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厚黑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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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权衡利弊,欺上瞒下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把握刚柔的尺度。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权宜之计,他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将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是一个活着有无意味的问题。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个中道理,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所以也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他写信劝诫说: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