有实际的内容？如果没有，那就不必搞什么形式主义了。保险公司评估业绩就不是看语音语调，而是看卖了多少保险嘛。
5.任意推断。
由于敌意或者隔膜什么的，患者往往缺乏同他人的沟通，不了解他人的想法，好猜疑，常常主观推断他人的想法。比如患者自己觉得没有控制好表情，就因此推断大家都在议论他，这也是导致社交恐惧的重要因素。
以上5种是常见的认知偏差，除了这5种，还有一些，比如有些很自恋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对社交的期望很高，达不到要求可能出现社交恐惧；一些性压抑的人规定自己看人只能看特定的部位，看别的部位就“不道德”，最后因为管不好自己的眼睛而不敢见人，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不纠正认知偏差，只是在情感和躯体症状上下工夫，效果自然是有限的了，所以现在有人治疗社交恐惧提倡注意纠正不合理认知偏差。社交恐惧患者的价值观是一种“小学生价值观”，只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会自己评价自己，需要培养自己独有而又能与他人共享的价值观。对于那些对人有明显敌意或者喜欢利用别人的患者需要重新培养人际交往模式，先从医患关系做起，再慢慢扩大。对于认为社交就是礼仪的可以提倡关注工作的业绩，用森田疗法治疗。对于任意推断的可以培养沟通技巧，学会批判自己的任意推断思维。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交恐怖的症状也发生了变化。中村报告，1996年东京慈惠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精神科对初诊为对人恐怖症的63例病人（男46女17）症状的出现频度进行了总结，其中，对人紧张73%，他人视线恐怖36.5%，自己视线恐怖20.6%，表情恐怖9.5%，赤面恐怖7.9%，自己臭恐怖7.9%。与1975年近藤的调查相比，症状统计有很大的差异。近藤的调查中，对人紧张38%，视线恐怖23.8%，赤面恐怖17.5%。并且当时对人紧张及视线恐怖的症状比较笼统，而现在症状分化很明确，对人紧张和视线恐怖明显地增加，而赤面恐怖在明显地减少。对人恐怖还和其他症状共存，与抑郁、无动机等共患率为42.9%，并发3个月以上闭门不出的有31.7%，传统的对人恐怖症主要是主观的焦虑、赤面恐怖等特异的症状，而现在发展为被动无力的形式，以回避、闭门不出为主要特征的对人恐怖症的病例在逐渐增加。中国患者主诉自己不如别人感到自卑，手脚发抖，身体震颤多见，及由于“文革”年代性的压抑，异性恐怖、色目恐怖多见。
可见，社交恐怖的发生除了生理因素外，与心理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及时代因素密切相关。我国有关社交恐怖的生理心理机制的研究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正处于发病高峰期，这一代人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新时代青少年的社交恐怖症状特征，主要诱发因素有何特点，对社交恐怖的预防与治疗有指导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