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因为怕权臣当道威胁皇权，不惜废除了宰相。还是清王朝的皇帝更聪明，他们把哪怕是最有权的大臣都变成了奴才。奴才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主子手里，只要你进入了仕途这个圈子，就成了被皇帝牵着的一只风筝，让你浮你便飞升九重天，让你沉你就得入十八层地狱。权相也好，能臣也罢，除了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活儿，剩下的只能看他与皇帝的缘份了。
清代第一权臣范文程
明有刘伯温，清有范文程，但范文程对于清王朝的贡献，比刘伯温对明朝的贡献要大得多。一般百姓无人不知能掐会算的刘伯温，而对范文程却所知甚少，除刘氏身上那层神秘的外衣外，也与人们对满清政权的敌视有关。无论如何，范文程在一个视自己为异类的政权里，既能淋漓尽致地发挥才干，又能全身而退，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辙，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人。
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军占领抚顺，范文程归顺后金。但是，努尔哈赤比较藐视汉人，范文程在他手下熬了8年才得到一个章京的小官。
皇太极即位后，开始重用汉人。他当然不会放过才高八斗的范文程。他一即位就立刻把范文程提拔到自己的跟前。
凡是军政大计都先和范文程商量后才做决定，范文程受到了皇太极的极大尊敬，每逢王公贝勒向皇太极报告军政大事时，皇太极第一句话就是“范章京知道吗”，他不直接称范文程，而尊称为范章京。臣子的议论奏折有了不当之处时，皇太极也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呢？”奏事大臣回答说：“范章京已经同意了。”皇太极就不再询问，同意执行，甚至范文程生病，有一些事情还要等到他好了之后裁断。
按清朝的规定，章京有时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开始时皇太极还要看一下范文程起草的诏书，后来干脆都不看了，直接就批准执行。
他还对范文程说：“我相信你不会有错的。”范文程也很争气，为皇太极出了很多良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施反间计除掉了明朝边关大将袁崇焕。
皇太极去世后，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看到范文程的妻子长得十分漂亮，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多尔衮知道后，罚多铎俸银1000两，夺其15个牛录。范文程感恩图报，立即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进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天，摄政王多尔衮带领豫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10余万在吴三桂的带领下，顺利攻占北京。
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使他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朝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自缢于煤山，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发现他的尸体，用2贯钱，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多尔衮同意，并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举深受故明官绅拥戴。
范文程还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2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1600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全国民怨沸腾，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七月十七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
十月初十，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清朝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族缙绅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治政教民。
顺治二年清年攻占南京后，范文程上疏：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顺治皇帝同意了。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范文程辛勤操劳，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初二，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终年70岁。
康熙帝知悉范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其子承谟、承勋等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
从左膀右臂到仅保性命的明珠
由能而宠，由宠而贵，由贵而骄，由骄而败，这是权相能臣官场沉浮的一条铁律，能逃脱这条铁律束缚的人少之又少，明珠也不例外。
明珠，字端范，姓纳喇氏，生于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祖父金台石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继其兄纳林布禄为叶赫部首领，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时，被英明汗努尔哈赤斩杀。其子尼雅哈、德勒格尔归顺后金，隶满洲正黄旗。
康熙三年明珠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玄烨亲政，明珠更被重用。次年，任刑部尚书。他奉命和工部尚书马尔赛调查淮扬水患，会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官，到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勘。返回后，向康熙帝报告说：旧有闸口四座，所出之水，由牛湾河入海。后因禁海填塞，水路受阻，淹没田地。因为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海地方，不应堵塞，应速疏通河道，将四闸开通，积水可尽放出。另外，仍可设置板栏，一遇发水，即行开放，地方不致淹没，居民也不必迁移。明珠等人又查明清口是淮河、黄河汇合处，如果黄河水泛滥，势必越过淮河，而淮河水弱，黄河水中泥沙，将阻塞河道。因此，他建议：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备蓄泄，使泥土逐水而下，保证运道畅通无阻。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解除水患，保护运道畅通，具有积极作用。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认为，吴明烜推算的康熙八年历书中差错很多。明珠与其他大臣奉命测验的结果，证明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都符合天象。康熙帝决定采用南怀仁的历书，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惩办了鳌拜以后，为消除鳌拜集团及其影响，明珠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康熙九年，明珠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充经筵讲官。八月，建议停止盐差御史巡历地方之例。十一月，调为兵部尚书。康熙十二年（公元1672年）正月，康熙帝在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在明珠的指挥下，军容整肃。康熙帝称赞道：“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
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并列为“三藩”。在对待“三藩”撤与不撤这个重大问题上，唯有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极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与帝意完全一致。康熙帝认为：“吴、尚等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词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康熙十九年，在处理尚之信属下兵丁时，给事中余国柱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即撤回，三总兵官标下兵丁应予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中，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将军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为民。康熙帝则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分散其力量，日后或撤或迁比较容易。二总兵标下官兵仍驻广东，归将军管辖。裁去另一总兵标下官兵。他便征求明珠之意如何？明珠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共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每一旗五佐领，为数不多，不必分隶八旗。以后若撤回迁移，亦不论旗分调取，由满洲大兵押送，分入上三旗办法可行。康熙帝表示同意：“既如此，不必分入八旗。尔等可改票来奏。”在处理耿精忠等人时，依照刑律应凌迟处死，其同伙董国瑞等19人应立斩。明珠上奏：“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随后又奏：“此内有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4人，犯罪固应处死，然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康熙帝命议政王大臣会议集议。于是陈梦雷等4人免死，给与披甲新满洲为奴。
三藩之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明珠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两年后，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9年时间里，恰值清朝承“三藩”之乱后恢复经济，明珠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明珠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死，贼无渠魁，势必衰微。”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10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宄之徒可能窜匿其中，应该设官兵防守。康熙帝认为：不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此议甚当，即依行”。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
明珠任大学士时，参与筹划抗击沙俄侵略，并亲自与沙俄使者交涉。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蒙古正红旗副都统缺员，明珠推举彭春，“人亦颇优，不但副都统，即将军亦可”。康熙二十二年，明珠认为：“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彭春、萨布素在首次抗击沙俄侵略，收复雅克萨城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康熙二十五年，清朝再令萨布素率兵包围被沙俄第二次占据的雅克萨城。沙俄派使臣到北京请求解围，明珠奉命在午门前接收文书，并负责谈判。康熙帝决定和平解决，令萨布素将包围雅克萨城之兵撤回驻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准备。
康熙帝崇尚理学，用以改变满族贵族缺少文化素养的武夫形象，并作为统治汉人的思想武器。在皇帝周围聚集了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珠作为新一代的满族贵族，注意与理学名臣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其子性德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在徐乾学帮助下编印《通志堂经释》，俨然以宿儒自居。
当时，理学名臣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互相攻击。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徕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徐乾学原先请李光地引见给明珠，认为明珠是“可与为善之人，还有心胸”，因此想要请明珠帮助，重新起用熊赐履。明珠对徐乾学说，你报老师之恩很好，但熊赐履对你未必好。他对皇上说你学问好，其他都不好。于是，徐乾学怀恨而别。后来徐乾学与索额图联合，索额图与熊赐履抛弃前嫌，重归于好。明珠、余国柱很是惧怕，阴谋诬陷熊赐履。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康熙二十四年，江宁巡抚余国柱告诉继任巡抚汤斌，朝廷蠲免江南赋税，乃明珠尽力促成，意欲勒索，遭到汤斌拒绝。考核官员时，外任官员向明珠馈送金银者络绎不绝。二十五年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争论治河方案，朝臣均仰承明珠鼻息，支持靳辅，汤斌则陈诉勘查结果，赞成于成龙主张。凡明珠集团行事，汤斌多加梗阻。明珠、余国柱怀恨在心，奏陈汤斌有诽谤皇帝之语，建议罢免汤斌，但未获批准。时人认为：“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前途难料”。汤斌病死后，徐乾学又激其门生郭琇弹劾明珠、余国柱。在原先依附明珠的徐乾学、高士奇的密谋策划下，明珠降职。明珠本为广植党羽，招徕新进，联络理学名臣，但由于理学名臣间的学派纠纷，明珠、索额图集团之间的矛盾，却使他自己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地位。
康熙二十六年，李光地还乡探母，临行之前，明珠对他说：事势有变，江浙人可畏（郭琇曾为江南道御史，徐乾学，江南昆山人，高士奇，浙江钱塘人），不久我亦危险，无所逃避。冬季，康熙帝谒陵，于成龙在路上便对他说：当今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了。康熙帝问有何证据？于成龙回答：请皇帝派亲信大臣去检查各省布政司库银，若有不亏空者，便是臣妄言。康熙帝讯问高士奇，高士奇尽言其状。康熙帝问：为何无人揭发？高士奇回答：谁不怕死！康熙帝又问：有我，他们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除去，就除去了。有何可怕？高士奇说：皇上做主有何不可！于是，高士奇与徐乾学密谋，起草参劾疏稿。先呈皇帝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由佥都御史郭琇参劾明珠八大罪状。
郭琇所列明珠八大罪状，直欲将明珠置于死地。在处理明珠问题上，康熙帝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故采取宽容的处理方式，革去明珠大学士职务，授为内大臣。明珠同党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革职。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追击败逃的噶尔丹，降四级留任。以后，康熙帝又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此叙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四月病死，终年74岁。
乾隆帝在审阅国史馆新纂《明珠传》后，认为：明珠主要的罪状是“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但是因康熙帝“念其于平定‘三藩’时曾有赞理军务微劳”，而没有“暴示罪状”，严加惩罚，“是非功过不相掩”，仅是降职使用。
康熙朝前期，在分裂与统一的激烈斗争中，以及满族政治经济变革的形势下，明珠参与朝政，协助康熙帝清除鳖拜、平定“三藩”、抗击沙俄、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治理黄河、接受汉族影响建立清朝政治经济制度，都有利于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应予肯定。明珠结党营私，贪污贿赂等不法事，都是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康熙帝对郭琇弹劾明珠诸罪，并未公布于众，显然尚有曲全之意，这比索额图幸运多了。
下场凄惨的权相索额图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它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但“五世而斩”，甚或“一世难保”，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年代推算当在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前后，生于盛京（沈阳）。他生活在满族贵族夺取全国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的时期，即为满族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统治天下的时代。
索额图之父索尼在后金天命年间（公元1616～1626年）为一等侍卫，其后屡立战功。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升任吏部启心郎。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索尼去世，谥文忠。索尼的长子噶布喇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年，太皇太后挑其第二个女儿，册立为皇后。康熙十三年，皇后生皇二子允礽后不久便去世，谥孝诚仁皇后。次年，允礽被立为皇太子。索尼的第五子心裕“尚公主，遭遇之隆，古今罕觏”，先袭一等伯，后又世袭一等公，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六子法保袭一等公。索额图乃索尼第二子，他正是以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
索额图初为侍卫，康熙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五月，辞去侍郎职务，任一等侍卫。当时，身为四辅臣之一的鳌拜，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把他的心腹之人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院担任要职，随意罢免他不中意的大臣。鳌拜的专权跋扈，引起康熙帝的强烈愤怒，索额图也十分不满。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惩其党羽，康熙帝始得真正主持朝政。八月，索额图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恢复内阁制，索额图改为保和殿大学士，一直到康熙十九年八月离任。在这10年中，他成为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在平定“三藩之乱”，稳定全国动荡的局面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当吴三桂、耿精忠发动叛乱而天下骚动之时，索额图认为这是因为撤藩激变，请将建议撤藩的人处死，遭到康熙帝斥责。索额图并未以此怀怨，在平定“三藩”的叛乱中，仍是积极出谋划策，协助皇帝运筹帷幄。康熙十八年十月，云贵总督周有德请求在进兵时应该专任一人，康熙认为：周有德好为大言。索额图说：他在陕西时，也曾条奏“若一路进兵，从之犹可！分道并进，如何可行”？同时，广西抚巡傅弘烈请求亲率兵进剿云、贵，兵部不准。康熙帝令大臣商讨进兵方略。
索额图认为：“今大兵已经遣发，若又令其前进，多用官兵，必致劳困矣！”同年十二月，傅弘烈为进兵掣肘，请求辞去巡抚职务。康熙帝不同意，索额图建议说：“前此弘烈奏，俱从其请。今若以言行不相顾，不令进兵，则彼反得借口解释前非。应仍令照常募兵，向所指之处前进。”以上意见都被康熙帝采纳，付诸实行，对平定“三藩”叛乱，具有积极作用。后来，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追述说：“索（额图）相当权时，多谋略，三逆叛时，公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索额图在平定叛乱、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当时，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与索额图为莫逆之交。熊赐履为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进士，后为康熙朝著名的理学名臣之一。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票拟有误，欲嫁祸同官杜立德，取原草签，嚼后毁掉，引起纠纷，康熙帝命明珠审理。熊赐履一言不发，索额图劝说：“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又说：“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熊赐履窘辱备至，承认错误后，被免去大学士职务。
当时，熊赐履在社会上声望甚高，世人都以为他是被索额图诬陷。明珠同党徐乾学对熊赐履说：“熊老师不出，天下何以治之！其去之事，全是椒房（索额图）害之。”其实不然，熊赐履被免职后，康熙帝询问可用之人，“索（额图）必以熊对，熊（赐履）必以索对”。这种亲密关系是与他们的共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索额图熟悉儒家学说，协助皇帝建立起清朝政治经济制度，俱载于康熙二十六年修《大清会典》中。不仅如此，索额图受汉族文化熏陶甚深，还是一位鉴别文物的专家。他“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康熙十八年七月地震，北京官署民房倒塌很多，百姓死伤甚众。左都御史魏象枢乘机上奏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求重谴。康熙帝斥责索额图说：“今见所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告诫他要痛改前非，否则加以重处。
每逢康熙帝倾听部院面奏政事时，索额图经常首先上奏，陈诉己见，事关用人吏治、出征用兵等大事，多采纳其议。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因病不能上朝，便命部院官员，将其奏章俱送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等人核办。索额图权势隆盛，时人注目。
康熙十九年八月，索额图以病请求解任，蒙皇帝优旨褒称：“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允合机宜。”命在内大臣处上朝，不久授议政大臣。后来康熙帝又说索额图因贪恶，革退大学士。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他对议政王大臣，列举索额图不端行为说：其一，索额图之弟心裕素行懒惰，屡次空班，皇帝交给索额图议处，索额图从轻处置，只罚俸一年。其二，索额图之弟法保懒惰，被革去内大臣职务，随旗行走，但仍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索额图未能尽教训之责。其三，索额图自恃巨富，日益骄纵。于是朝廷决定：革心裕銮仪使、佐领，仍袭一等伯，革法保一等公，革索额图议政大臣、内大臣、太子太傅，仍任佐领。这是索额图宦海生涯中的最低点。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索额图复起，任领侍卫内大臣。
康熙二十七年，索额图奉命担任清与沙皇俄国谈判东北边界问题的首席代表，并签订了第一个中俄条约《尼布楚条约》。早在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沙皇俄国就派瓦西里·波雅科夫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流域，其后，又有哈巴罗夫一伙匪徒越过外兴安岭，占领了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住地雅克萨，建筑城塞，改名为阿尔巴津。他们还陆续沿江窜至黑龙江下游，到处烧杀淫掠，不断扩大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帝便集中力量准备反击沙俄的侵略。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清军发起两次雅克萨反击战，挫败了沙俄的侵略，收复了雅克萨。沙俄被迫向清政府求和，遣使臣到北京，要求谈判。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察俄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俄罗斯。”他认为：如果沙俄能归还逃人，承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是清朝领土，即“与之画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康熙帝同意这一谈判方针，遂命索额图、佟国纲出发，前往色冷格，与沙俄使臣费·阿·果罗文谈判。六月，索额图等使臣行至喀尔喀地方，获悉噶尔丹正在叛乱，侵犯了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便退回了北京。康熙二十八年四月，经中俄两国代表重新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索额图等人在出发前向康熙帝奏陈：“尼布潮（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均归我朝。”康熙帝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康熙帝考虑到，噶尔丹正在进攻喀尔喀，希望尽早与沙俄划定国界，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为此做出了重大让步。
索额图率领使团启程前往尼布楚，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六月抵达尼布楚，驻扎在尼布楚河南岸，与尼布楚城相距3里。七月初五日，中俄两国代表在尼布楚郊外开始谈判，果罗文首先发言，诬蔑中国挑起战争，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当即予以驳斥：“敖（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部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俄国人侵入中国领土，并强行占据。俄国应退到色楞格以西，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第二天会上，果罗文提议两国以布列亚河或结雅河为界。索额图根据出发前康熙帝的指示，与沙俄代表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大兴安岭为两国边界为主要内容的《尼布楚条约》。索额图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帝的旨意，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的，清朝虽然未能收回茂明安游牧地，却阻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略，保证了两国边境居民的安宁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
康熙四十年九月，索额图以自己年老，奏准退休，离开了朝廷。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康熙帝南巡到德州，皇太子得病，召索额图至德州侍疾。留居月余，皇太子病愈，一起回北京。这次康熙帝突然召索额图到德州的原因，表面上是令探视皇太子，真实含意却并非如此。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先是康熙三十九年即有人告发索额图，康熙帝没有处置。倾陷索额图的人，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高士奇。高士奇家道贫困，但长于诗文书法，被推荐给索额图。索额图常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侍士大夫向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以后高士奇被康熙帝破格提拔，高官显贵，但见索额图时，“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索额图有时还“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为此，高士奇怀恨在心，“遂顿忘旧恩，而思剚刃干其腹中”。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随驾北上，这时他已背叛索额图，投靠明珠。明珠与索额图“权势相侔，互相仇轧”。康熙帝回京后，于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将索额图处死。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康熙帝对大臣们列举了皇太子的“种种恶端”，又说：“从前索额图助伊（皇太子）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礽（皇太子）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据礼亲王昭梿说：索额图在狱中时，有“客潜入狱馈饮食，及公伏法，客料理丧殓事毕，痛哭而去，不知所终”。索额图的同党多被杀、被拘禁、被流放；同祖子孙都被革职，其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被处死。康熙帝对索额图一生所参与的重要军政大事，除与沙俄在尼布楚的谈判外，全面给予否定，并说“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极不公正的评价。
功高震主的年羹尧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是对年羹尧的最佳写照。从平民到大将军，年氏的人生极富戏剧性。历史上有很多人对“权欲”的饥渴，是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就是为了权力。宦海浮沉，不败的真谛何在？为人臣者有三忌：一是功高震主，二是权大欺主，三是才大压主。
年羹尧是清代前期著名大将，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出生在汉军镶白旗一个官僚家庭里。其父名年遐龄，精通骑射，清军入关，随军效力，因屡立奇功，授都统职。家有一妻一妾。妻子性情暴躁、凶悍，年遐龄常常为之头疼，待他纳一贫女为侧室时，河东狮吼更其厉害。侧室怀孕后，恐妻加害，就装病躲于帐中，年吩咐贴心仆人送饭、照顾。数月后一男孩呱呱坠地，夫人听说后，抢挟而去，命一老仆扔到河中喂鱼。那个老仆不忍心，将那个小孩藏匿起来。那个小孩的母亲不久伤心而死。后来年遐龄得知小孩还活着，百般哭求，那悍妇才同意将其带回家中抚养。这个小孩就是年羹尧。
年羹尧小时候聪颖异常但却性情顽皮。到了入学的年龄，其父为其和哥哥（异母）请一私垫先生教读。年羹尧一目十行，记忆不忘。其读书三年已将《十三经》烂熟于胸，年遐龄对其厚爱有加，赞叹不已。年羹尧便日益藐视私塾先生，常常以疑难的问题相责难，那个教书先生不能回答，只好气愤地请辞。如此这样，有3个老师先后请辞。没有人敢来授课了，年羹尧就带领一帮小孩到旷野中嬉戏，堆起石头做营盘，甩土块、投石头，玩得不亦乐乎。年羹尧任指挥，俨然临敌对垒，步伐整齐，进退有节，看到的人都为之称奇。
康熙三十九年，21岁的年羹尧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这为他以后的仕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他充任四川、广东乡试的考官，慢慢升为内阁学士、授翰林院检讨。年父当时已任湖广巡抚，家中殷实。但年羹尧不甘心编一辈子史书，他要的是更多的实权。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胤禛晋封为雍亲王，并充任镶黄旗旗主。年羹尧跟随雍亲王，被放到外面做了一名武官。年羹尧在这几年立了几次大功，康熙颇为欣赏，逐步把他提升起来。就在这时，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雍亲王的侧室福晋，年家因此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升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这样，胤禛与年羹尧既是郎舅，又有从属关系。胤禛在与诸皇子夺取帝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实力人物年羹尧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这一年，年羹尧奉命出使朝鲜，回国后不久升为四川巡抚。这时年羹尧刚30岁。当然这与他的才能也是分不开的。最突出的还是他的军事才能，使他在康熙时就崭露头角，颇受赏识和重用。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部策反进袭西藏，给清廷带来威胁。四川是入藏的重要通路之一，更是内地的屏障。为保证大军入藏的胜利，争取西陲安定，康熙不得不考虑在四川安排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人。年羹尧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上了一个奏折，指出了四川各营镇的弊病，提出了整饬营伍、增设驻防等建议，并称巡抚无权节制各镇，要求给以总督衔，表示“一年之后营伍必当改观”。敢于自请总督衔，这在清代还是罕见的，尽管有贪图功利之心，但仍不乏毛遂自荐的勇气。康熙答应了他的请求。年羹尧果然不负厚望，经理四川防务，去援大军入藏，协助运粮守隘，为西藏的最后平定，立下大功。
康熙六十年，年羹尧入京，被命为兼理四川、陕甘总督，并得到康熙赏赐的弓矢等物。此时，年羹尧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了。还在年羹尧在翰林院做编修时，他就与落魄潦倒的四阿哥有了切肤之交。四阿哥是康熙诸多皇子中的一个。皇子的身价向来取决于母亲，其母生时刚由常在晋为“德贵人”，只比普通宫女高一级，在众多后宫妃嫔中，身份低贱。皇子中，胤禛封贝勒后迁出皇宫，孤僻的性格使他更加形单影只。苦恼之极的四阿哥也只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移情山水，问道寺观，有时还会干些不合身份的荒唐事。
八大处是京城有名的景点，也是泼皮无赖作奸犯科之地。这天，涉世不深的四阿哥就在翠微山上了大当，被“放鹰”的讹上了。走投无路之际，年羹尧恰巧路过，用一张银票为四阿哥解了围，从此二人即成莫逆。
康熙末年，年羹尧任川陕总督，十四皇子允禵在西北平乱。雍正密令年羹尧牵制允禵，使得重兵在握的允禵无法兴风作浪，终于确保雍正顺利即位。年羹尧在雍正即位之初对雍正的帮助不可谓不大。
雍正登基后，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人可谓是其左右手，加上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因而更增加了一种信任感。雍正即位后，朝局不稳，雍正急需用一些功绩来稳固自己的政权，安定民心。因此雍正就把西路军务粮饷和地方诸事交给年羹尧等掌管。青海罗卜藏丹增蠢蠢欲动，雍正倾尽国力来支持年羹尧剿灭罗卜藏丹增，年羹尧并未让雍正失望。
年羹尧深通兵法，擅于作战。在征青海时，有一次，进兵前一日忽而传令全营将士各带木板一片稻草一束，军中均不解其意，次日兵至榻子沟过淤泥深坑之地，年羹尧就命人将束草掷入并铺上木板，如是行军无阻。殊不知敌方原以此地为险，没想到神兵天降，猝不及防，清军遂破其巢。再如年羹尧征西藏时，一日半夜之间，忽闻一阵疾风从西边刮来，顷刻就消失了，年羹尧即命一将率领骑兵前往西南密林之中搜索敌人，结果将其全部歼灭。当部下问其故，年羹尧说：“一霎而绝非风也，是飞鸟振羽声也，夜半而鸟出，必有惊之者，此去西南10里有丛林密树，宿鸟必多，意必贼来潜伏，故鸟惊起也。”足见其兵法之灵变。
后来，年羹尧率军将罗卜藏丹增杀得干干净净，为雍正向八王爷等人发难加重了一个重要的砝码。年羹尧也被加封太保、三等公。仅隔6天，又封其为二等公。次年，晋爵一等公。这时的年大将军已是威震西北，功盖天下了。
仅仅半年时间，年羹尧就独揽了西北军事指挥大权，其官位提升之快，权力膨胀之大，几乎令所有的王公大臣瞠目结舌。加上年羹尧扎实的文笔功夫、办事果敢、认真负责，更加得到雍正的重用。许多事是在君臣二人间秘密进行的。
作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年羹尧被视作社稷重臣。虽远在边陲，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在政务活动中，凡军国大事都要与他磋商，就连官员升迁，雍正也常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山西巡抚诺岷提出火耗归公的建议，雍正对年羹尧说：“此事朕不洞切，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予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对其他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朝中内外论说不一，雍正让年羹尧就其所知“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建言。雍正还多次在其他大臣面前赞扬年羹尧，要他们向年学习。
雍正对年羹尧寄予厚望，而年羹尧也确实不负“皇恩”，为雍正、为朝廷可谓竭尽全力。雍正初年的一些成就与年羹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他受到了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恩宠，加官、晋爵、赐第、赏金，接踵而至。就连其家属、奴仆也共沾圣恩。其父先后加尚书衔、太傅衔，封一等公；其子也得厚封。
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雍正对年的宠爱无以复加，而同时他也把年抬高到一个年自己并未察觉到的危险位置，为年之死种下隐患。
事物发展如果逾越了规律必然导致走向反面。年羹尧难道不知道家奴不出籍不能为官的道理？年羹尧其实是被自己辉煌的业绩和巨大的权势蒙蔽了双眼，在一片恭维和赞颂声中自我膨胀起来，这很快引起了雍正帝的反感。
辉煌的业绩冲昏了年羹尧的头脑，他“既受天眷，日渐骄傲”，终于走向了反面。
他妄自尊大，不守臣道。在四川，年羹尧把康熙的行宫当作自己的中军营帐，每天有1000多人为自己运送蔬菜食品，吃饭称之“用膳”。在军中，蒙古诸王见他必须下跪。对待朝廷派来的侍卫用尽各种威逼恐吓之手段，让这些人直把年当作亲爹一般。他们被用作仪仗队，充下人役使，为他前引后随，牵马坠镫。按清代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全礼，跪请圣安。但雍正帝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帝欲为此亲撰序言，但年羹尧以不敢“上烦圣心”为借口，代雍正帝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天下，如此僭越无度，雍正帝能不寒心！在雍正心中，年已经成为第二个吴三桂。
雍正二年十月他进京时，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跪迎。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他外出时，先令百姓填道，届时戒严，店铺关门停业。凡人给他送礼必称“恭进”，而他给属员之物称“赐”，接见新属员称“引见”，俨然皇帝对待臣子。年羹尧还“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
他接受贿赂，侵吞军饷。除他的亲信外，凡走他“后门”以求一官半职者，都要给他进献厚礼，多者竟达现银2万两。仅仅人事安排一项，最多的一次收受40多万两白银，那时一品大员一年的俸禄才180两银子，可抵得上1万个八品官一年的收入！
由于常年统兵在外，他还多次侵吞军需，多者达100多万两。
他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在保举官员时，他滥用私人，凡由他举荐者称为“年选”，连吏、兵二部也不得不给以方便。这样，他把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年党”。他的大小亲信分别占据各个要害部门，雍正皇帝当然如坐针毡。按规定，奴仆未出籍不得做官，而他的家奴桑成鼎却做了知府，魏之耀也当了署理副将。这些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朝野的不满，难怪山西按察使蒋洞说他“恣凭胸臆，横作威福”。实际上，他是把自己放在了极其孤立的地位。
年羹尧苛待部下，为人残暴。这大概也是最不得人心的一点。年羹尧性情急躁，喜怒无常，稍不如意就滥罚属下，甚至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如他曾为儿子请了一个私塾先生，一日，一仆人为其盛饭不慎掉下几粒米，年羹尧即命人将仆人推出砍了，吓得教书先生目瞪口呆，只想尽快回家。在青海打仗时，某天年羹尧抢到一部落的美貌女子，当晚命都督在营门口站岗，都督认为年在云雨快活，肯定无遐顾及查岗，遂让人替岗。结果，年羹尧半夜巡视，大怒，最后竟将两人全处死了。再比如他曾派兵包围一个村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血案。对于官员也是一样，四川巡抚蔡珽、驿道金南瑛等，都被年羹尧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于是，大臣纷纷上表弹劾年羹尧，就连他的副将岳钟琪也弹劾这位顶头上司。
张廷玉曾言：“本来就是用年羹尧来攘外，外患既除，还不知收敛，死期不远。”本来，功高盖主之人是最应该要懂得韬光养晦的，更应该懂得要及时抽身，年羹尧居然不退反进，想把10万大军培养成军阀实力，又插手地方政务，培植个人势力。对此种张狂，凡是人主都不肯饶，更何况是雍正这样一个以每天杀一名臣子而著称于世的铁腕皇帝。
结束陛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的朱谕：“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这件朱谕一反过去嘉奖赞赏的词语，向年羹尧敲响了警钟，此后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可是没有等年羹尧反应过来，雍正转脸就跟有关官员打招呼，启发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其垮台做舆论准备，并剪除其亲信。
就在年羹尧骄横日甚之时，有识之士即已看到了他的下场。《啸亭杂录》卷一《年大将军先兆》记载：年羹尧在他的府第匾额上书“邦家之光”，有人嘲笑说：“可改为败家之先”。真是旁观者清。他不仅遭到了群臣的嫉恨和反对，而且触怒了雍正。雍正自登基之初即着手整顿吏治，而且赏罚分明，因而对年羹尧的贪赃枉法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年羹尧进京时的表现，更使他改变了态度。
雍正二年十一月，工部郎中岳周以现银2万两请托年羹尧，希望荐为西安布政使。年未接受，奏报了皇帝。这件事使雍正产生了疑虑：一个能接受如此贿赂的大臣不可能是循规守矩的。但当廷议将岳周正法时，雍正却改为监候。不久，又发生年羹尧参奏四川巡抚蔡埏逼死重庆知府蒋兴仁一案。刑部议，按律拟斩。而雍正又下谕从宽免罪。对这两件事的处理，雍正说得很明白：“朕思蔡埏所犯，系年羹尧参奏，今若将蔡埏置之于法，人必以朕为听年羹尧之言而杀蔡埏矣。朝廷威福，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即如岳周之罪，本应即行正法，因系年羹尧所参，故改为监候。”寥寥数语，道出了内心之所虑。
最使雍正痛心的是，他看到了自己在用人上的失败，以及亲手建立的情报网在年羹尧处的失灵。雍正登基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粉碎结党行为，曾派侍卫细心搜访显要大员的情况，以掌握各方动态，据说，雍正的手段非常厉害。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密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因此，“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故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在人人畏惧的情况下，惟独年羹尧恣意妄为，而情报网又偏偏在这里出了问题，有关年的行动，竟无片语只言的报告。但是更令雍正感到特别意外的是，他派去监视年羹尧的特务，竟然给年羹尧牵马，充作下人。雍正感到格外痛心，想不到自己最信任、最重用的人，竟然是最有负于他的人。自然，爱之愈深而恨之愈切。对此，他一方面感到自责，一方面又转向对年羹尧的发泄。而他整人的策略是“不遇事发，姑不深究”。说确切些，就是要寻找机会。不久，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是世界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年，但对满清雍正王朝来说却是异乎寻常的一年。
在这一年二月，天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太阳还没有下山月亮就出来了，而且正好赶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这种现象大概要一两百年才可能赶上一回，所以历来被认为是大吉大利。因此，百官是纷纷上书，上表祝贺皇上，说这是咱们皇上英明，天降吉祥。那年羹尧当然也不例外，他在上书时用了一个词“夕惕朝乾”，原词出自《周易》，意思是说有道德的君子、有学问的人整天都是非常勤奋努力，到了晚上，还总是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明天是不是做得更好一点。年羹尧把常用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让雍正给抓住了，雍正认为他是有意倒置，心怀叵测，他在上谕里面说：“谬误之处，断非无心。”
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革职，署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乱。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这位朝廷重臣自事发之日起，竟毫无准备。初调抗州时他托辞不愿前往，到杭州后仍抖威风，以致“鬻薪卖菜者皆不敢出其门”。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实际上有很多罪名，是强拉硬扯、随便上纲的。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立斩的就有30多条。
一个被皇帝视如手足的权臣，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年羹尧在监狱里上书哀求，他说：把我这条狗，把我这匹马留下，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毕竟不必杀头，可留下个全尸，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荡。
据说那晚，年羹尧沐浴后伏地长跪遥拜父母，他看着扑闪的青灯，听着长长的南屏钟声，提笔写道：“晚钟送残月，孤灯落碎花。北风凋碧草，胡马腾白沙。”并咬破中指以血在墙上写下“狡兔死，走狗烹”6个大字，写毕，径向悬挂着的白绫走去。
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他的儿子被斩，其他15岁以上、嫡亲子孙都发到边疆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吒风云一世的年大将军，终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是年，年羹尧47岁。
仅仅用了14个月的时间，年羹尧就从权力的巅峰跌入死囚牢中，不仅他本人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许多王公大臣也觉得奇怪：年羹尧的92条大罪状可谓件件有据可查，难道这是新发现的吗？显然这是秋后算账的结果。那么，他获罪失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送命的症结又在哪里？
被永远禁锢的国舅爷隆科多
隆科多的权与贵是皇帝给的，皇帝自然也能夺走，虽然贵为国舅，而且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因为这是一种思维定式，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主地这样去想去做。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人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隆科多步入军界和政坛，并青云直上，多半是由于他的祖辈、父辈对清廷的莫大功绩与尊荣，以及他同康熙间的至亲关系等因素所促成的。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隆科多被任命为一等侍卫，不久又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又兼任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因其部属违法妄行，被康熙发现，谕责隆科多不实心办事，革除其副都统、銮仪使之职，仍任一等侍卫。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隆科多又突然升迁，被授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开始掌握军权。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十一月，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
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争夺储位斗争激烈。隆科多本来“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后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竭力同日益受宠的胤禛拉关系。而急欲登皇位的胤禛看到隆科多握有军权，就设法同他暗相勾结。在这种情况下，隆科多同胤禛的关系空前密切，成为当时清朝政局颇为关键的两个人物。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月，隆科多奉旨同胤禛一道清查通州（今北京通县）各个粮仓，以防不敷和霉烂。十一月，康熙病重，隆科多奉命侍疾御榻前。康熙在畅春园死后，隆科多宣读“遗诏”，由胤禛即帝位。胤禛正在痛哭之时，隆科多又提醒他说：“大行皇帝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于是，胤禛决定护送其父遗体进城，令隆科多，允祥负责备仪卫、清御道。他还命隆科多率军警卫京城，关闭九门6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大内，以防允禩集团乘机捣乱。胤禛实施的这些保安措施，遏止了朝廷内部可能发生的政治变故，而在这当中，隆科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隆科多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康熙去世不久，胤禛就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把其父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失去的一等公爵衔赏给隆科多，并称隆科多为舅舅，这是异乎寻常的。显然，胤禛是把封爵、尊称和总理事务大臣三个头衔作为对隆科多扈翼登基之功的酬谢。同年十二月，又以隆科多在办理康熙殡葬事务中“克殚悃诚”，“诸事允当”，赏给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让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出侍卫擢銮仪卫銮仪使。后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隆科多奉命主持会考府事务，专司各省奏销钱粮。三月，命加太保。四月，雍正亲赐隆科多“世笃忠贞”的御书匾额。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隆科多被任命为撰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宫、撰修《大清会典》总裁官和《明史》监修总裁官。六月，他又奉命兼管理藩院事务，并受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及鞍马紫辔。至此，隆科多得到朝廷的重用和恩荣达于极点，被雍正称赞为“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雍正即位初期，政局不稳，他劝谕隆科多和年羹尧这两个左右手同舟共济，内外鼎助。为了实现这个图谋，他甚至自行做主，把内弟年羹尧的长子年熙过给隆科多做儿子。其实，隆科多已有两个儿子，但能得到皇上的非同小可的恩赏，他感到万分欣喜，说自己命中该有三个儿子，这第三子即如同上天所给。随后，他将年熙更名为得住，并向雍正发誓，一定会同年羹尧亲密共事。
然而，对隆科多和年羹尧这二人来说，权重必擅，赏多必骄。隆科多自恃有功，在朝廷内部专横跋扈，揽权逐利。如在吏部，司官对他“莫敢仰视”，唯命是从。他所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之为“终选”。在诸王面前，他傲慢无礼。有一天，皇十七子允礼进宫，隆科多碰见了，他不按规矩跪一脚问安，仅起立表示致敬。允礼当时也不敢得罪于他，遂向他欠身而过。这时的隆科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同年十一月，雍正已察觉隆科多这方面的问题，他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密谕：“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
隆科多虽专擅逞威，但颇有心计。他预料到自己的权位并不稳固，因而在许多事情上都留了后路。他很早就把财物转移到各亲友家中，以防雍正抄家。他参与了雍正的夺储阴谋，意识到皇上迟早会除掉自己。他借诸葛亮的“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来抒发自己的恐惧心情。他担心权位过重，会引起雍正的疑忌，于是主动提出辞掉步军统领之职。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起，隆科多开始失宠，被解除步军统领之职。五月，他同年羹尧一起，遭到雍正的谴责：“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为一德，伊等竟怀二心，朕予以宠荣，伊等乃幸为邀结，招揽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朕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只有自咎而已。朕今于隆科多、年羹尧但解其权柄，不加刑诛者，正以彼等之妄谬，皆由朕之信任太过，是以惟有自责，而于伊等一概从宽也。自今以后，既觉其奸伪，晓谕众知，不复信任，假以要权。”并警告其党羽，应与他俩划清界限，断绝联系。六月，雍正又以其子玉柱行为卑劣，命革銮仪使等职，交隆科多管束。接着，又以隆科多徇庇年羹尧之罪和议叙银库各员不从公商酌为由，令交都察院严加议处。都察院奏议革去隆科多一等公爵，但雍正不同意，命削其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命往甘肃阿兰善等处修理城池，开垦荒地。
雍正对此安置还不放心，又特意谕示凉州总兵宋可进予以监视，叫他与隆“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七月，雍正下令把过去赏赐给隆科多的黄带、紫扯手、双眼翎和四团龙等物俱收回，不准使用。显然，雍正这时不仅不信任隆科多，而且将他看成是诳君背主、植党擅权的大奸臣。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隆科多被罚往新疆阿尔泰岭，同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事毕后再同预计前来的俄国使臣会议划定两国疆界。雍正严厉指出：“此事隆科多非不能办者，伊若实心任事，恩盖前愆，朕必宽宥其罪，若心怀叵测，思欲愤事，所定边界，不合机宜，于策妄阿喇布坦、鄂（俄）罗斯地方生事，朕必将伊治罪。”而后，又命刑部审问隆科多的家仆王五、牛伦。他们供出了隆接受年羹尧、满保等多人礼物的情形。二月，隆科多奏称：“臣等验看宁夏贺兰山前，摇汉拖辉至石嘴子等处宽阔一百里，旷野而平，其土肥润，秆种俱皆发生，其地尚暖，易于引水……若修造渠坝及放水之闸，两岸可以耕种万顷地亩。”议政王大臣奏交大理寺卿通智同岳钟琪商酌办理，谕从其议。随后，兵民前往开垦，并在新开发区设立新渠县。
这说明隆科多在遭到遣戍之后，依然忠于朝廷。五月，礼部侍郎查嗣庭因文字狱被戮尸枭示，隆科多以荐举罪受到牵连，但“每奉密旨诰问，俱不吐实”。与此同时，雍正还谴责隆科多和允禩的同伙阿灵阿、揆叙等人互相党附，邀结人心。八月，隆科多同散秩大臣四格在恰克图与沙俄代表萨瓦·务拉底恩拉维茨会面。在谈判中，他能坚持正确立场，坚决要求沙皇政府归还被其侵占的中国大片领土。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宗人府参劾辅国公阿布兰私将皇室玉牒缮本交给隆科多，收藏在家。阿布兰被革去公爵，并圈禁家中，旨令隆科多将情由回奏。六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奏：“隆科多私抄玉牒，存贮家中，及降旨询问，又不据实具奏，应俟办完鄂罗斯疆界事件，将伊革职，拿问治罪。”雍正针对此事，怒斥隆科多说：“从前差隆科多前去，并非不得其人，以其能办理而使之也。鄂罗斯事件最易料理，特给伊效力之路，以赎罪耳。及隆科多去后，看其陈奏一应事件，不但不稍改伊之凶心逆行，且并不承认过失，而举动狂悖，全无愧惧，将朕降旨行文查问之事隐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伊既不实心效力，则留伊在彼，反致妄行搅扰，毫无裨益，可将隆科多调回，令其速来，未到京以前，尔等请旨，鄂罗斯边疆等事，著克什图前往，与四格、图理琛办理。”旋以大不敬罪，革去隆科多一等公爵，命其弟庆复袭替。
十月，顺承郡王锡保等遵旨审奏隆科多罪案，列举他犯大不敬之罪有5，欺罔之罪有4，紊乱朝政之罪有3，奸党之罪有6，不法之罪有7，贪婪之罪有16，共计41条大罪。在大不敬的罪状中，除私抄私藏玉牒外，还说他把康熙赐给他的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又说皇上赏给他3000两银子，令他修理公主坟墓，但他拖至3年，竟然不修理。在欺罔罪状中，谈到他在康熙去世的那天，他并未在御榻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但他却“诡称伊身曾带匕首，以防不测”，又“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2万兵”。在祭祀时，他“做有刺客之状，故将坛庙桌下搜查”。在紊乱罪状中有：他在“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又“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京，必生事端”，“妄奏举国之人，俱不可信”。在奸党罪状中，说他交结阿灵阿、揆叙以及保奏大逆之点嗣庭。在不法罪状中，说他“任吏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指控他纵容家人，勒索财物，包揽招摇，肆行无忌。在贪婪罪状中，列举了他接受贿赂的名单和银数，纳贿银多达50多万两。雍正览奏，谕诸王大臣等曰：“隆科多所犯41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所不忍。”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免其正法，命于畅春园外附近造屋三间，把隆科多永远禁锢在那里，以恕背恩之罪。他的财产被全部用于抵赔追赃，长子岳兴阿被革职，次子玉柱被发往黑龙江当差。就这样，盛极一时的显宦之家，最终毁于一旦。隆科多悲愤至极，翌年死于禁所。
举人出身的首辅鄂尔泰
从对鄂尔泰的重用，可以看出雍正用人的不拘一格，因为在那个重“出身”的年代，举人的学历大概仅相当于现在的大专。但鄂尔泰很争气，他用自己的勤奋和能力证明了能力比学历更重要。
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生。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至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鄂尔泰6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8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16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19岁补廪膳生，次年中举，即进入仕途。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即位之时。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鄂尔泰历任封疆大吏和宰辅，对农田水利一贯比较重视。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察太湖水利，议修吴淞、白茆，因迅速离任而未得实现。雍正后期督巡陕甘时，规划屯田事宜，乾隆初年，巡视直隶河道，条奏开治之法。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阅视运河河道。鄂尔泰还在地方上推行耗羡归公等项政策，注意荒政、漕运。但是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出明显成绩。他一生最有意义的政绩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鄂尔泰作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宠臣，还向朝廷贡献用人的意见。他对于才与德、能力与职务等关系以及如何识别人的贤佞等问题上，提出他的见解与建议。有时，他就雍正帝的提问和观点而展开讨论，他们君臣之间的议论，虽然是从那个时代的现实出发的，但在今天看来，还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他们的对话很精彩，时时流露出真知灼见。
雍正四年八月，鄂尔泰在论用人的奏折中写道：
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为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人尽其才了，职务就没有虚设。一个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可就是不适合担任那种职务，而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发挥出来，反倒会把事情耽误了，这样既毁了人，又坏了事。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
鄂尔泰的奏议引起雍正帝的极大兴趣，随即在他的奏折上写出一篇议论：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力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
“用有才能的人”，这对于君主和大臣们来说，并没有异议。问题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样的人还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们。雍正帝不这样认识问题，也不这样来处理对一个人的任免。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从而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他认为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去掌握他们。在这里，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这是说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缺陷，也要爱惜，不能摧残。爱惜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鄂尔泰见到朱批后，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
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了办好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的思想主张，雍正帝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
归结起来，鄂尔泰与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个共同点是，以能力为旨归，大胆使用人才，而对有德无才的人，尽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妨碍政事。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他们把才摆在了第一位。第二个共同点是，对有缺点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纵，而是加强对他的教育与管束，使他的才能发挥出来，防止他品德的缺陷败坏政事。第三，这样的用人原则是为办好国事，有利于国事者即任用，无利者不管他有什么值得重视之处，也不给予官职。国事第一，这个用人原则实有高明之处，处在封建时代的这对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同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好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人才“惜之、教之”的方针，是让人才从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只有宽阔胸怀的政治家，才能具有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针。就这一点而言，鄂尔泰可以进入政治家的行列了。
雍正朝被表彰实心办事、认真提参属员的督抚，有豫抚田文镜、晋抚诺岷、鲁抚塞楞额、浙抚李卫、粤抚杨文乾、赣抚迈柱，当然还有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大体上做到知人善任。雍正帝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雍正帝在这方面对鄂尔泰的评价，反映了鄂尔泰善于识别人才的实际。鄂尔泰有着可贵的用人思想，并知人善任，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改土归流事业的成功。
鄂尔泰的发迹，在于巧遇雍正帝，这种君臣际合，又同他的性格、智识密切相关。
鄂尔泰自20岁中举，即被召为侍卫。他的为政行事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信奉和讲求忠孝。雍正二年，他因侄子鄂昌、鄂敏同时中举，训诫他们说：“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后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终身，是所望耳。”以忠孝教子侄，亦以此自励。二是讲求实学治国。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对于士子，总觉着他们只会做八股文，而“实学尚少”，因而在考时文之外，加试古文辞。与士人交游，“辄与论经史，谈经济”。这两条，即忠君作为做人的根本，讲实学作为从政的指导思想。
鄂尔泰与雍正帝的最初接触，是在康熙年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那时作为雍亲王的雍正要求鄂尔泰为其办理分外之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加以拒绝。据记载，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办事，鄂尔泰不从，郡王将杖责之，他却说“士可杀，不可辱”，迫使郡王向他谢过。鄂尔泰守着一项原则：忠于国君，忠于职守，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危害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雍正虽然碰过他的钉子，但认识到这是忠君的品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所以即位之后，不但不记他的仇，反而鼓励他、称赞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鄂尔泰以正直守职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帝，后来关系发展，如同家人父子、如同朋友。雍正帝不只是给他加官晋爵，和他讨论政事，斟酌用人，对他的恩赐也是少有的，诸如赐福字，追封三代，还特加优遇，与众不同。比如，雍正帝50大寿，群臣举觞庆祝，雍正帝未见到在昆明的鄂尔泰，心中不悦，特拣果饼四盘，专程送往云南，并说：“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会也。”鄂尔泰因而感到“受恩至此，无可名言，天地神明，实鉴实察”。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答道，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后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2子，已有5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帝回称，他的祝祷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鄂尔泰在西南期间，雍正帝对他的赏赐几乎无月无之，《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对此种恩荣详加记叙，触目皆是。更有甚者，雍正帝不顾君臣之体，称鄂尔泰为朋友。雍正五年，鄂尔泰奏称他劝导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如何忠诚于皇帝，雍正帝阅后批答道：
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
是年有所谓黄河清祥瑞，内外群臣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杨名时的贺表不合规式，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帝却只让议处杨名时，而不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何以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帝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不忍以小节而加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不能因宽待鄂尔泰而及于杨名时，所以仍对杨议处。可见，雍正帝偏袒鄂尔泰，已到了强词夺理的程度。
鄂尔泰的亲属亦得到雍正帝的特殊恩惠。鄂尔泰的长子鄂容，雍正帝在他中举后引见时赐名鄂容安，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4年）庶吉士未散馆时，被破例用为军机章京，“欲造就成材”。鄂尔泰的五弟鄂尔奇康熙间为编修，雍正帝因其兄而垂爱之，用为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使之成为亲信大臣。鄂昌是鄂尔泰的长兄之子，雍正六年以举人而为户部主事，数年之间，历道员、布政使，至巡抚，飞黄腾达。然其为官“贪纵”，并非杰出人才。鄂尔泰的三兄鄂临泰之女，经雍正帝指婚，配给怡亲王允祥之子弘皎，日后成为王妃。
鄂尔泰对雍正帝的感恩图报，也出乎常人。雍正五年五月，鄂尔泰得到雍正帝赐物，写奏谢折说他的心情：“自念遭逢，虽义属君臣，实恩同父子，泪从中来，不禁复作儿女态。”同年九月的奏折又讲：“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一再讲他们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如同师生，显见君臣关系之深。
鄂尔泰的趋奉雍正帝，更表现在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尔泰则投其所好，每每以报祯祥取悦雍正帝。他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雍正六年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4府3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雍正七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7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眯了沙子？雍正帝很不满意这些说风凉话的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的督抚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
鄂尔泰报“卿云”之前，曾静投书案发生。曾静指责雍正帝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来传说，“卿云”现是天子孝的表现，鄂尔泰特意说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歌颂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没有缺陷。曾静投书案是一场政治斗争，鄂尔泰则以报“卿云”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行动。鄂尔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说的荒诞，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荐他。他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假造祥瑞，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见他的忠君之心。
乾隆帝即位后，鄂尔泰仍然高官厚禄，但君臣关系远不如前朝。特别是鄂尔泰与另一大学士张廷玉不和，各自引“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鄂、张本在一室办公，面和心非，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鄂尔泰有过失，张廷玉辄加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他们的纷争，为乾隆帝所不能容忍。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鄂尔泰的门生、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向鄂容安泄漏密奏留中事，狱兴，乾隆帝指责他“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将之囚禁致死，并革鄂容安职。对鄂尔泰虽无惩处，但下吏部议，以示警戒。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集》案发，胡诛死，与其唱和的鄂昌被株连自尽。胡中藻亦是鄂尔泰门人，乾隆帝指责鄂尔泰搞朋党，说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所以鄂尔泰晚年，君臣关系平常，致贻身后之咎。总起来说，鄂尔泰基本上实现了忠君思想，以此为雍正帝所知遇，晚年培植私人势力，“忠”上的缺陷，导致君臣关系大不如前。忠君在封建的道德观念中是最高的原则，是大节，鄂尔泰对于雍正帝是紧紧地把握了这一点，在大节上成了完人，就站住了脚，而且青云直上。注意大是大非，抓大事，鄂尔泰深知其中三昧，他说过：“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致糊涂矣。”他认识得很深刻，乃至同他有门户之见的张廷玉也说：“斯言最有味，宜静思之。”表示佩服。清末钟琦在引述鄂尔泰这段话时，赞扬说：“文端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鄂尔泰病逝，终年66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11年之后的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之狱，被撤出贤良祠。
盖棺未能定论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的人，或者只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坏人之列。但显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李鸿章的功过是非在有的事情上一目了然，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就很难说清楚。其实，历史是很难说清楚的，即使盖棺也未必非要给出一个定议不可。
李鸿章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他少年聪慧，6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试；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对李鸿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李鸿章生前已经是毁誉参半，死后更是骂名无数，他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主要在于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俄密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条约是如何签订的吧！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令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不强，军费也不多，水师又未练成，所以“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最后和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一时间，举国哗然，人人痛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认为如果清政府任用主战派的张之洞，后果肯定不是这样的！
而李鸿章在这次事件中的看法是：越南并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而且越南国内已经非常腐败，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抗法的战将刘永福最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法国的兵力。如果非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重任，实际上等于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决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认为“法之图越已数十年”，而“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越南的政府已经很衰败了，河内以南肯定保不住了。所以他选择了撤军、议和。
但是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并不是一味低声下气，卑躬屈膝。他没有忘记实力是和平的后盾。因为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从烟台到旅顺北洋直接管辖地区水陆两军都做了周密部署。
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立即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马上设法接济。
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而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御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故被称为“越事枢纽全在钧处”。
对转折关头的一些重大危险及时发出了警报。例如条约签订后风波再起，法方准备占地为质，他曾一再提醒朝廷并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法国战舰驶离上海又发电报告诉当局形势危急。这是在法舰炮轰基隆前20多天发出的警报，而离他们袭击马江船厂及水师更达40天之久。
马江之战爆发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鸿章早已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厂的张佩纶，告诉他们我方的军队和战舰无法匹敌，不如全部调走，腾出一座空厂，就算法国人占了也没什么损失，否则一旦这里被轰毁了，从此海防就再也难以恢复了。两天后，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张佩纶等人：“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可惜的是张佩纶并没有听从，结果损失惨重。
另外，李鸿章认为中法之战耗资巨大，首先是经济损失：“中法之役用银3000余万两。”这是每年经常性军费开支3400万两以外的额外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白银7000万两左右，都已派上用场，根本无余钱剩米可以支付这笔开销，只好用外债来堵这个缺口。他在给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2000万。”
这还不是唯一的经济损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马江之战，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被击沉的军舰有7艘，死伤约2000余人，生还者只有11人。被击沉的包括福建水师旗舰，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己凿沉，龙槽船十几只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200万两以上；基隆煤矿也于战火中被迫炸毁。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
因此，李鸿章认为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军力夺回台、澎失地固然有待证实，而要从越南全境驱逐法国侵略军则显然无望，中国与其背着越南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还不如集中精力治理内部。
战争结束后两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也指出：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
李鸿章最被国人指责为“卖国”行为的，是其曾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久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了祸胎。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越来越严重。李鸿章为了设法避免战争，曾经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被日本拒绝。无奈之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战前李鸿章一味主和，失去了先机，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之后更是一触即溃。
甲午战争失败也不仅仅在于李鸿章个人的指挥失当，还在于当时整个军队的腐化。
首先，军队上上下下贪污成风。英国《泰晤士报》当时便揭露，旅顺、威海造好的炮台上的大炮根本就不能用，这是由于负责采购炮械的人的贪污腐败，把买炮械的钱贪污了，用次品来冒充好的，根本就不管能不能用。
另一司空见惯的贪污方式则是各级军官克扣军饷和吃空额。当时就有人指出：“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
第二，内部四分五裂，而且军无斗志。战争初期，李鸿章已经认为以北洋水师“一隅之力”，对抗日本“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战争的准备阶段，清政府决定派大量援兵入朝的时候，没有相应地实行全国总动员的体制。南洋和闽、粤的军舰在战争中无法统一调动。各省的将领只顾自保，要么说船需要修，要么说抽不出人马来，总之是百般推脱，不愿出战。而实际上他们自己莺歌燕舞，寻欢作乐，全然不顾国家的安危。甚至“广丙舰”的一位管带向日本人投降。这件事被各国争相报道，成为笑柄。而且日本运兵船多次经过吴淞口外，海军衙门却不管不顾，让其“海阔天空，横行无忌”！
陆军中类似情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壤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而在旅顺，西方人亲眼目睹了守卫旅顺的文武官员号令不一，军纪散乱。
在战斗中出现过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善战、誓死如归的海军英雄，陆军中的左宝贵、聂士成等也足为青史增辉。可是，从总体上看，清军却已腐朽不堪，留下不少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可耻记录。以旅顺陷落为例，清军有1万多人，而日军只有3000多人，清军没有去守险要的地方，没有偷袭日军的后路，却被日军偷袭，经营几十年的厂房机械，拱手让人，输得既惨烈又窝囊。
第三，清军的失败还表现在没有懂得现代战争的将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勇敢有余，却是行伍出身的陆军将领，根本无法指挥海战。如果海军各舰管带大部分是福州、天津海军学堂出身，通常都曾赴英、德、美等国学习的话，陆军将领大都是行伍出身，又懂得现代战争的指挥，其结局又是一个样。李鸿章虽然是统帅，但他只有丰富的内战经验，但对现代陆、海战也不甚了了，与完全按西方模式组织和训练的日军对垒，很难于应付。他统兵30多年，可是身边既没有现代意义的参谋人员，更没有现代军队不可缺少的司令部。英国驻东方舰队的司令就曾说过，他驻防东海数十年，对中国的将才都十分熟悉，可是放眼望去，竟找不到一个深谙西方现代战争的将领，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可见，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归咎于李鸿章一人。
可以说，李鸿章生逢王朝末世，官场和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李鸿章从曾国藩幕中率兵援沪，出任地方军政大吏之日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惊呼：“吴中吏治敝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他想到“自以节取而惩诫之为是”。可是这个治标办法收效甚微。有的人认为李鸿章就是个大贪官，把当时军队的腐败归罪于李鸿章的贪污，但是在这方面指摘李鸿章的论著，都是猜测性的论述居多，确凿的事实十分罕见。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二月十七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经过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7次谈判。十分遗憾的是，当年清朝驻日使馆发送电报的密码在光绪十八年，或十九年（1892-1893年）左右，（甲午战争前一两年）就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译。李鸿章赴日谈判时，日方对光绪和李鸿章之间的联系了如指掌，对光绪给李鸿章的赔款2亿两白银的底线也十分清楚，于是在谈判中寸步不让，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在李鸿章面前说“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续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连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当他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时，发现自己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
李鸿章视《马关条约》为奇耻大辱，离开马关的时候表示“终生不履日地”，后来他曾出使某国途经日本国，必须在日本国更换船只，而且李鸿章当时在到达日本国港口后，日本特使曾多次上船相请，但他却坚决不下船，最后只好在两船中间搭条木板走到了另一条船上。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骂他的人固然有，敬他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他便指出：外国已经猖獗到这种地步，还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无法自立！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
他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他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之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要想自强，必须学习外国的兵器，而学习外国的兵器，不如学习制造兵器的办法，这样就不用老去求别人；而要想做到这些，则必须招揽人才。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越大，视野越开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的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新旧兼备的名臣张之洞
张之洞是晚清官场上的一个特例。他被列入清流又官运亨通，他因为处世圆滑既能得到慈禧的赏识，又能博得社会的美誉，他赞成维新、力倡洋务又不放弃守旧的立场，他是官场的不倒翁，是那个新旧混杂的时代一个新旧兼备的官场代表。
张之洞，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他从步入仕途之始，就对朝中诸多问题持独到见解。早年在主持浙江乡试和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期间，取舍考生的标准便超越世俗，开风气之先，他重品行，重实学，志在扭转空疏学风，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不拘文字格式，考生考卷不合陈腐的清规戒律而被录取者甚多。唯义理悖谬者，虽只一两句话，必予黜退。他根据这一标准，大批有用人才脱颖而出。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十九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
光绪七年，张之洞受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地方贫瘠，吏治腐败，灾荒连年，民生凋敝，但他没有沮丧，到任后从整肃吏治入手，采取多项措施，决心改变山西面貌，并开始涉足洋务，但因任期短暂，一切只处于初创阶段，但已可看出他破除陈规、锐意进取的爱国热忱，看出他不是一个尸位素餐的人。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奉调赴粤，任两广总督，当时抗法形势严峻，张之洞到任后，为筹备战守事宜，可谓竭智尽虑。他制定总体防务规划，协调内部关系，借款措置军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破除地域之见，在自身财力窘迫的情况下，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的军事行动，并反复陈奏收编原天地会爱国武装黑旗军，黑旗军得以屡立战功，击溃西线法军；又启用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击溃东线法军，从而扭转整个战局。
中法战争使张之洞饱尝物力财力匮乏、军械不利不足之苦，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兴办洋务的决心。战后他开始建造军舰、筹办水师、创立军火工业、建立新式陆军广胜军，开设学校、建铸币厂……洋务运动全面铺开。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卢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致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1890～1896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有湖北枪炮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前后修了三条堤。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0里，一条是省城之南的堤坝，自白沙州至金口江堤52里和一条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0余里堤岸。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市镇。
张之洞到了湖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他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逾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湖北由此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而且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摇篮。武昌起义中的领导人物很多都是张之洞培养的学生，正如孙中山所说，他可谓“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四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和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和），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他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他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会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1896～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辩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他致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所谓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所谓开风气，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唯张香涛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30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这里反映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十月，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十月，他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两年后，张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200余年典章，21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
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六月，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七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时，张之洞年已71.清廷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张之洞到了北京，竭力为清朝的腐败政治补苴罅漏。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的形势，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畛域”，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即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旋即，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张之洞既是一个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学者，又是一个干练的实干家和改革者。他的一生是为富国强兵奋斗的一生。他主张洋务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同时也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能随着时代前进，能正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