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问题。就目前我能找到的材料来看，尚没有哪家论及此事。也就是说，秦之臭名昭著的“挟书律”何以到汉惠帝四年才废除？
刘邦即入咸阳，听从了腹心谋士的建议，财帛女色一无所取，然后召集关中父老，晓喻入关之旨，“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于是“兆民大悦”。刘邦的话说得很明白，除此三条，其余概不作数。
或问：以刘邦当时的实力，其影响力所及，不过关中一地耳，其他地方恐怕不受“约法三章”的节制？有道理。然班固在《汉书·高帝纪第一下》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班固说：“初顺民心，做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也就是说，寰宇未澄清之前，刘邦所部兵锋所指，“三章约法”也前后脚布告到哪里，顺民心故也。定鼎之后，形势却是不容乐观，四夷未服，内有叛衅，简单的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因此，令相国萧何根据秦时旧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此时的刘邦为了时局的需要，部分恢复秦时旧法。问题来了，这其中“挟书律”么？按我的理解，“挟书律”应在其中。理由是：有其果必有其因，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之前必有行之者。
秦之旧法，以李悝的《法经》为底本，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其法制重点在贼盗，后来的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但是有所革新，改六法为六律，并创立了收司连坐、告奸匿奸、私斗被刑、怠贫收孥等补助法。至始皇时，刑网益密，“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挟书律”是始皇帝的创意。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赢政接受李斯的建议，施行了著名的、且是臭名昭彰的焚书令，其中就有规定，敢挟书者族（全族处死）。
而刘邦为何推行此项极不得人心的政策呢？在下才疏学浅，百思不得其解，无怪后人以秦汉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