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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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文章得失不由天”――鲁迅没有热炒《阿Q正传》的原因

这是鲁迅先生的诗句。

诗题为《别诸弟三首(庚子三月)》,此句出最后一首。

从此一别又一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鲁迅写这首诗的这年,也就是俗称“庚子之乱”的前清光绪二十六年,20世纪开头的1900年。那时的北京城,是最不走运的时刻,城内是义和神拳,乌烟瘴气,城外是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幸好江浙一带,尚可偏安一隅,二十岁的鲁迅还能在南京路矿学堂读书求学。这是那年寒假后返校时所作的诗,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算作他进入20世纪的一份文学宣言。虽然,他那时还不是作家,也未必想当作家,但这句话,奠定了他一生的做人做文的准则。

现在,这本厚厚的世纪历书,终于一页一页地掀到所剩不多的最后了,再过几天,就是21世纪了。没想到,快一百年光阴,重读鲁迅的这句“文章得失不由天”,琢磨一番,仍旧不失为一句很有现实意义的箴言。

一个作家写下的什么,百年以后,还可读可品,或许,也就可称之为不朽了。

所以,若要文章不朽,我想最起码的条件,恐怕就是要经得起一定年头的折腾。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短时期的成功,是不作数的。本世纪最后二十年,虽然一些作家,曾经像焰火那样闪亮,一些作品,曾经像二踢脚那样,忽然间闹出过很大动静,但不知为什么,很不幸的,最后都应了老百姓的歇后语,一个个“秋后蚂蚱,没几天蹦头”,“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好景不常,风光不再。以想象不到的消失速度,偃旗息鼓,吹灯拔蜡地拉倒了。

这种走马灯的局面,很令人感到沮丧和泄气。人们喜欢形容过去的事物,曰:“明日黄花”,那好歹还有一朵枯萎干蔫的枯花在,可许多人的作品(我也在其中的),就像站在河边打水漂一样,石子撇出去,也许溅出,也许并未溅出什么水花,就永远地沉没了。你能一口气地数出五名以上,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些获奖作家和他们获奖作品的篇名吗?你能不费力地数出五个以上,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叶,那些名家作品中主人公的尊姓大名吗?

显然,这种或长官意志,或众人抬轿,或自我作秀,或厚颜无耻而炒作起来的声名,以及围绕这份虚假而出现的轰动和热闹,很大程度上像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样,在太阳底下,无论怎样地五光十色,虹彩亮丽,总是会灰飞灭烟,化为乌有的。才二十年啊!因此,不能不承认,时光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官,任何人,任何事,都得受到它的最后判决。文学更逃不脱时间老人手中那面筛子,凡经不起折腾的作家和作品,早早晚晚都会从筛眼里跌落下去。

那些在新时期文学二十年间,起落沉浮,曾经令人刮目相看过的麻雷子或二踢脚式的人物,也许不赞同这样的评断。因为他们的书还在书架上摆着,名片上还印着一级作家的头衔,时不时地要在媒体出场亮相,说三道四,指点众生,万人仰望,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具称雄之心,乏接续之力,最终,能够难逃或悄悄沉寂,或向隅而泣,或困兽犹斗,或苦苦挣扎,成为过眼烟云的命运者,又有几人?

当然,由于印刷术的发达,音像科技的进展,估计以上衮衮诸公(诸裙钗)的那一套套洋洋大观的文集,留存到下个世纪,是绝对可以办到的,这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图书馆总得不停扩建的悲剧所在。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即使留存下来,藏之名山,束之高阁,传之万世又如何?还不是图书馆的累赘和负担?

德国人叔本华,爱说一些令别人扫兴的话,这位哲学家就说过:“如同地层依次保存古代的生物一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存着历代的各种古书。后者和前者一样,在当时也许洛阳纸贵,传诵一时,而现已犹如化石,了无生气,只有那些‘文学的’考古学家在鉴赏而已。”

此公还以一种感伤的心情向我们描述:“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希腊史家)说,薛西斯(Xerxes波斯国王)眼看着自己的百万雄师,想到百年之后竟没有一个人能幸免黄土一?的死运,感慨之余,不禁泫然欲泣。我们再联想起书局出版社那么厚的图书目录中,如果也预想到十年以后,这许多书籍将没有一本还为人所阅读时,岂不也要令人兴起泫然欲泣的感觉?”

叔本华这一席话,认为作品在十年以后,便无人问津,听来有点煞风景,也太戳作家的肺管子。细细思量,当今这些名流、亚名流、半名流、自以为的名流,也包括我这等没出息的末流,恐怕到不了十年,印出来的书就得送去造纸厂化浆了。说来不怕丢脸,每年秋天,北京城里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都要办一次特价书市。所谓特价,就是打折。看到自己的书堆放在那里,打到三折、两折,几乎等于白送,还卖不出去的窘状,除了把压舌帽拉得更低,如鲁迅诗所描写的“破帽遮颜过闹市”那样,假装看不见地快步离开,还有他法么?

由此想开去,这几年里,常常挂在文学界一些大师、准大师嘴边的,走向世界呀,与世界接轨呀,如何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呀等等时髦话题,恐怕也难免这种名实两违的悲哀。谈得起劲的先生女士们,也许是看不到,或者假装看不到,他们那些译成外文的书,在外国书店的冷僻角落里,同样存在着打折也无人问津的尴尬。可听他们的口风,在中国,至少应该有两位数的同行,好像是有希望得此项大奖的角逐者,不但把领奖时穿的西服和演说词准备停当,并且,如何消费掉那近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也不知为之伤过多少脑筋。但是,上个世纪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美梦,算是彻底破灭。新的世纪又要接着做,可怜的中国作家真是够累的呀,他们究竟还能经得起多少次一年一年的泡汤?

呜乎!这样一来,我不禁杞人忧天起来,那位总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马悦然教授,还好意思老来叨扰中国吗?其实,这也怪不得惟一懂汉语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若有一点自省精神的话,这就用得着鲁迅的诗了,“文章得失不由天”,货,跟不上,马教授再抬举,也是白搭。

希望不朽,努力不朽,是中国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永恒情结。曹丕早说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从他那时开始,这番极具蛊惑力的话,一直被数千年来中国作家正式的,非正式的,公开的,非公开的,奉为圭臬。

但能否不朽,常常不以自己的意志而定。当然,认为已经不朽,或将要不朽,私底下骗骗自己,取得一点心灵慰藉,自我陶醉,当无不可;小圈子朋友之间,互相吹捧,彼此封王,也无可厚非;但拜托千万别过分当真,别假戏真做,那样,就有点痴人说梦了。所以,回到正题上来,不能不由衷地敬服鲁迅这位真正大师的预见,一百年前写的这句诗,一百年后,琢磨起来,还挺有味道,挺有针对性。就在于它道出一条真理:文学的不朽,在于其文学内在的生命力,“文章得失不由天”,文学以外的因素,可能起一时的作用,却决不会起永远的作用。

而生命力,大概就体现在这位作家、这部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折腾上。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只要有人在折腾,说明这位作家、这部作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力。时间相隔愈久,仍被折腾不止的话,就说明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譬如最近,有几位勇敢的年轻人,声言非要将鲁迅这块老石头踢开,正说明鲁迅先生不但作品活着,好像他这个人还未死去,仍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景云里的那幢楼房里,是他害得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难以出人头地,所以,才恶声恶气要他挪挪地方。

因此,无妨如此说,鲁迅不死。当然,不死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长久地经得起后人折腾,是文章不朽的试金石。

不知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多愁善感呢,还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世纪末综合症,去年,加上前年,好多德高望重,以及,德并不高,望也不重的名流组合,开始热衷于总结20世纪的中国文学,纷纷进行一种《封神榜》的封神运动,和《水浒传》聚义厅里排座次的游戏,真是好不热闹。

据说,喜欢回过头去看的人,是一种从生理到心理上都在接近衰老的表现,凡衰老,先糊涂,而糊涂,必颠倒,一颠倒,便语无伦次,搞七念三。但我很惊讶地发现,在所有此类性质的排排坐吃果果的牌桌上,这些拥有投票权的先生们,还不到王熙凤所说的“糊涂油蒙了心”的程度,总是能清醒地把鲁迅先生放在首席位置,就冲这一点点的明白,实在令人对他们的智商刮目相看。

本世纪,从白话文出现起,至今能够时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作家,首推鲁迅先生,即使往死里反对他的人,也不能(或不敢)持异议的。哪怕撇开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他的译作、他的学术研究这一切不计,仅就他笔下的这位阿Q的人物形象而言,哪怕到21世纪、22世纪,乃至更远的世纪,恐怕也不会轻易退出中国人的话语体系。

我们知道,《阿Q正传》是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次年2月2日载毕的。1923年8月,将其编入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除1925年5月26日,为俄文译本写了一篇短序外,直到1926年12月3日,也就是距这篇作品发表以后的整整五年,鲁迅才发表文章谈到它(《〈阿Q正传〉的成因》)。以今日之眼光看,鲁迅对于他自己作品的宣传工作,实在做得太差了。此后,隔了十三年,直到1934年11月14日和18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应剧本改编者的公开要求,才不得不在报纸上提及这篇小说。

看来,他拙于炒作,默守古风,埋头写作,不事推销,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许,他还保持着中国文人的那一点最可贵的清高品质;也许,他还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无须张扬的做人准则;也许,他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没有强烈的拜金主义;也许,他只想当文学家,而不想当文学活动家,懒得去张罗那些外务。

所以,他未能如近来一些作家,拿到版税,马上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由此可见,今人也许写不过前人,但适应生活,获得更大利益的本领,要比前辈们聪明得多,也狡滑得多。因此,有些为先生抱屈,假如,他若是另一个比较随俗的鲁迅,对于声名,对于利益,也比较在意的鲁迅,按照90年代出书的一般规格,我想他至少应该做到:

小说问世的第一个月,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设茶点,供小酌,并发纪念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诸如《晨报》、《商报》、《京报》、《国闻周报》的主编、发行人,还有上海《申报》的驻京特派员,以及《朝日新闻》、《字林西报》等外报记者,发给他们新闻稿,在报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舆论攻势。

第二个月的某个星期天,在台基厂的六国饭店,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请柬印上“会后有工作餐”字样,当然,不能一只盒饭马虎了事,总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应才是。“老虎总长”章士钊,自是不会请的,“我的朋友”胡适之,请了也未必出席,但傅斯年,钱玄同,孙伏园,刘半农,齐寿山,沈尹默,以及京城文化界其他重量级人物,怎能不光临呢?自然是鱼贯入场,踊跃发言,鼓吹誉扬,不遗其力,这样,就在文坛造出第二波权威人物攻势。

第三个月,在沙滩的北大红楼门前,组织一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可惜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不过,鼓号队敲敲打打,镁光灯啪啪闪亮,还是可以做到。于是,购书者慷慨解囊,过路人驻足观看。到了下午,晚报就有了“读者太多,挤破了门,签名太多,手脱了臼”之类的报导,对广大市民层发出第三波群众攻势。

不要相隔得太久,第四个月,作者,或出版商,就得出来发表声明,书被盗版(后面带三个惊叹号)。反正放心好了,不会有一个盗版者跳出来反驳,本人绝无盗你版的念头。但是,捉准了这个弱点,无妨作出“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的痛苦状,你越说自己被盗版的无奈无诉无可如何,也就等于向世人宣示,我作品是如何地受欢迎,这第四波借道灭虢的宣传攻势,应该说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趁热打铁,第五个月,设法与翻译家联系,尽量套瓷,拜托他们将自己作品推向外国。当然不会是80年代颇受作家欢迎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了,20年代他们仍在求学阶段,一时间指不上。但耆宿如辜鸿铭,新秀如罗家伦,洋派如林语堂,通才如梁实秋,都是刮刮叫的精通数国外语的天才。何不磨破嘴皮,踏穿门槛,登堂入室,亲热无比呢!至于用完了人家以后,再不理会也不迟的。

……

严格地说,上述的种种包装手段,是最起码的,最小儿科的,简直不足挂齿的炒作行径。这些年来,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样弄到地动山摇的程度?如果今人当真写出来一部类似《阿Q正传》的划时代作品,落入一位炒家手里,要不闹出七级地震那样大动静,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坚信“文章得失不由天”的鲁迅先生,看来,亏大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他也真的这样热衷于炒作的话,怕也不是能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经得起折腾的大师了。所以,他若健在,我想他也许要修改1936年9月20日一篇题名《死》的文章中,所立下的遗嘱。说不定会对“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第五条,补充一点,“尤其不可去做炒作起来的文学家或美术家”。

因为,事实也证明着,凡炒作自己到了不可开交的当代文人,最后,除了落一个“万人嫌”的骂名以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21世纪已经到了,如果能够把本世纪文学界的优秀传统、良好风气、革新精神、求实态度,带到新世纪去,而把那些一说起来就令人皱眉头的不雅、不洁、不妥、不像话的一切,都留在即将过去的旧世纪,让其成为历史,倒是个挺不错的主意。

但是,有这个可能吗?谁知道。

不过,说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读鲁迅这句箴言,至少能多一点清醒。

因为中国人吃汉奸的苦头太多,所以,这方面的记忆力也特别经久难忘,印象深刻。于是,我越来越觉得古人将“伥”置于“人”部,而不放在“鬼”部之英明,之准确了。因为鬼伥已经没有了,只有人伥。但不知为什么?时下一些名流,追捧周作人,甘心为伥之伥,到不择手段,到颠倒黑白的地步,真令人不禁讶异,这世道究竟是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