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有不易、简易、变易三原理。衣履舟车，理应时过境迁，而道德本原，却是千古不易，所谓公理自在人心。考之东汉末，强横如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畏名义而自抑故也。东汉一朝，政治并不如西汉光鲜，然于风俗教化，独称淳美，皆光武起用卓茂，孝明帝、孝章帝临雍拜老、横经问道之遗化。
光武帝刘秀本是儒生出身，尝游学京师，受《尚书》于中大夫许子威，因资用贫乏，与同窗韩子合股买驴，以出租所得供日常开支，算是史有记载的勤工俭学第一人。以故东汉国学兴盛，至顺帝时，太学生至三万余人。太学有房屋二百四十栋，一千八百五十室。其寝室之大，也是后世所罕见，竟至有会客的地方和留客人夜宿的客房（见《后汉书·仇览传》）。而太学生议政，不避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有时公卿大臣们竟还要登生员之门来拜访，其畏公议如此。
东汉用人，不管朝中大臣，还是地方小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至如行武之人也都熟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忠厚清修之士，不但为有身份的人所取重，亦为百姓所推崇。品行不良之人，不但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司马光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因此，孝和帝以后，虽然外戚擅权，宦官干政，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以说是乱了套了。然而民间风俗尤不沦丧者，在朝廷有公卿大夫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民间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竟至有为忠义而视死如归者。
党锢之祸起，李膺自赴诏狱，死于狱中，其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皆连带遭殃。时，侍御史景毅之子景顾是李膺的学生，有关部门在登记名册时将景顾忘了，因而逃过一劫。景毅却说：“本来认为李膺贤人，才送儿子去跟他学习，怎能因为漏夺名籍，而苟且偷安呢。”于是上书自表，免官归蜀，时人义之。
当此之时，如有一二贤明之君，力挽颓局，尤未有宗庙丘墟、王室荡覆之败。可惜桓、灵昏虐，不堪大任，于是而有何进欲诛宦官十常侍，召董卓带兵入京，不料反被张让所杀。司隶校尉袁绍闻何进被杀，和堂弟袁术杀入宫中，尽除宦官。随后董卓进京，掌控朝政，而山东群雄并起，开启军阀混战的局面，终致汉朝覆亡。
“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司马光说，只有蠢货才会把风俗教化不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