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纤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炷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是他在杀别人时死。虽然此人最后是纵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横死凶死的命运，似乎这双眼睛早就预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着谁，注视着谁的时候，说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镣脚铐，坐卧不便的他，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满人，面色怛怵，如坐针毡，惟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遐迩知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嘛？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犯人押到跟前，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的《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之。可见这位与毛泽东唱和过的民国诗人，是如何慕仰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渡易水》）
陈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尤其国亡以后作，更是杜鹃泣血，哀艳凄恻。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
据考证，这阙《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阙《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作时大约为1674年的春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采、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已地流露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情侣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采，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敢作敢为者，是很少的。据清？顾苓《河东君传》，清？王？《虞山竹枝词》，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那确是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也只有像她这样已成为公众人物，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情不自禁跑到松江去，冒大不韪，自媒于这位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剖肝析胆，掬诚相示，以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三刻下嫁这位磊落潇洒、闻名遐迩的陈卧子。
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简直是挑战地、主动地、大胆到不顾体面地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清？佚名《绛云楼俊遇》的说法，略有不同：“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这段柳陈交往的龃龉传闻，当系冬烘先生的道听途说，因为中国人之中的假正经，特别的多，看不惯的人，不能接受的事物，往往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他们的迂腐之言，是信不得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辩诬，故不赘述。
试想，一位能写诗，能作词，极漂亮，极聪慧，其文采为“秦淮八艳之冠”（郁达夫语）的妙龄女子，怎么能做出村妇骂街的不堪之事？她在名片上写上“女弟”二字，其实，表明这个女人，除情爱之外，更有将陈卧子引为同志，视作知己的意思。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的那双“盼刀眼”，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于是，扁舟一叶，芳心难系，柳如是终于不得不怆然割舍。有什么办法呢？爱恋敬重之余，也就只有任这位属于江湖，志在风浪的壮士，解缆远行了。
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当代才子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四百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中国的这个明朝，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水师，从太湖出发，会合从海路而来的南明鲁王舰队，沿江溯河，两路夹攻江宁才是。然而，天不从人愿，台风直扑吴淞口，援军舰队，全部覆灭。于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他，独力难支，不幸被俘。
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押往南京。
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于理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的。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忙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遗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他妈的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决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了。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佚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作品。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惟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狎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么？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点小姐，耽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么？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篦，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绝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它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镣脚铐，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陈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看来，他拙于炒作，默守古风，埋头写作，不事推销，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许，他还保持着中国文人的那一点最可贵的清高品质；也许，他还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无须张扬的做人准则；也许，他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没有强烈的拜金主义；也许，他只想当文学家，而不想当文学活动家，懒得去张罗那些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