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十分崇尚做人所具备的那种不服输的“倔强”之气。1860年，曾国藩兵困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的兵将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办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这是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正规的军队十余年也没有灭掉太平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这虽有夸大的一面，但也反映出曾国藩性格中不服输的倔强个性。
当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家人子弟具有这种长处时，便会不失时机地予以鼓励。
1863～1864年，是湘军与太平军相持至为艰难的时期。此时，意志稍有松懈就可能功亏一篑。因此，这两年曾国藩写给率军围困天京的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多有以倔强相勉励的内容。这期间，甚至曾国藩一度也有撤天京之围的打算，但后来，曾国藩经过对天京城外湘军各营的攻守情况的亲自视察后，决定继续围攻，并以倔强之气期许弟弟。在同治二年（1863）正月的信中说：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能少。建功业写文章都离不开倔强，否则柔靡二字一沾，则一事无成。孟子所讲的至刚，孔子所讲的贞固，都要靠倔强养成。我们兄弟继承母亲的性格颇多，好处也正在倔强。如果能制住怒气以保养身体，保持倔强以砥励志向，就会前途无量。
不难看出，曾国藩这里所指的“倔强”乃是“刚强”之意。曾国藩曾以诗歌的形式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做人要有这种倔强。其诗首四句写道：
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率军围攻天京的弟弟曾国荃在经过了长期的撑持和苦战后，终于攻下了天京，曾国藩深感这是靠曾家的一种倔强之气而取得的成功，于是他马上写信给曾国荃，他说：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倔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做最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在曾国藩看来，倔强也是一种阳刚之气。因此，他在为人处世中，又十分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只有樊哙气质粗鲁，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咸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打算留居下来。而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群臣无得人。樊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他还援引赵高之事以为鉴。这是第二件事，做这两件事情，也不愧大丈夫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应该自觉培养这种阳刚之气。
倔强，就需要一种强勉的精神。曾国藩在信中教导弟弟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强自立做出来的。就是圣人、贤者，也各有自强自立的道路。所以能够独立而不惧怕，确立而坚韧不拔。
但是，曾国藩又把倔强之气控制在正气上，否则就是瞒憨，即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因此，真正的倔强应当是在有所畏惧、有所谨慎中的“倔强”。他在同治二年（1863）九月十一日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往年的倔强，未免是太意气用事、太不实在了。近几年在对“畏慎”二字的深思中培养出一种刚气来，可惜的是有时坚持有时放弃，都没有真正做到。但是我自信这六年的功夫，比咸丰七年以前已经是大有长进了。不知道兄弟你认为怎么样？你经过了这一次挫折的磨练，也应当从“畏慎”二字上狠下功夫。畏惧天命，那么在攻克金陵城这个问题上就应放在可能或不可能之间考虑，千万不可有一点代替天意做主的思想。而且应当经常仅省我们兄弟才浅德薄，不配成就这么大的功业。畏惧人言，就不敢稍微有不顾舆论的地方。畏惧训诫，就会转而以小小的惩罚作为增进品德的基础。
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弟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好言相劝；即使弟弟自己发生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马上收敛。用这种看法推知弟弟的器量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
在抑制愤怒，保持宽容与大度的同时，曾国藩反过来又告诫不要丢掉强毅之气，以及由于强毅或倔强走向另一个极端——刚愎。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揉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的如此明晰，真可谓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看了这些，也不难理解曾国葆何以能一意从军，替兄报仇的性格根源了。
看来，倔强之气也是曾氏家族昌盛不衰的一个特质。虽然每个人及每个家庭都可能会有一种倔强，但对它拥有的程度与施用的时间以及对象的不同则也会导致效果的不同。
不服输不可追求虚名，虚名致祸。
人的一生许多时候为“名”所累，没名的时候想有名，有名的时候还想要大名，有了大名又怕丢掉，总陷在一种为名所累的无休止的困扰中。其实，名声往往还是一种争强好胜心理而致的。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对自己不甚了解的大名之人往往不以为然，而对自己身边那些稍胜于己的人却耿耿于怀？对大名尚可不以为然，为什么不能对我们自己的无名或名小而释然于怀呢？
曾国藩的几个弟弟常有求名心切的时候，为此他给弟弟写信说：
名者，是造物主所珍重爱惜，不轻给予于人的。我薄德薄才，而享有了天下的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我常常以此警惧，所以不能不以此详告贤弟，更望贤弟时时教戒我的子侄们。
受曾国藩重视的康熙教子格言中引用宋代程颐的话说，“有事功就有名声，名声和事功是同一样东西。那些好名声的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名声，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如孔子所说‘到死而名声不被别人称述，君子引以为恨’，这是说自己没有好的品德被别人称述，而不是说君子会不顾性命地去追求名声。看来有一种爱好名声的人，一心只顾追求名声，不在实际上花一分力气，只管做去，结果不只是没有一分一毫的事功，终究连自己原有的名声也不能保住。”程颐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力行的关键。
曾国藩也是这样，深恐一个人一个家名实不符，所以主张多做实事，多使自己具有真才实学少占虚名。因而，在咸丰五年，他写信表示，学识还不算很好的弟弟不能外出教书，因为他怕误人子弟，信中说：
季洪弟完全可以不必教书，而应当在家中好好地读书。你的文理还不太通，不可去误人子弟。去年季弟带兵在益阳等处，所出的告示，有的被人们传为笑谈。白纸黑字，千万不能不谨慎。
曾国藩认为，如果名过其实，求荣反辱。
他虽然主张人应当在“自修处求强”，不要为求“名”而做事，但他告诫子弟，人一旦有了名声，还是应当珍惜的，他在同治元年六月十日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悠悠众口或毁或誉，本难尽信，然而君子爱惜自己的名声，常常怀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惴惴不安之心，因为自古及今因声名不好而获罪的人很多，不能不慎以修身以防有罪。我们弟兄对于那些有才无德者，就该不埋没他的才能，而对这样的人应稍稍疏淡。
曾国藩还告诫他的弟弟，声闻之美，“可恃而不恃”。意思说，有了好名声，但却不可以依仗它。他在与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弟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在军营亦获虚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誉望一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
曾国藩还提醒家人，一个人享名太盛，必将走向它的反面，即所谓“享名太盛，必多缺憾”。他在信中对纪泽儿说：
我经常说享有的名气太大，必然多有缺憾，我着实接近于此；聪明得太过分了，常常很少有福泽，你就很接近这个；顺利的境遇太久了，一定会有波折灾难，你母亲就与这种情况相近了。我常常为这三点感到忧虑。我反复考虑只有努力孝敬尊长，友爱同辈，多吃辛苦，少享清福，才能挽回万一。咱们家中的妇女近些年好享福而不辛苦劳作，我对此感到十分忧虑。
在曾国藩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儿子曾纪鸿在“不占美名”方面，也做得很好，为他人所推崇。如曾纪鸿秉其父志、致力算学，和算学爱好者一起著书立说。他作《对数详解》等，但在署名时却从不自专。和曾纪鸿一起爱好探讨算学的好友丁取忠，就非常赞赏曾纪鸿的“不占美名”之举，说他不欲以作述自居，“每卷首皆署余名，而署己名于卷后为仇校之首，又分署友朋同志之名于各卷之后，其与人为善之心近世罕觏。”后来这本书刊于长沙荷池精舍，收入《白芙堂算学丛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