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价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及其创新能力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首先需要界定文化的涵义。
“文化”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范畴或概念，具有丰富的涵义与内容，按照其不同的划分，可分为“狭义文化”、“广义文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义文化”。
所谓“狭义文化”，是指与科学、教育等并列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总称，如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等，是“狭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事业等，其中的“文化”就是狭义文化。依此而设置的国家文化部、省市文化厅局机构，所管辖的“文化”就属于狭义文化。
所谓“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即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总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中的文明和文化，就是指广义文化。如在物质文明发展中，建筑物的造形文化，工业产品如汽车和家用电器的造形文化，生活消费品中的服装设计文化和餐饮文化等，都属于广义文化的范围。
所谓中义文化，是指与社会政治、经济并列，由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社会意识范畴或观念形态。毛泽东关于“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的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正确回答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从根本上界定了“文化”的基本含义和范围。
按照对文化含义的这一理解，人类社会的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以及人们的哲学思想、理想追求、道德伦理、审美观点、传统习惯、创新意识，其中包括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苦乐观、生死观、幸福观、家庭观、爱情观等，还有人们的自然观、人类观、社会观、历史观、国家观、阶级观、群众观、政党观、权力观、利益观、宗教观、民族观、国际观等，都属于中义文化的范畴。因此，在这里，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身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理性认识和心灵感悟。
传统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和积累起来的总体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百家争鸣，影响巨大。它不仅影响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甚至还影响了整个亚洲和世界。而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则是儒家文化。
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儒家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沉淀和积累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在这个积累和发展过程中，文化改造着人，人也改造着文化。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也按照维护自己政权的需要，不断地改造和利用着传统文化。由此而来，在传统文化中，有先进也有落后，有科学也有迷信，有创新也有守旧，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神奇也有陈腐，有正确也有错误，有真理也有谬误，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积极也有消极，有开放也有封闭，有正义也有邪恶，有黄金也有粪土。因此，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要以新的时代视角进行重新评价，错误的要批判，合理的要继承，绝不能搞简单地拿来主义，不加鉴别地为我所用。对儒家文化，同样也应如此。
首先，评价儒家文化，必须先了解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原因和历史。
儒家文化，原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一个思想流派。作为当时诸多思想流派之一的儒学文化，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孔子本人也没有后来被人神化了的“大成至圣先师”桂冠，更没有人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孔府中仅次于皇宫的“大成宝殿”，以及一个比一个高的御笔石碑。当然，也没有现在还能看到的浩大的孔庙和孔林。而且，孔子当时也开不起“孔府家酒”的酒厂，喝不上“孔府家酒”。孔子一生穷困，只是没有潦倒。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到处说教，方得一碗饭吃。学生来上学听教，他也只能得到一束干肉而已。因此，在他儿子出生时，有人送来一条鲤鱼，他感到喜出望外，给儿子起名叫“孔鲤”。
只是到了汉武帝时，才真正发现了儒学对于封建社会的真正价值和绝妙作用，从而做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皇家决定。从此之后，儒家文化才逐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历代封建王朝不断对孔子加封，而且封号越来越高，从而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从儒家文化的历史起因和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儒家文化是一种文化，但它是被封建帝王们抬高而神化了的文化。这是因为，儒家文化在本质和创意上是维护封建秩序，能够给封建统治带来稳定和发展的文化。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在本质上又是一种封建时代的官场文化和治国文化。由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旧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所以，我们绝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其次，评价儒家文化，应当有批判，有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儒家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得到发扬光大。
在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文化，不仅统治者欣然接受，而且百姓们也能理解和接受，是因为它蕴含着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需求。其中，有些安身立命的做人之本，不仅是封建时代人们的精神导向和需求，也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一切社会状态都需要的精神导向和需求，如儒家主张的“仁义礼智信”等。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做人主张和思想，可以说曾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从而培养和塑造了中华民族讲仁、讲义、讲礼、讲智、讲信的传统文化和优秀人格。《水浒传》中“燕青秋林渡射雁”的故事，就是宣传儒家这些思想的形象比喻。行军途中，燕青“初学弓箭，向空中射雁，箭箭不空”。宋江知后教育燕青说，“此宾鸿仁义之禽，或数十，或三五十只，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遇晚宿歇，亦有当更之报。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空中遥见死雁，尽有哀鸣之意，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为义也；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预避鹰雕，衔芦过关，此为智也；秋南春北，不越而来，此为信也。此禽五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听此言后，“燕青默默无语，悔罪不及。”也就是说，雁禽尚有“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德，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应当有兼乎万物的美好德性和灵性。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学说中，有些可以说是关于人类学的学说。对于这些做人的品德要求，封建主义需要它，社会主义也需要它，就是资本主义也需要它。试问，如果人不讲仁，嗜杀成性；人不讲义，忘情绝义；人不讲礼，无法无天；人不讲智，愚钝不化；人不讲信，欺诈横行。这样一来，人类社会还能生存和发展吗？！
当然，儒家还有许多丰富而有益的思想。“天人合一”，人与天地鼎足而三，至今也是一种科学有理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儒家认为，“唯天下之至诚，方能质其性。能质其性，则能尽其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虽。”这些思想和学说，置人以天地之间，教人以诚，既承以人对物质利益的合理需求，又倡导人尽其性和物尽其用，同时又强调了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勾画出“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当然也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重大宝贵文化遗产。其实，这也就是现在所要倡导的科学发展观。
除此之外，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及以后的继承者们，关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寿也”；“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圣人都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都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贤路要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万物皆有理，顺之则通，逆之则难”；“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世珍宝，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尽管儒家文化是被历代封建王朝捧起来的传统文化，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本身，确有值得后人包括现代中国人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文化。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应当割断历史其中包括传统文化的历史，而是应当在过去的历史基础上创造更加美好的现在和未来。
最后，评价儒家文化，要洞察宿弊，把握要害，彻底清除儒家文化中因循守旧，窒息创新的陈腐垃圾。
由于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旧中国的官场文化，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规范，所以它所倡导的安身之命之说，其核心内容和根本宗旨，就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修身养性，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更不要触动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例如，“克己复礼”，把礼强调到“不知礼，无以立也”的高度，甚至提出“言、听、视、动，非礼勿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等儒家学说，则严重地损伤、压抑和窒息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因为在这种文化笼罩下，任何创新的思维、意识、理论和制度主张都是有违封建礼教的，所以，不仅禁锢了人们的言听视动，而且也禁锢了人们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
事实上，正是在固循守旧的儒家文化的长期潜移默化之中，中国人逐渐生成了“惟上”、“惟书”、“惟老”、“惟古”“惟师”、“惟他”，甚至“惟洋”、“惟神”的思维定式。不管是遇到什么问题，不是先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是习以为常地提出：上面是什么意见；头头是什么看法；书上是怎么写的；老人是怎么说的；古人所云如何；老师是怎么教的；别人是怎么办的；洋人是怎么搞的。当从这些地方都得不到答案时，就请算命先生去算命，乞求各种神灵的保佑和恩赐，或者到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各种邪教那里去寻求“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答案。在这种思维状态下，还有什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理念、创新思维而言呢？！
由此，我们可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儒家文化的致命缺陷或最大宿弊，就是窒息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生命力。唐宋之后，当儒家文化被捧到比天还高的地步时，恰恰就是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受到最大压抑和窒息，从而也是中国科学技术由世界最高峰转入最低谷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