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差点儿颠覆了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才不过得了一个一等侯的封爵，离着王爷的级别还远着呢。所以，王爷就好比拱卫在皇帝这个太阳身边的一颗颗星星，地位无比尊贵。但是也正因为离皇帝太近，稍不留神就被那个“太阳”的巨大引力吸进去，弄得个尸骨无存。这些至尊至贵的王爷们大多命运多舛，想卖命未必有机会，想逃也绝对逃不掉，就好像全部资产都押在垃圾股票上的大款，特别有钱，又是个地道的穷光蛋。
不是王中王就是阶下囚
一个皇帝倒下了，会有一个新的皇帝站出来，这时候，有资格争位的王爷们是幸运的，一旦脱颖而出就可以拥有一切；但有资格争位的王爷们又是不幸的，因为一旦竞争失利，恐怕连现在的王爵也保不住而沦为阶下囚。
豪格作为大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的长子，他理应成为帝位继承人；作为顺治皇帝的长兄，他本可安享尊荣。然而他在放弃继承皇位之后，得到的却是惨遭幽禁的厄运……
顺治三年初（公元1646年），豪格被任命为靖远大将军，统军入川，讨伐张献忠。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军抵达距西充不到百里的南部县。驻守保宁（今阆中）的大西军将领刘进忠降清，于是在降将的带领下，豪格率部日夜兼程，直奔张献忠60万军队的营地——西充凤凰山。翌日清晨大雾弥漫，咫尺之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当清军悄然逼近营门时，张献忠才知大事不好，未及披甲，仅腰插三矢即仓促上阵。在刘进忠的指点下，豪格一箭射去，半披飞龙蟒袍的大西皇帝应声而倒。
豪格挥军南下，翌年八月平定全川，旋即兵进遵义，风驰电掣般地扫荡着西南边陲。从此豪格声名远播，名扬四海。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一月二十七日，豪格自遵义凯旋回京。然而，等待他的不是皇恩浩荡，而是一个策划已久的阴谋。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二月十三日，豪格部将希尔艮、阿尔津彼此“争功不决，下部讯问”。在入川作战时，护军统领哈宁噶曾陷入重围，护军统领阿尔津、苏拜以及希尔艮均奉命救援，几人都认为自己率军先到，对方后至。阿尔津、苏拜倚仗多尔衮撑腰，把争功的事一直闹到京城。“下部讯问”后，“护军统领噶达浑、车尔布俱供：希尔艮在后是实”，希尔艮遂被降爵，至此希尔艮争功事即应了结。但多尔衮却利用这起争功案把矛头指向豪格，便以“军中不将希尔艮冒争情由勘实”而罪及多罗贝勒尼堪（努尔哈赤之孙）、固山贝勒满达海（代善之子）及护军统领鳌拜等高级将领8人。又以“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议政大臣索浑既不将希尔艮争功缘由勘实；肃王欲升杨善之弟机赛为护军统领，又不劝止”为由，而将巴哈纳、索浑降爵。显而易见，希尔艮争功案不过是多尔衮手中的一块石头，抛出这块石头只是一个信号。
此后20天，又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贝子吞齐、尚善、吞齐喀、公札喀喇、富喇塔、努赛等赤膊上阵，大打出手，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当两旗大臣，谋立肃王为君，以上（指顺治帝）为太子”，迁都北京时，将原定后行之正蓝旗在镶白旗前行，致令肃王福晋在豫王福晋以及英王福晋之前行；将“原定后行之镶蓝旗近上立营，同上前行”。因涉及当年“谋立肃王”事，故郑亲王以及两黄旗大臣均被系公堂“齐集质讯”，规模之大，堪称空前。
“谋立肃王”的旧账，又被提起。紧接着吞齐等告发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在皇太极死后“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私相计议”，“互相徇庇”，频频出入肃王府第，“期隐不奏”。
济尔哈朗以及两黄旗大臣欲立肃王为君，是在诸王册立新君之前。在仍然保留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开国时期，推举继承人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之事。在当时不仅两黄旗大臣积极参与此事，就是多尔衮所左右的两白旗大臣也多次密谋，商议拥立多尔衮为君。即使到了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底，多尔衮还洋洋自得地跟诸王、贝勒以及满汉大臣谈起当年被拥戴的情况。这次旧事重提，只不过是多尔衮为打击豪格而借题发挥。
审讯结果，不言自明。郑亲王济尔哈朗被革掉亲王爵位，罚银5000两；两黄旗大臣凡参与拥立豪格者（只有早已倒戈的巩阿岱、谭泰除外）均受到严厉制裁，或被革职，或被夺爵，或被发配沈阳看守昭陵（皇太极陵寝），就连已故的图赖、图尔格亦被革世职。
两天后，豪格也被推上牺牲的祭坛。三月初六，在多尔衮的一手策划下，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以“豪格出征四川已及二载，地方全未平定”，隐瞒希尔艮冒功一事以及欲升杨善之弟机赛为护军统领等所谓罪名，而将豪格判处死刑。年仅11岁的顺治帝对“如此处分，诚为不忍”，议政大臣会议在征得多尔衮同意后才将死刑改为幽禁。豪格从四川凯旋仅一个月就遭此厄运，这一切都在多尔衮的精心策划之中。
被幽禁的豪格心情极度抑郁，忧虑、痛苦、愤怒一齐袭来，一腔热血都在往上涌，头像被撕裂一般。谁也不清楚这位阶下囚究竟在哪一天、哪一个时辰愤然辞世的，人们只知道他在被幽禁后一个月左右即死去，终年40岁。
英年早逝的豫亲王
多铎死得早，假设未死，他也绝对是个惹事的主儿，至少不会受制于他的侄子顺治，因为他跟哥哥多尔衮有着一样的资历、功劳和地位。但是多铎又有一点冤，毕竟名和权都让多尔衮占了，而死后所受到的追查却并不比多尔衮少多少。
多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与阿济格、多尔衮同为大妃乌喇纳喇氏阿巴亥所生，备受父亲钟爱。努尔哈赤去世时，参与了议皇太极为汗的国家大计。皇太极即位，多铎成为正白旗贝勒，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14岁的多铎随皇太极远征蒙古多罗特部。这是他第一次披甲上阵，尽管只有14岁，但是他在战场上十分勇猛，后金大获全胜，次年，多铎又随莽古尔泰攻打明朝，15岁的他在战场上奋力杀敌，势若猛虎，一再击败明军。
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为配合多尔衮招抚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及往略山西明境，多铎奉旨率精兵强将袭扰宁远、锦州，以牵制明军行动，使其不能前往救援。这是他首次亲自领兵出征。他率兵入明广宁界后，令固山额真阿山、石延柱等领400士兵先赴锦州，自率大军随后趋十三站立营，以吸引明军来战。锦州总兵祖大寿集中锦州、松山两处兵，在大凌河西岸列阵以对。多铎率所部迅速驰击，其势锐不可挡。祖大寿军战败溃逃，多铎令分道追击，阵斩明将刘应选，歼敌500，生擒游击曹得功及守备3员，获马匹、甲胄无数。锦州明军见势未敢再出。班师回京时，皇太极亲出盛京怀远门5里迎劳，称赞多铎：“幼弟初专阃外，能出奇取胜，是可喜也。”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元“崇德”，建国号“大清”，晋封多铎为和硕豫亲王。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猝然去世，诸王会议选定嗣君。此时的多铎十分活跃，他先是提议胞兄多尔衮即帝位，遭到反对，又提出应当由自己即位，声称当初在太祖的遗诏里，提有他的名字。被多尔衮制止后，又转而主张立礼亲王代善，唯独不提最有资格当继大统的皇长子豪格。在多尔衮与豪格两派争立中，多铎与多尔衮联成一气，左右大局，最后议定皇九子福临即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政。不久，多尔衮排挤政敌，独揽大权，积极支持多尔衮为君的多铎获得了顺利发展的机会，他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能，成为明清两代兴亡交替过程中的风云人物。
顺治元年（公元1643年）四月，顺治皇帝在盛京大政殿授予多尔衮大将军印，令他率兵进取中原，以成皇太极未竟之业。十月初一日，顺治入京并在北京紫禁城内举行登基大典，复封多铎为和硕豫亲王。不久又命他为定国大将军，统帅将士进兵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攻取东南之地。
多铎于十一月中旬到达山东济宁，十二月兵至河南孟津，然后率精兵渡过黄河，一路打击大顺军，很快打到潼关城下。李自成率军从西安赶往潼关增援，双方交战，大顺军失利。第二年正月十一，多铎指挥清兵发起总攻，先以红衣大炮轰击城垣，再以马步兵轮番冲击，大顺军被迫出击，派300骑兵杀入清军阵地，被多铎部下贝勒尼堪、贝子尚善击败，大顺军又分兵袭击清军阵后，也未成功。李自成见败局已定，退守西安自保，多铎兵攻克潼关。此时，武英郡王阿济格一路大军也从陕北南下，将抵西安，李自成腹背受敌，放弃西安向河南转移。多铎则回师东征，按原计划进攻南京，完成平定江南的任务。他分兵三路，出虎牢关攻克归德，横扫河南大半地区，然后又分兵两路，向南推进，一路向砀山、徐州，另一路直奔安徽亳州，又进入江苏，攻破盱眙，逼进淮安和泗州。南明将领烧毁淮河桥，企图阻止清军南进，多铎率军夜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南明大学士史可法拒绝多铎的招降，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四月二十五日，多铎调红衣大炮轰城，炸毁扬州城西北角，清军如洪水般冲入城内，史可法率守军拼死相战，被擒不降，最后被杀身亡，其他文武官员有100多人殉难。
攻克扬州后，多铎率军继续南进，于五月五日到达长江北岸，与南京弘光政权隔江相望。守江的南明将领畏势东逃，长江防线尽撤，弘光帝与宦官40余人弃南京仓皇出走，投奔安徽太平府黄得功，守城明军望风而逃，南京不战而克。南明文武官员数百人跪迎清军入城，多铎则遍谕各处，抚辑官民，斥责南明朝廷主昏臣奸，宣称此次平定东南即是“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几天后，多铎又派贝勒尼堪等领兵追击弘光帝。弘光帝复走芜湖，准备渡江西逃，被清军截住去路，南明靖国公黄得功护驾迎战，被清军击败。总兵田雄、马得功见大势已去，抓住弘光帝及妃子、太子并率十总兵部众投降。南明弘光政权终被消灭。六月，多铎派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尹图、阿山率官兵直趋杭州招抚浙省，打败南明大学士马士英。明潞王朱常涝势穷归顺，开城门投降，淮王朱常清也自绍兴来降。数日后，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各府皆为清军控制。多铎将南京改为江南省，凡紧要图籍收藏无失，又疏请授任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员300多人，建置了地方统治体系。在军事上，令已降马兵留本地驻守，归降之蒙古兵分隶旗下，同时，派驻八旗兵把守各重镇，以保证对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并随时准备南下扫荡各地抗清武装和残明势力。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清廷以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代多铎驻守江南，多铎才凯旋回京。
十月，多铎凯旋回京时，顺治皇帝亲出正阳门到南苑附近迎接慰问。几天后，顺治帝以其“功勋甚多”晋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赐黑貂皮朝褂、鞍马及金5000两，银5万两。
正当多铎英姿勃发，踌躇满志之时，顺治六年三月十八日，他因患痘症不愈，英年早逝，年仅36岁。
开国功臣死于三尺白绫
庄亲王得以善终，而不得善终的人就是不懂得该低头时须低头这样一个无比简单的道理的人。如果头高过门框上限，要想进门办法只有两个，要么低头，要么杀头。开国功臣也好，郡王亲王也罢，皇帝要想解决他，只需三尺白绫足矣。
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生于建州左卫的赫图阿拉城，母亲是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是多尔衮和多铎的同母哥哥。
阿济格十几岁就参加实战，成为父亲麾下一名战将。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进兵辽沈与明军作战，阿济格随侍父亲左右，为其传布军令，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机智、勇敢。后金天命十年，为增援被察哈尔部围攻的蒙古科尔沁部落，阿济格随兄长莽古尔泰征讨察哈尔，迫使察哈尔部林丹汗逃遁。第二年六月又随父亲进攻蒙古喀尔喀马林部，他亲率6名箭卒，直入酋长囊努克牧所。蒙古台吉昂坤劝他等待援兵，阿济格面无惧色地说：“尔来劝我，尔为何不前进”，命令昂坤与之同进，射杀敌将，击败巴林部兵。阿济格因功受封贝勒，专主一旗，地位仅次于四大贝勒。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正月，皇太极乘与明朝议和之机，派阿敏、岳托、阿济格等八大臣率重兵进攻与明朝结好的朝鲜，并袭击驻于皮岛的明将毛文龙。后金军夜袭朝鲜义州，乘势连克5座城池，攻占了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屈服求和。按皇太极的意图，此时应允和退兵。但领兵主帅阿敏心怀异志，打算留居朝鲜，主张深入内地。阿济格积极支持岳托“朝廷重兵不可久留于外”的主张，力谏阿敏，使之同意遣使议和，实现了此次出兵的目的后如期而归。另外，在大军袭击义州之际，阿济格等还分兵攻打毛文龙部所驻的铁山，迫使他们遁入海岛，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其对后金的军事袭扰。五月，皇太极统兵攻明，阿济格从朝鲜归来，又立刻赶赴锦州参战。此时，后金军攻打锦州城14天未下，已移兵宁远，明将袁崇焕坐镇此城，指挥明兵出城迎战。在城东2里排列枪炮，严阵以待，使后金骑兵无法纵击。于是，皇太极下令强攻，诸贝勒以距城太近易遭火器射击为由“劝阻甚力”，唯阿济格一人不附众议，建言出击，并紧跟皇太极驰马杀入明军阵中，冒死突击，击败其前阵骑兵。在后观望的诸贝勒见此情景甚为惭愧，顾不得穿戴甲胄，即纵马杀向明步军营。明将满桂身中数箭，率兵撤入城内。这一战虽双方伤亡相等，但对后金军来说，是从上年宁远之败以后，由败转胜的开始。阿济格因此而获得骁勇敢战的赞誉。
顺治在北京举行登基大典后，策封百官，阿济格被封为和硕亲王。不久，他被任靖远大将军，与多铎兵分两路进军陕西，攻打李自成农民军。次年正月，自山西保德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北部绥德。此时多铎一路军已先行到达潼关，李自成亲率大军与多铎交战，大将高一功据守陕北重镇榆林，试图吸引阿济格往攻，阻止其南下与多铎军合兵。阿济格正确分析了战情，确定了主攻方向，率主力绕开榆林，直逼农民军的心脏地区西安，以堵住李自成的归路。李自成在潼关被多铎军击败，欲退保西安，听说阿济格军将至，不敢再战，被迫放弃西安，由陕南向河南、湖广地区转移撤退。阿济格率军南下迅速追击，先后在河南邓县，湖北承关、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等地，连续8次击败大顺军。四月，又于距九江四十里处突入大顺军老营，俘杀其大批将士及家属。李自成从西安撤离时，原想攻取南京，作为抗清基地。阿济格摸清了李自成的战略意图，水陆并进，对其超前拦击，打乱了李自成的部署，使其夺取东南的打算无法实现，不得已转向西南，准备穿过江西转入湖南。当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当地地主武装伏击而死。自追击李自成以来，阿济格败敌13战，获马6400余匹，船3000多艘，可谓“运筹决胜，茂著勋庸”。六月，他又率军由长江东进，于扬子江降服明宁南候左良玉之子左梦庚，收其兵马10万。至此，河南12城，湖广39城，陕西6城，江西6城，共计63城，皆为阿济格所得。阿济格南征北战，可谓劳苦功高。那么，他的结局是怎样呢？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故。由于其摄政期间擅权过甚，排除异己，朝中大臣大多不平。就连顺治皇帝也十分不满多尔衮的作为。在他死后，诸大臣明白顺治的心意，众议多尔衮之罪。他的亲信也遭到惩治，阿济格由于是多尔衮的亲兄，被众大臣议定谋乱罪，顺治帝命其自尽。驰骋疆场，以英勇著称的开国功臣死于三尺白绫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死时年仅45岁。
又一个因天花而逝的铁帽王
天花这种当时要人命的病似乎与清朝皇室人员都有着不解之缘，以至于后来选择继承人也要先看他出过痘没有。是啊，顺治、同治还有这位铁帽子王都死在天花上，能不让人谈“花”色变吗？
爱新觉罗·岳托（公元1599～1639年）是礼烈亲王代善的长子。岳托能征善战，早年跟随玛父（满语，爷爷）努尔哈赤、阿玛（满语，父亲）代善征战四方，立下了不少战功。岳托作战勇敢，有勇有谋，被老汗王努尔哈赤授予台吉（意思是聪明的皇子）的称号，努尔哈赤十分喜欢这个孙子。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老汗王努尔哈赤率军攻打奉集堡返回时，受到明朝人马的突袭。老汗王派岳托出战，抵挡明朝军队的进攻。岳托作战勇敢，顽强御敌，率大军打退了明军的进攻。随后，努尔哈赤攻打沈阳，总兵李秉诚见后金军来势汹汹，随即仓皇逃跑，岳托率军穷追不舍，明军大败。
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岳托奉玛父努尔哈赤之命，与阿巴泰率军征讨昂安部，英勇杀敌，将昂安斩首，立了大功。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老汗王努尔哈赤在距沈阳40里的云爱鸡堡与世长辞。诸王贝勒根据努尔哈赤在天命七年制定的共治国政的汗谕，共同商议由谁做新的汗王。当时他的阿玛礼亲王代善也有继承汗位的可能。
当时岳托是镶红旗额真（满语，旗主），代善掌管正红旗。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而且功勋卓著，手握重兵，势力最大；另一个有希望继承大位的是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他机智过人，拥有正白旗，长年随父努尔哈赤征战，军功累累。
老汗王崩逝的当天，岳托认为四贝勒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聪慧过人，长于谋略，智勇双全，汗位应该由皇太极来继承。他对代善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应速即大位。”代善听了岳托的这个建议，知道皇太极论才干、论抱负都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他说：“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岳托见和阿玛代善意见取得了一致，也就放下心来了。其实岳托也是为大局着想。试分析，假如代善被拥立而得到汗位，那么，岳托也会得到皇太子的名分，有可能成为后金汗国的又一继承人。因为岳托是代善的长子，又功勋卓著，如果代善做了汗位，没有理由不先考虑长子，而去考虑其他的儿子。另外，岳托年纪尚轻，如果精心培养，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光明前途。岳托完全可以支持自己的阿玛，但他从当时的政局出发，考虑到后金军队汗王崩逝、军心不稳，如果再出现家族中手足争位就很危险了，那样的话，不用明朝派兵来攻，自己就互攻而灭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岳托和他的阿玛代善一样，没有私心，顾全大局，为了后金的江山社稷甘愿鞠躬尽瘁。
次日，诸贝勒大臣聚于崇政殿，共同讨论新汗王的事，代善首先说道：“四贝勒智勇胜于我，须代立。”随后，代善向各位贝勒及大臣陈述了立皇太极的理由。几位贝勒看代善支持立皇太极，主动让贤，为避免手足之争，也都赞同立皇太极。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即位为后金汗国新的大汗，改年号天聪，定次年为天聪元年。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十月，新汗王皇太极派岳托随阿玛代善率军攻打扎鲁特部。岳托作战英勇，力斩扎鲁特部的鄂尔斋图，收降了前来归降的部众。为了表彰岳托的功绩，皇太极晋封岳托为贝勒。
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正月初八日，岳托奉天聪汗皇太极之命，同济尔哈朗、阿敏、阿济格等众叔父出征朝鲜。皇太极对济尔哈朗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照此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胡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济尔哈朗听了皇太极的策略后，统率大军渡过鸭绿江，岳托协助作战，占领了义州。随后，岳托又随叔父阿敏等率军进攻驻守在铁山的毛文龙大军，迫使守将毛文龙退守皮岛，铁山守将毛有俊等被杀，又连续攻克了定州、汉山两座城池。最后大军直杀到平壤城下。朝鲜国王李倧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向后金议和。贝勒阿敏主张继续攻打，岳托却不赞成。他说：“我们既与朝鲜定盟，又统率朝廷重兵，不可长居于外。况蒙古与明朝是我们的宿敌，如果知道我主力在朝鲜，也许会趁此时机袭击我军，那形势就危急了。我们应该与朝鲜结盟后迅速回国。”岳托分析得很对，可见他有勇有谋。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三月初三日，朝鲜国王李倧率众臣与阿敏、岳托等在江华岛盟誓。盟誓达成协议后，大军撤离朝鲜。四月十七日，岳托、阿敏等人返回盛京，受到了天聪汗皇太极的热烈欢迎，皇太极论功行赏，给岳托又记了一功。
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岳托和叔父阿巴泰（努尔哈赤的第七子）率军攻打锦州城、杏山城、高桥城。大军所到之处，明兵败阵而逃，岳托沿途烧毁了21座明台。回到盛京后，天聪汗皇太极亲自出城迎接，犒劳三军将士及岳托、阿巴泰等人，并赐给岳托一匹良驹。
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岳托率大军攻打锦州、宁远两城，与叔父济尔哈朗派兵烧毁了明朝军队的粮草。岳托趁着黑夜偷袭大安口，与叔父济尔哈朗一起率领右翼大军，将大安口的水门毁掉，打败了镇守在马兰营的明军，和叔父阿巴泰的大军会师于遵化。随后又率大兵攻克顺义县，打败明朝总兵满桂，继续向京师进发。十二月，岳托等率军围困永平。大破守卫香河的明军，又立一功。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三月，皇太极问诸贝勒：“国人怨断狱不公，何以弭之？”岳托奏曰：“大汗应该选拔忠诚的直臣，远离奸佞小人，赏罚分明，以正国法。”由此可见，岳托在政治上是有一定谋略的。
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岳托又随皇太极、叔父济尔哈朗等率军围困大凌河城，很快攻占了附近的台堡。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岳托上奏建议皇太极善待归降的士兵及汉人，不要像永平屠城那样，将不归降的汉人全部杀光。应该让前来归顺的明朝士兵、汉人百姓们安居乐业，这样他们才会臣服于后金。明朝的士兵如果知道后金善待百姓，善待他们的家眷，也会纷纷前来归降，这样大明就不战而败了。皇太极听了岳托的建议，非常满意，充分肯定了岳托的政治眼光。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五月，岳托又随叔父济尔哈朗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迫使林丹汗逃跑，大军驻扎在穆噜哈喇克沁。岳托和济尔哈朗率领右翼大军进攻归化城，收降了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1000余人。
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八月，岳托协助叔父德格类（努尔哈赤的第十子）率军攻打旅顺，英勇杀敌，终于攻占了旅顺。大军回到盛京时，皇太极亲自为岳托酌酒，以示犒劳。
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闰八月，林丹汗患天花病死在甘肃大草滩。皇太极得到消息后，于次年二月，命多尔衮、岳托、豪格等人，率领1万精骑，迅速前往河套一带收抚察哈尔部众，寻找林丹汗长子额哲等人的下落。岳托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收降了众多察哈尔部众。同时还从叔父多尔衮身上学到不少带兵之策。尔后，岳托又率军攻打山西，因病在归化城休养。这时他得到消息，阿噜喀尔喀部、博硕克图汗之子俄木布联合明朝准备进攻后金。岳托派一小队人马伏击明朝使臣，又向土默特部借兵攻打阿噜喀尔喀部，避免了一场祸乱，稳定了蒙古诸部。
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后，改年号崇德，晋封岳托为成亲王。没过多久，有人告发岳托图谋不轨，有谋反之心，诸王建议皇太极，岳托论罪当斩。但皇太极最终宽恕了他，下诏将岳托的爵位降为贝勒，免去兵部之职。尔后，皇太极又重新起用他掌管兵部的一切事务。
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皇太极派岳托为扬武大将军，随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分两路入关。一路走墙子岭，一路走青山关。岳托率领大军从墙子岭攻击，他冲锋陷阵，一马当先，攻克明朝长城烽火台11座。一直率大军杀到山东，攻克了济南城。
岳托在济南城驻扎时不幸染上天花，于崇德四年（1639年），不治而死。尔后，睿亲王多尔衮率师返回盛京，他拿出功劳簿递交给皇太极，并告知皇太极岳托在济南驻军时不幸见喜，薨逝军中的消息。皇太极十分悲痛，下诏为岳托停朝三日。不久，岳托的灵柩运回盛京，皇太极为岳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亲自到安葬岳托的沙岭进行祭奠，并下诏追封岳托为克勤郡王。岳托薨逝后由长子爱新觉罗·罗洛浑承袭王位（后改号衍禧郡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为了表彰岳托的功绩，为他立碑撰文。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下诏将岳托画像及牌位入祀盛京贤王祠，配享太庙。
不幸的恂郡王胤禵
胤禵就是雍正夺嫡的传说中被夺位的那位主角。康熙在世时，胤禵备受宠爱，甚至在他所追随的八阿哥受到严处后，他仍沐隆恩。也正是父亲放纵，使坐镇西北的胤禵在雍正即位后不知避让，这就注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决不会是坦途。
恂郡王胤禵（1688～1767年）是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左右曾奉旨改名为“胤祯”，雍正即位后又改复原名。其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即孝恭仁皇后。他是雍正皇帝的同母兄弟，可是在康熙末年宫中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亲兄弟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雍正皇帝登极后将胤禵幽禁起来，直至雍正皇帝死后，胤禵才恢复了自由。
胤禵比雍正皇帝小10岁，两人虽系一母所生，但是感情并不深厚。胤禵与皇八子胤禩却很说得来，因此，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便作为“八爷党”（即胤禩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卷进了争夺皇太子宝座的漩涡当中。当康熙四十七年胤禩因夺嫡而被锁拿时，胤禵年轻气盛，侠肝义胆，拼命保允禩，并说：“八阿哥无此心。”当时把康熙气得火冒三丈，抽出佩刀要当场杀死胤禵。虽然乾清宫保奏求情之举曾惹得康熙一时盛怒，但对胤禵日后的境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康熙在处分胤禩时，却把分给胤禩的上三旗佐领全部赐给胤禵，使他成为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中得益最多的皇子之一。第二年册封诸皇子时，胤禵又获固山贝子爵，是所有受封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康熙五十年以后，康熙每年去承德避暑山庄也多命胤禵随驾从行，可见康熙对他还是偏爱的。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月，因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率军叛乱，康熙将胤禵由贝子超授王爵，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平定叛乱。出征前，康熙亲自在太和殿举行授大将军印仪式；出征时，诸王及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到德胜门军营送行。据康熙的命令，胤禵用“正黄旗旗纛（代天子出征之意）”，称大将军王。
在康熙众多的皇子中，惟有胤禵被授予有实权有地位的大将军，被当时朝廷内外认为是被康熙信任的表现。胤禵本属胤禩集团，胤禩夺位无望，其党羽转而支持胤禵。胤禵也乘机笼络士人以图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与胤禟保持密切联系，随时了解京师的政局。
但是，胤禵在西北前后5年，一直没有回过京师，直到康熙去世才被雍正召回。雍正皇帝在军事上不如胤禵有作为，但是，当废了皇太子胤礽以及夺嫡的弟兄均失败后，他却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并最终得以继承皇位。
康熙皇帝病故时，胤禵正出征西藏，转战边陲，屡建战功。雍正皇帝即位，谕总理大臣：“西路军务大将军职务重大，但于皇考大事，若不来京恐于心不安，速行文大将军王，驰驿来京。”胤禵应召回京，对胤禛称帝很不服气，不肯跪拜行君臣之礼。雍正皇帝对这位享有众望、统帅大军的弟弟无可奈何，只好采取笼络手段，命胤禵留景陵侍大祭，实际上是夺了胤禵的兵权。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三四月之交，雍正送康熙灵柩至遵化景陵享殿，传旨训诫允禵（雍正即位后，为避讳将康熙诸子名中的“胤”字改为“允”字），允禵不服，允禩怕事闹大，令允禵跪受，允禵才接受了。事后，雍正返京，留允禵看守景陵，谕令副将李如柏，如果允禵要去陵寝，除大祀外都不准，实际上是把他囚禁了。雍正和允禵的母亲仁寿皇太后因允禵长期外出，想念自己的小儿子，要求雍正放回允禵，雍正不允，仁寿皇太后很气，于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得病，半夜一时过后即身亡。也有太后撞死的记载，后来，雍正以慰皇妣在天之灵为名，仍封允禵为郡王，但还把他囚禁在马兰峪的景陵。
雍正三年三月，宗人府劾允禵任大将军时任意妄为等罪名，请降授镇国公。雍正皇帝将允禵降为固山贝子。到了雍正四年五月，诸王大臣又劾请将允禵正国法；雍正虽然没亲手杀死这位同胞兄弟，却从马兰峪将允禵撤回，以逐惑众听等种种罪名，将允禵囚禁在景山寿皇殿，直至雍正皇帝死后才获得自由。乾隆皇帝不仅释放了亲叔叔允禵，还将他晋为恂郡王。乾隆二十年允禵去世，时年68岁，葬黄花山。其第二子多罗贝勒弘明也随葬在他墓旁。
历史上有一些说法，认为当时康熙皇帝是要传位给胤禵的，但是雍正夺嫡，取得了皇位。这些都只是推测，没有确切的证据。虽然康熙晚年比较信任胤禵，但是康熙内心是否就已经决定把储位给予胤禵，这个很难说，也没有证据，这些都是历史之谜。
窥视皇位的理亲王
新皇登位大都要度过一段为巩固皇位打击对手的特殊时期，聪明人哪怕有天大的野心都应该俯首听命。要命的只偏偏有不少自认为聪明的糊涂人，理亲王就是这样一个人，自然，他也就成了首当其冲被乾隆修理的对象。
弘历当了皇帝后，受到极大伤害的除了弘历的同父异母哥哥弘时外，莫过于废太子胤礽第二子、嫡长子弘皙了。雍正可以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弘时狠下毒手，永绝后患，但对弘皙则碍于康熙遗嘱，未便下手，从而导致乾隆即位后一次“流产的政变”。
康熙弥留之际，除交代了帝位传承大事之外，还郑重嘱托雍正说：“废太子、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康熙原本是很想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嫡长子胤礽和嫡长孙弘皙的，无奈天不由人，才被迫放弃了这个他认为最完美的方案。但这位很重感情的老人并未因此丝毫减弱对他们的爱心，很有可能康熙晚年时常为此感到不安，甚至愧疚，到他即将辞别人世，决定将帝位交给胤禛、弘历这一对父子时，自然想对胤礽、弘皙父子有所补偿。雍正忠实地执行了上述遗嘱。雍正二年胤礽病逝，追谥理密亲王。至于弘皙，雍正登极之时即封其为郡王，六年又进封亲王。
乾隆即位以后，以庄亲王允禄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近支宗室王公等组成的政治集团，他们暗中相互串联，行踪诡秘，与年轻的乾隆皇帝相对抗。这一集团除允禄外，主要有理亲王弘皙、宁郡王弘皎、郡王弘升、贝勒弘昌、贝子弘普和镇国公宁和这些乾隆的叔伯兄弟。弘皙以昔日东宫嫡子自居，心怀怨愤，允禄及其他弘字辈的兄弟则不然。允禄在雍王时被封庄亲王，乾隆即位特命总理事务，又赏亲王双俸，兼与额外世袭公爵，在乾隆诸叔中，庄亲王允禄可谓恩宠最隆。弘普与宁和都是允禄之子，弘普于乾隆元年封贝子，宁和则得了那个“额外世袭公爵”，这两个人也可称为受恩于乾隆。弘昌与弘皎参与这个政治集团更不好理解。他俩是乾隆十三叔、怡贤亲王胤祥之子，胤祥与雍正关系非同一般，雍正称其为“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去世后令配享太庙，还打破祖制，命怡亲王王爵世袭罔替。弘皎于雍正八年封宁郡王，弘昌则于乾隆初由贝子晋封贝勒。弘升是乾隆五叔、恒亲王允祺的长子，康熙末封世子，但这个亲王世子到雍正五年八月时被削去了——当时乾隆三兄弘时不寻常地死去，弘升被革去世子看来很耐人寻味，不过，乾隆即位后，将其赦宥，封郡王，用至都统，还受命管理火器营事务，他参与暗中反对乾隆的党派活动真是不可思议。
乾隆对这个怀有敌意的政治集团有所察觉是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只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才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到第二年秋冬之际，有人告发弘皙等人与庄亲王“结党营私，往来诡秘”，乾隆才下令宗人府查讯此案。经过宗人府的一番审办，最后奏请将允禄、弘皙、弘升革去王爵，永远圈禁，弘皎、弘昌、弘普、宁和具革去本身爵号，宗人府在拟罪请旨的奏折上，特别指出理亲王弘皙在听审时“不知畏惧，抗不实供”。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在最后裁决此案时，说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辈”，弘升不过“无藉生事之徒”，弘昌则“秉性愚蠢”，弘普则“所行不谨”，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而所列弘皙罪行之严重、居心之险恶，则大不相同。虽是这个罪名，也只是革去亲王，免于圈禁。
但是事情并未终结，后来弘皙又受到重罚。其一方面是因为他以旧日东宫嫡子自居，仍然期望有朝一日取乾隆帝位而代之。更重要的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十月到十二月，有一个叫福宁的人，是弘皙的亲信，来到宗人府告弘皙有弥天大罪，乾隆震怒，命平郡王福彭、军机大臣讷亲严切审讯得知。在审讯有关案犯时，巫师安泰的口供最骇人听闻。据安泰供称，他曾在弘皙府中作法，自称祖师降灵，弘皙随口问了以下几个问题，请神作答：“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
这些问题活脱脱勾画出一个惟恐天下不乱、企图东山再起的政治失意者的嘴脸。更为严重的是，弘皙不仅窥视皇位，梦想复辟，而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经过平郡王福彭等人的继续审讯，弘皙已经仿照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之制，设立了掌仪司、会计司。俨然以皇帝自居！
所以乾隆皇帝怒不可遏地斥责弘皙“居心大逆”，命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其子孙亦革去黄带，从宗室中除名。随着昔日东宫嫡子弘皙被永远圈禁于阴森蔽日的高墙之中，从康熙晚年开演的宫廷争储闹剧也就落下了最后一幕。
被慈禧开涮的奕訢
尽管奕曾经差点当上皇帝，但这一点差到现在已经是10万8千里。这不，他不得不跟慈禧合作，并最终被慈禧开涮。
奕（公元1832～1898年），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道光皇帝生前就欣赏奕，死前“朱谕‘封皇六子奕为亲王’”。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奕封恭亲王。三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靖成皇后去世，奕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摄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全部免职，换成以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获得“贤王”美称。
奕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奕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也给予了奕巨大权力。但随着奕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一直浮浮沉沉。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奕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触怒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更为孤立。反复浮沉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病故，终年66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
贵为皇帝的父亲，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扬眉吐气，可惜，这个皇帝是光绪，醇亲王不但没有扬眉吐气的可能，还得随时防备慈禧太后挑自己的毛病，因为一个这样的小毛病都可能葬送自己的性命和儿子的帝位。
爱新觉罗·奕譞是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的第七子，母亲是庄顺皇贵妃乌雅氏。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崩逝于圆明园慎德堂。此时的奕譞只有11岁。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他的四哥、皇四子爱新觉罗·奕詝继承皇位，改年号咸丰，奕譞被封为醇郡王。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九日，爱新觉罗·载淳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即位，将原年号“祺祥”改为“同治”。下旨免去奕譞所行的叩拜之礼，特允许其上疏奏事时不用书写名字。尔后，奕譞被授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等职务。
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被加亲王衔。同治四年（1865年），两宫皇太后命奕譞在弘德殿行走，稽察同治帝载淳的课程。
同治九年（1870年），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奕譞的六哥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的意见发生分歧，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奕譞是站在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载淳这一边的。六月十九日，同治皇帝召见李鸿藻时与宝鋆、沈桂芬发生争执，载淳支持李鸿藻。宝鋆说：“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极端守旧的李鸿藻与之力争，认为不能“抑民奉外”。慈禧太后认为民心不可失，李鸿藻说的言之有理。六月二十五日，奕譞等人又在乾清宫西暖阁讨论曾国藩奏折一事。曾国藩奏折曰：“洋人无迷拐事，挖眼剖心，并无确据，孝堂蒙了不白之冤，请降明旨昭雪，并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
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两人听了折上所请后，纷纷表示反对。然而恭亲王奕却赞同曾国藩所请，双方辩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慈禧太后见状后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惇亲王奕誴说：“曾国藩亦不得已，惟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奕譞也接着说：“民心宜顺，天津知府、知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并诋及总理衙门照会内有‘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斥为失体。”宝鋆、董恂听了后又对奕譞的话进行了辩驳，双方对峙，不肯甘休。此时慈禧太后也没有办法，只好为双方调解，照奕一派的意见进行处理。为此，醇郡王奕譞十分不满，他于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二十六日销假上朝，并给慈禧太后递交了一份密折，建议慈禧太后罢黜六哥恭亲王奕的职务。虽然慈禧已经很厌恶奕，但她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没有接受奕譞所奏。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载淳大婚，晋封奕譞为醇亲王。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载淳亲政，罢免了奕弘德殿行走的职务。尔后，极端守旧的奕譞又在奏折中挑拨恭亲王奕与慈禧太后、同治帝载淳的关系。奏曰：“去年是军机大臣拟旨，现在乃天子当阳，迥不相侔。”奕知道后马上上折申辩，因而没有受到处罚。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十二日，同治帝视察圆明园工程，后又于三月下旬传旨再次去圆明园驻休。奕譞知道后，上疏劝阻同治帝缓行，却未被采纳。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三十日，同治帝载淳下发朱谕处罚奕。七月三十一日，载淳又下了革除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及御前大臣等十人的谕书。当同治准备宣读谕书时，被两宫皇太后得知。慈禧太后马上到弘德殿力劝同治帝载淳，致使载淳最终没有下谕，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十人幸免，未被罢官。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酉时，同治皇帝驾崩。戌时，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恭亲王奕等诸王大臣，下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需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宣布懿旨曰：“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十二月初五日子时，醇亲王奕譞的王府门前排满了仪仗，亲王、大臣、王公一一下马等候。片刻之后，奕譞的次子爱新觉罗·载湉被从王府中抱了出来，放在恭候在外面的龙舆中，送入了紫禁城。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载湉在太和殿即皇帝位，恩封醇亲王奕譞王爵为世袭罔替。
醇亲王奕譞得知后，上奏两宫皇太后曰：“臣侍从大行皇帝（同治帝载淳）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独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两宫皇太后见此奏折后，召集诸王大臣商议此事，慈禧太后念及醇亲王奕譞上奏诚恳，免去了他一切职务，只是让他负责修建位于蓟州之东、菩陀峪陵寝的工程，王爵依旧世袭。尔后，奕譞又上疏请求辞去世袭爵位的荣耀，但没有得到准许。
光绪二年（1876年），6岁的载湉在毓庆宫入学读书。书房中枯燥乏味，小皇帝载湉好几次将课本扔到了地上，就是不开口念书。为了能够让载湉好好读书，慈禧太后令载湉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到毓庆宫照料载湉的生活，至此，奕譞也有了和自己儿子接触的机会。
奕譞照顾光绪帝兢兢业业，为表彰其功劳，光绪五年（1879年），朝廷赏赐奕譞食亲王双俸。光绪十年（1884年），奕譞被罢免了军机大臣的职务，由礼亲王世铎接替。但慈禧太后下令遇有重大事情，仍要与醇亲王奕譞商量后才能办理。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奕譞的倡议下，清廷开始设立海军衙门，令奕譞总理节制沿海水师，又令大学士奕劻、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等为辅佐，李鸿章负责操练北洋水师。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李鸿章操办的北洋海军已初具规模，醇亲王奕譞奉命巡阅北洋水师。奕譞视察了炮台、舰船和水师学堂后，又和李鸿章乘军舰经威海、烟台来到旅顺，集合所有的水师一起操练。完成巡阅任务后，奕譞返回京师，向慈禧太后转述详情，慈禧太后亲自为位于大沽的海神庙题写了匾额。其间，慈禧太后希望醇亲王奕譞回朝辅政，奕譞却上疏曰：“皇帝甫逾志学，诸王大臣谦恳训政，乞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俟及二旬，亲理庶务。至列圣宫廷规制，远迈前代。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咸赖训教。臣愚以为诸事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承圣母之欢颜，免宫闱之剧务。此则非如臣生深宫者不敢知，亦不敢言也。”由此可见醇亲王奕譞小心谨慎，恪恭尽职，并不因儿子是皇帝而妄自尊大。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下谕醇亲王奕譞协助操办。大婚过后，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与醇亲王奕譞达成了一项协议，据礼亲王世铎所上《酌拟归政事宜折》称：“光绪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批阅传旨后，交由军机大臣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亲览，每日外省折报，皇上朱批下发后，根据醇亲王的意见，由军机大臣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亲览，简放一般官员，由皇上裁决，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由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后，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颁谕旨。”显然，醇亲王奕譞的举措肯定了慈禧太后处理政务的合法化。
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月，醇亲王奕譞上奏曰：“太平湖赐第乃为天子发祥地。世宗以潜邸升为宫殿，高宗谕子孙有自藩邸绍承大统者，应用其例。”慈禧太后听了奕譞的建议，便把位于什刹海北岸的一座贝子府赏赐给了醇亲王奕譞，并拨出16万两银子进行修葺。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河道总督吴大澄引用乾隆御批的《通鉴辑览》，上疏密奏慈禧太后曰：“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兴王，其时议者欲改称伯叔，实人情所不安，当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且言：“在臣子出为人后，例得以本身封典敕封本生父母，况贵为天子，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请饬廷臣议醇亲王称号礼节。”吴大澄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应该给光绪皇帝的生身之父醇亲王奕譞定称号和礼节。
其实，醇亲王奕譞早在光绪帝即位后不久，就已经给慈禧太后写了一份密奏，让慈禧太后暂为保存。奏折上曰：“臣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不改子称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萼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抵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乃心王室，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滋多事矣。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不但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
当吴大澄递上为醇亲王奕譞定称号礼节的奏折后，慈禧太后便把当年醇亲王奕譞的密折拿了出来，递给吴大澄看，吴大澄看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慈禧太后为此还下谕曰：“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优加异数，皆涕泣恳辞，前赐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王即有豫杜妄论一奏，请俟亲政宣示，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当归政伊始，吴大澄果有此奏，特明白晓谕，并将王原奏发钞，俾中外咸知贤王心事，从此可以共白。阚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慈禧太后的这份谕书，表明了醇亲王奕譞的确纯正无私，恪恭尽职。
在醇亲王奕譞的家中，也到处挂着格言家训。如：“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奕譞告诫后世子孙一定要小心谨慎，永远记住“满招损，谦受益”这句名言。
光绪十六年（1891年）十一月，醇亲王奕譞病情发作，光绪皇帝载湉亲自前往府第探望。奕譞于亥时因病逝，终年52岁。王位由第五子爱新觉罗·载沣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