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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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并刀昨夜匣中鸣”――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纤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炷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是他在杀别人时死。虽然此人最后是纵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横死凶死的命运,似乎这双眼睛早就预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着谁,注视着谁的时候,说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镣脚铐,坐卧不便的他,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满人,面色怛怵,如坐针毡,惟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遐迩知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嘛?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犯人押到跟前,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的《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之。可见这位与毛泽东唱和过的民国诗人,是如何慕仰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渡易水》)

陈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尤其国亡以后作,更是杜鹃泣血,哀艳凄恻。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

据考证,这阙《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阙《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作时大约为1674年的春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采、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已地流露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情侣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采,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敢作敢为者,是很少的。据清?顾苓《河东君传》,清?王?《虞山竹枝词》,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那确是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也只有像她这样已成为公众人物,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情不自禁跑到松江去,冒大不韪,自媒于这位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剖肝析胆,掬诚相示,以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三刻下嫁这位磊落潇洒、闻名遐迩的陈卧子。

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简直是挑战地、主动地、大胆到不顾体面地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清?佚名《绛云楼俊遇》的说法,略有不同:“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这段柳陈交往的龃龉传闻,当系冬烘先生的道听途说,因为中国人之中的假正经,特别的多,看不惯的人,不能接受的事物,往往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他们的迂腐之言,是信不得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辩诬,故不赘述。

试想,一位能写诗,能作词,极漂亮,极聪慧,其文采为“秦淮八艳之冠”(郁达夫语)的妙龄女子,怎么能做出村妇骂街的不堪之事?她在名片上写上“女弟”二字,其实,表明这个女人,除情爱之外,更有将陈卧子引为同志,视作知己的意思。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的那双“盼刀眼”,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于是,扁舟一叶,芳心难系,柳如是终于不得不怆然割舍。有什么办法呢?爱恋敬重之余,也就只有任这位属于江湖,志在风浪的壮士,解缆远行了。

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当代才子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四百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中国的这个明朝,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水师,从太湖出发,会合从海路而来的南明鲁王舰队,沿江溯河,两路夹攻江宁才是。然而,天不从人愿,台风直扑吴淞口,援军舰队,全部覆灭。于是,身陷重围,孤军奋战的他,独力难支,不幸被俘。

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押往南京。

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于理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的。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忙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遗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他妈的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终极目标,也还是回归故里,追求文学。正是这种专心致志,别无旁骛的努力,才有钟灵毓秀的文化江南,才有与陈子龙、夏完淳相先后的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文人涌现。

诸如常熟的钱谦益(1580―1664)、吴县的李玉(1591―1671)、海宁的谈迁(1593―1656)、绍兴的张岱(1597―?)、诸暨的陈洪绶(1598―1652)、海宁的查继佐(1601―1676)、宜兴的陈贞慧(1604―1656)、苏州的金圣叹(1608―1661)、太仓的吴伟业(1609―1671)、余姚的黄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渔(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昆山的归庄(1613―1673)和顾炎武(1613―1682)……,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在这长江三角洲一带,纷纷展现出非凡才华,这决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时代的赐予了。

看起来,大时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时代出平庸的作家,战斗的年代出战斗的作家,那么,堕落的时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堕落的作家。也许文学这东西,生于忧患,死于佚乐?太快乐,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于数钞票,搂美人,一年到头,忙于抖乌纱,乘骏马,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写不出什么精彩的作品。

所以,历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乐成风,人心浮靡,竞逐奢华的朝代,几乎不出文学大师。惟一的例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蹦出一部《金瓶梅》来,似是偶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比不上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所拥有的狎妓放荡、青楼纵淫、金莲伴酒、缠绵性病的风流了。

性文学从来就是性放纵的副产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围,热衷寻花问柳,精通房中之术的文人学士,写出多么有分量的作品么?同样,你能要求看毛片,点小姐,耽溺裤裆文学,言必脐下三寸的当代才子,写出具有忧患意识的不朽篇章么?由于太快活而带来的文学衰势,也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因此,谈到中国文学的发展,某个时期,物欲的腐蚀,对于文人创作的扼杀作用,远胜于政治上的高压统治。后者如梳,再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会有缝隙;前者如篦,无孔不入,无懈可击,无处可躲,无计可施,只好对赵公元帅俯首听命。所以,文网密织、动辄获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红楼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鲁迅先生在;在故国黍离、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带仍有群星璀璨的文学局面在,就是这个道理了。“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说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精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稍后,这个年轻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绝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摊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它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镣脚铐,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陈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看来,他拙于炒作,默守古风,埋头写作,不事推销,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许,他还保持着中国文人的那一点最可贵的清高品质;也许,他还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无须张扬的做人准则;也许,他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没有强烈的拜金主义;也许,他只想当文学家,而不想当文学活动家,懒得去张罗那些外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