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论”，加上封建王国的辉煌稳定，再加上“以定为本”或“以定为主”的传统思维定式，从而在人的自然环境、社会关系、意识倾向的三维空间里，也就自然而然地铸成了中国人的理念定论、思维定论、行为定论、习惯定论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想模式，即“万事凡是论”，或者叫做“万事有论定律”。这种定论或“凡是”习惯，不仅渗透到最高皇权的世代延续，而且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同时还渗透到每个家庭和每个人成长发展的全部过程。应当说，这些延续已久的定论习惯阻碍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历史脚步。
就最高皇权来说，始皇有道，祖皇有训，父皇有教，天朝皇纲，不可有违。皇权国事，不仅有严格的固定规范，而且各级官员服饰的颜色、图案、模式，以及坐轿的档次，都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某朝的某代皇帝对此有所革新或更改，也是小打小闹，不出大格。因此，在封建王朝治理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创新性理性思维和战略思维。就是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要革新，最终还是被慈禧太后软禁起来。
中国台湾知名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有个“酱缸”和“猪八戒先生的九齿耙”之说，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沉冷已久的定论习惯。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了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活泥坑，发酸发臭。”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不出来论‘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是长，祖宗不是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但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九齿耙，对经济改革，用九齿耙当头一筑，就把人筑出脑门痈。”“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更动摇。”
皇权是如此，宗族权也是如此。宗族有宗族权的祠堂和宗法，稍有触犯，家法伺候，甚至宗族首领有决斩人命的权力。
家庭也有家庭权力的分割，有些权力分割是难以接受的，有些则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说“父为子纲”，有以大教小的合理自然成分，“夫为妇纲”是重男轻女的必然结果的话，而“子为母纲”则是对自然法则的背叛。因为在地球生命圈中，除封建社会的中国人之外，阿狗、阿猫、阿鸡、阿鸭、阿牛、阿马等等，都是母为子纲，还没有“子为母纲”的先例。在家庭中，人们的言听视动或坐行之序，如果违背了这些纲常伦理和礼仪，同样也要受到道德的责备，甚至是家法的惩罚。
后来，这种不平等也不合理的家庭纲要关系，甚至也上了《大清律例》。关于家庭成员斗殴犯罪的处罚规定：父母殴打儿子，不致死，则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儿子殴打父母，不论有无伤害，处斩刑；妻子殴打丈夫，应杖一百，而丈夫殴打妻子则不受罚；儿子告发父案，若所告不成立，儿子要处于绞刑。若所告成立，儿子也须受杖一百，徒三年处罚；妻子告发丈夫，与儿子告发父亲同样对待。因此，封建的家庭关系，与社会的人的关系一样，既是不平等的，也是凝固的。
更值得研究和重视的是，以民为本和民多于官的百姓们，尽管他们一个大字不识，没有读过孔老二的《论语》，也没有念过僧院里的大经，没有吟过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更没有看过洋洋大观的《资治通鉴》，但他们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宜，似乎都有一个祖上传下来的天经地义的说法或定论。如果这也是一种文化，可能就是大众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虽然也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醒世恒言，以及“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的惊世传言，但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遗风传习。
在如何对待人生命运的问题上，虽然也有刘邦“鸿鹄高飞，一举千里”，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曹操煮酒论英雄的英雄之见，《史记》“不飞则已，一举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及后来梁启超“男人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的雄心壮志之说，但就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哲理。在这种哲理驱使下，从而有了各种算命、占卜、巫术、看相、易经、佛道、气功、邪教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活动，由此要求上天的保护和神灵的恩赐。而且对此还有了“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绝妙的高论。当人们在上天和神灵那里也得不到令自己信服的定论时，回过头来，还是再唱“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自慰歌。
在如何对待人生的职业、境遇或事业选择的问题上，虽然也有少数有志之士的“大丈夫要雄飞，安能雌伏”，“丈夫志在四海，万里犹比邻”，“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有志者事竟成”的竞争进取之说，但就中国的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相信和奉行安于命运“宜静不宜动”的哲理。由此，也就有了“玩龙玩虎，不如玩土”，“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沙堆于岸，水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祖宗之教。在这种思维环境中，百姓们只能安贫乐道，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创新思维和竞争向上呢！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而且失败者多，成功者少。
关于在个人的婚姻选择问题上，虽然遵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但一到了封建世家，怎么个婚法，怎么个嫁法，自有封建的定论。自己的婚姻大事不是由自己做主，而是父母做主。只有当揭开新娘的红盖头，才知道自己的老婆是俊还是丑。有的是结娃娃亲，有的则是指腹为婚，在娘肚子里还不知自己长得什么样，当然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或老婆长得什么样。新婚结拜时，当然也是有定论礼仪的。一要拜天地，感谢上天和大地的安排，使有缘之人结为百年之好。二要拜父母，感谢父母的生身和养育之恩。三要夫妻对拜，这才意味着“恋爱”的开始。结婚后，当然就是“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更为可悲的是，中国女人从此以后，乃至在死后的灵位上，再也没有了自己孩童时的名字，全国的婚后妇女都成了一个某某氏，而且是一个谁也不敢更改的定论。《红楼梦》中虽有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恋爱故事，但也只能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贾宝玉是借着《西厢记》中的话才大胆说出了“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后来，虽有“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十分动人的故事，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由此可见，不要说别的什么礼俗定论，只婚姻这一道枷锁已经使人呼出的气多，吸进的气少，在大脑缺氧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创新思维呢！
总之，在一个万事皆有定论或“万事凡是论”的封建国度内，凡事都有说法，万物皆有定论，这是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结果。然而，也正是这种万事皆有定论的社会结果，从过去的财富变为后来的包袱，从而拖累和阻碍了中国人创新思维前进的历史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