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许多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是他组织与自组织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两种机制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集群中的相对地位和作用强度有所差异。一方面，一种全新的高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早期，往往只有很少数的技术专家或投资家认可和接受，在前景尚未明朗之前，政府的认识和掌握的信息有限，往往对该产业缺少关注；当相关企业在地理上集聚时，就自发形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集群雏形。另一方面，一旦政府认识到该新兴产业的经济社会效益后，或者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和集群形成竞争力之后意图加以模仿，政府往往会介入给予扶持和干预。这样，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就可能经历两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以外力为主的他组织模式，然后是在合适的条件下转化为以内力为主的自组织模式。这种模式转变往往意味着企业集群结构的有序化和功能的优化，例如从技术特点来划分，企业集群从常规技术阶段跃迁到高技术阶段。
从作用的时序考察，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演化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过程，一种是他组织在先，自组织在后。由于他组织的行为创造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的条件，使得集群自组织机制逐步发挥作用，成为自主发展和高度有序的系统。另一种是自组织在先，他组织在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也可以在“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情况下自发出现，而后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规划，对集群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当然，这种干预如果背离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的规律，则不利于集群的发展。
从作用的相对强度和地位考察，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演化方式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自组织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在整个集群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无（低）序向有（高）序方向发展，没有外界力量的直接干预和调控。另一种是以他组织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按照外界的指令或诱导力量行事，资源的配置以计划方式为主。
在实际情况中，高新技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顺序及强度可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总的讲，自组织与他组织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内涵，不同的科技园区、不同的企业集群其情况也各异。
对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园、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筑波科学城、中关村科技园、广州天河科技园等集群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集群都是以政府的他组织形式推动建立起来的，但又有不同之处。以台湾新竹科学园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由于遵循了自组织的规律和满足了自组织的必要条件，逐步转成为以自组织机制起主导作用的集群，取得了显著成效。筑波科学城由于一直停留在他组织为主导的模式下，发展缓慢。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中关村科技园、广州天河科技园则介于两者之间。
4.4.1 从他组织为主转变到自组织为主的高新技术集群
美国硅谷是自然形成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而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则是在政府的规划和营造基础上成功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新竹科学工业园 IT产业集群可根据政府政策、厂商形成及私人部门的投资行为分为5个发展阶段（王缉慈，2001）。各个阶段的自组织或他组织机制的作用各不相同。横坐标表示集群演化过程（时间），纵坐标表示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作用强度（相对地位）。
1974～1979年，中国台湾以筹划建设新竹科学工业园及提供优惠政策等政府行为吸引高新技术厂商，他组织机制在集群形成前期占支配地位。随后，IC厂商逐渐增加，内部网络逐步生成，集群发展自组织机制产生，但直到1988年他组织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体现政府意志的电子所（ERSO）仍占有领导地位。1989年后，自组织机制逐步占据支配地位，集群产生的协会、商会等组织替代了政府的许多功能，政府成为集群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指挥支配集群的发展的特定干预力量。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IT企业集群突破当局政治干扰组群式到大陆发展，形成东莞 IT集群的事实正是自组织机制占支配地位的佐证。台湾学者（胡太山，解鸿年，林建元，2003）发现，IT厂商倾向集聚于新竹地区，而待发展成熟后约40%的厂商会在3～5年间再扩展至北部区域，甚至5～8年间会跨界至其他聚群链接，尤其是祖国大陆，约有近三成的园区厂商已到祖国大陆设点或量产。20 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厂商将岛内 IT企业组群式地将技术较低、工艺成熟的制造环节迁移到上海、东莞等地，产生了新的 IT加工企业集群。上海现有集成电路企业 100 多家，2000 年产值 59.5 亿元，占大陆的46%，其中以台商为主的外商企业产值占了97%。
新竹科学工业园的成功关键在于政府行为（他组织）符合自组织规律，为 IT企业及相关机构产生高度有序的耗散结构型集群创造了合适条件。不仅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软件集群、爱尔兰都柏林软件集群案例也体现了政府行为遵从企业集群自组织规律，创造自组织条件而获得建设科技园区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
在开放性方面，中国台湾政府和企业大力延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引进了硅谷开放的文化观念、生产模式。政府相关的重要部门，包括工业技术研究院、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和“国科会”，在20 世纪80年代都在硅谷设立了办公室，为台湾厂商提供接待站，积极招聘台湾工程师回台工作或创业。到2000年底，在园区102 840名从业人员中，有4 108名是从海外回台的学人，不少是曾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长期任职的工程师。他们是园区重要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上是高科技企业创办人或主要研发部门的主管，其中由学人参与设立的园区公司达113 家，占园区总共289家公司的 39%。这些归国人员对世界的发展形势非常清楚，具有发展高科技的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经营经验，为园区带来了开放、协作、进取的新观念，带动了新竹与硅谷之间的跨国技术团队的形成，提升了新竹的开放程度。同时，据统计，园区已有 64 家厂商在海外（主要是硅谷）设立据点或研究机构。如 Mac ronix公司建在新竹，但在硅谷设有设计中心；ISSI建在硅谷，同时在新竹有制造分部；Acer总部在台湾，同时在硅谷有分部；新竹的 UMC同时在硅谷联合了8 个以上的设计公司。台湾新竹与美国硅谷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使得新竹就像是“硅谷”的延伸（林共市，2002；安娜李·萨克森尼安，1999）。除了硅谷外，新竹的政府部门非常注意提高与其他国外地区的联系和开放度，专门与台湾驻外机构分派相关业务，承担园区科技发展事务。在北美洲设有驻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加拿大等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办事处科学组，在欧洲有驻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等科技组，在亚洲有驻日本科技组。新竹于 1987 年加入世界科学园协会（IASP，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 ience Park），1988年加入世界研究园区协会（AURRP，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Related Researc h Park）并积极推动与国外科学园区、科技城市和大学的合作。在强化非线性作用方面，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新竹科学园推行学院化的建设方针，利用新竹地区的技术和智力优势，发展高层次教育，培养科技人才，鼓励创业，推动建设与教育合作，形成教学与科研、生产相结合的良性循环。政府在园区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及 6 个“国家”实验室，包括精密仪器发展中心、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毫微米组件实验室、高速计算机中心、太空计划室和芯片系统设计中心，这些机构都与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界建立密切合作，为集群提供设备和人才等公共资源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园区设立了“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公会”，联结各企业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集群整体发展的管理事务。
在20世纪80年代前，印度政府由于实行半计划经济模式，政府干预过多，投资政策苛刻，关税壁垒森严（沈维涛，2001），构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软件产业及集群发展缓慢，甚至迫使 IBM等跨国公司撤出印度（赵璐，2002）。印度 IT 之王纳拉亚纳·穆尔蒂（Narayana· Muthy）当时想在印度创办大型软件工厂，却因进口关税等阻碍不得不放弃。封闭使得集群无法形成或者退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加快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放宽进出口和投资限制，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恰在此时，世界上出现微机应用迅速普及而美国和欧洲软件人才奇缺的状况，为印度发展软件产业提供了内外动力和机遇。另外，印度政府还经常出国组织各种软件出口研讨会和展览会，为软件集群提升开放度创造了有利条件（杜振华，2001）。1991年，印度政府电子部发起了“软件技术园区计划（STPI）”，此后逐步在全国设立了十多个国家级软件技术园区，加上省级软件园区共有20个。班加罗尔是印度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软件技术园。这项软件技术园区计划确保了印度软件业出口的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支持。一个软件技术园区就像一个软件出口加工区。它给予出口导向型软件公司5年的特别免税优惠，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和高速卫星连接。同时还提供了核心电脑设备、现成的办公场所和包括 64Kbps数据线和因特网通道在内的通信设备，集群内的科技人员可以随时调用 Internet上世界各地的信息，随时按客户要求接受订单、调试和修改程序，大大提高信息输入输出质和量。另外，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多达10万人，硅谷40%的网络公司创始人是印度移民。这些海外软件人才，掌握着先进的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一定的资金和关系网络。在政府的动员努力下，许多人纷纷回国效力或投资创业。
爱尔兰于1949年独立建国，初期政府通过关税及贸易壁垒保护本国产业，结果导致经济萧条，人才流失，曾被称为“欧洲农村”。20世纪70年代以来，爱尔兰大力改革旧体制，加入欧盟并实行全面贸易竞争和自由贸易，逐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目前，爱尔兰已经成为欧洲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IBM、Mic rosoft、Lotus、Oracle、Sap、Intel、Apple等大企业纷纷进入爱尔兰，并带动本土软件企业的发展，本土软件企业从1995年的390多家增加到 2000年的780家，大部分集中在首都都柏林（王建平，2003）。据统计，2000 年，爱尔兰共有软件企业约900家，软件从业人员3 万人，销售收入超过 100亿欧元，软件出口高达85亿欧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软件出口国。爱尔兰赢得了“欧洲软件之都”、“新的硅谷”、“软件王国”、“欧洲高科技中心”等美誉。爱尔兰政府还设立国际基金，并以此为依托实施了一系列爱尔兰与北美（Researc h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Ireland and North America）的项目，相关机构与美国有关机构联合建立风险基金，组织企业将美国软件欧洲化。由此可见，提高企业集群及其环境的开放性是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结构和功能优化的前提和基础。
在促进集群单元的相互作用方面，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园区更注重行业组织的作用，通过中介组织进一步促进官产学研形成互动网络。随着园区的发展，政府把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能逐渐转移到园区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由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厂商组成的“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公会”于1983年成立，目前辖有企划、人力资源、财务会计、进出口保税作业、环境保护、工业安全卫生、智能财产权、职工福利会、水电供应、专业秘书、NII、有线视讯网络管理、工业工程、公关、南科厂商等15个专业委员会、学会及联谊会。肩负厂商与厂商之间的事务沟通、协调、意见整合以及配合管理局进行各项业务的推展、信息传递，对外也扩大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提升整体园区形象。从园区同业公会提供的服务项目来看，同业公会已有“协助拟定特定工业区之工业政策及法令规章、协助防止工业公害、协助工业区之规划与筹建、持续办理各项专业教育训练及讲座、关于园区内外工业之调查、统计、研究、改良及发展事项、关于原料来源之调查及协助调配事项、关于技术合作之联系及推进事项、关于会员业务状况之调查事项”等等职能。而大陆高新区则较忽视行业组织的作用的发挥，有些园区甚至连行业组织都没有（谢兵，毛小岗，2003）。
这些科技园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在资金、人才、税收、中介服务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为高新技术企业及其集群的自主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4.4.2 以他组织模式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筑波科学城完全是他组织的产物。日本建立筑波科学城的目的是把那些没有必要留在东京的国家级实验室、研究与教育机构迁入科学城，希望以一个有秩序的方式减轻首都密集地区的人口过度集中的压力，同时适度提高闲置土地的利用率，为首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做出贡献。日本政府在首相办公室设立科学城建设促进本部。该指挥部全权负责筑波科学城的建设与管理，并直接对首相负责。筑波科学城采取的体制模式，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或政府主导型体制，一切都由政府行政行为，一切都按计划办事，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连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都是从政府从东京搬来，私人机构和企业也由计划限制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能满足自组织条件，自组织机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科学城整套机制对市场的适应性差，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
国内的各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园区）也大都是以政府主导的他组织形式建立的，企业还只是空间的集中，而缺乏自生长、自创生的能力，缺乏企业集群内部单元之间的各种有机联系。广州高新科技园区中大量企业集聚，并不是企业自发的，由于经济关联性产生的集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府优惠产业政策驱动产生的企业空间集聚。多数被调查的企业认为，广州高新科技园内大量科技企业集聚，政府起着重要作用。所调查企业中有83.9%的选择将园区中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归于“产业区中政府提供了优惠的政策”；另有33.3%的企业将“产业区内基础设施健全”列为园区中企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这两项选择分别位于园区中企业集中原因排序的第一和第二位。
通过深入分析硅谷及新竹科学工业园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具有自组织的特征，符合自组织规律的他组织行为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