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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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中国人,通常是不怎么自我忏悔的

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那虽没有什么气力,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句诗,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体验的我来说,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说的这个“苦”,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审自谴的“苦”。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吴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但是,有些中国文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所以,吴梅村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值得我们后人尊敬。

早先,文坛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但在士子们的口碑上,是按钱谦益一、吴伟业二、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逐渐形成公论。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和钱,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天□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胜于钱,更胜于龚,是毫无疑义的。

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因为生逢末世,命运蹭蹬,遭遇不济,坎坷半生的命运,大致相同。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了。

他忏悔是真诚的,但他“沉吟不断”,更多是在诉苦,诉他那个“一生遭际,万事忧危”的苦,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往自己脸上贴金,光荣要贴,成功要贴,到了当代,被运动,要贴,受迫害,要贴,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在遗书里,告诉儿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个,说得可怜兮兮。他这一辈子,忧患连连,危机重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实,但决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那几年间,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为世人瞩目。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武惊诧,艺苑杏林艳羡。无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立马成为百万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岁起,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大都怀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翘楚,领袖群伦,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时至21世纪,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谋一身黄马褂,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箝制的强暴,予取予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吴梅村性格软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吴梅村身体脆弱,可虚荣之念更强。但文学大师的声名,复社宗主的威权,领袖群伦的欲念,一代良知的众望,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是舍不得放弃的,正是这些浮华,他既不能“取义成仁”,更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只有成为“忍死偷生廿载余”的“两截人”的一条路可走。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旧时中学国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相当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

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识分子出声的时候,你可以出声,当他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

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弟子身上,而吴梅村也被老师的热忱所推动,一是年轻,二是忧国忧民,三是士大夫要为天下先的精神,很快进入状况,站在了朝廷中派系斗争的第一线。说实在的,他远不是斗士,而且也做不来斗士,可是,成功太快,头脑膨胀,难免虚火上升;众人撺掇,高帽戴上,也就冲动行事。少年气盛的他,一瞬间竟以为自己果然是斗士了。上书陈词,面折廷争,甚至借着崇祯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将政敌狠狠告了一状。据说,他那一番声情俱茂的廷上陈述,大有文明戏中言论小生的慷慨激昂劲头,把小他一岁的崇祯帝,听得入神,为之动容。

知识分子以求自由为己任,自由来了以后,往往得寸进尺,要求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可皇帝不是慈善家,这只手给你自由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也就准备着收回自由。更何况朱由检是个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着,吴梅村从“复社”被猜疑,张溥被检控,黄道周被贬谪,杨廷麟被外放……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之势,预感到九朝门内,天子脚下,不是他呆的地方。本不是斗士的他,干脆当逃兵,撤了。

于是,到南京鸡笼山,就国子监司业的那份闲差,虽是冷板凳,但离开了京城的险恶漩涡,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生觉。

他事后一首《送何省斋》五言古诗写道:“……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采药寻名山,筋力正强济。濯足沧浪游,白云养身世。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这似乎还有炫耀其觉悟不晚之意,其实,“拔脚”,即北京话的“撒丫子”,撇开“风尘”中的并肩战友,单独开溜,好像并不值得光彩的。

我一直在猜想,放他走,应该是崇祯的决策。按朱由检一向对他的器识,会将他留在京城任用的。但在收拾了好几个“复社”同党后,居然没有对他采取措施,而且,另辟出路,使其摆脱困境。我总感觉到,这种独独赐予他的人情味的关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检,对1609年出生的吴梅村,存在着一种同龄人的惺惺相惜的情感。

类似这样的蒙受“天恩”,已经不止一次令他感恩戴德了。崇祯四年会试,所引发的科场纠纷,是这位年轻皇帝亲自排解的。御笔在试卷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认为他的文章很“主旋律”的,这一句“天语褒扬”,定了调子,反对派再也不敢放一个屁。随后,又赐这个新科榜眼,“驰节还里门”,合卺完婚,那简直是倾动江南的一场婚礼。九年,被任命为湖广乡试主考,那时他仅二十八岁,可见其受信任的程度。十年,被命为东宫讲读,这是要在将来派大用场的儒学之士,才能坐上的位置。十一年,皇太子出阁,就读于文华殿,崇祯帝临现场视学,亲自垂问《尚书》大义,讲毕,获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

这所有的一切恩典,是他仕清以后,椎心泣血,悔恨万分,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原因。在中国人心目中,忘恩负义,最被人不齿,在封建社会里,帝王之恩,你也背叛,哪还有什么人味呢?据民国蒋芷侪《都门识小录》:“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的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可见时人对他的背主仕清,是尤其憎恶的。朱由检行事峻急,纠刻猜忌,罚重恩薄,少见情义,对他却是优渥有加,关爱备至。这一问,真是问到了这个“两截人”的心痛处。

“两截人”,当时的流行话,系指明朝的官,?发蓄辫,又来为清朝的官的一班人。据清人刘献庭《广阳杂记》:“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这则轶闻,便是对“两截人”的最好注释。

“明亡后,清廷召诱天下之士,同征周廷珑、姚思孝等皆坚执不赴,又有李灏以绝食自戕相抗,梅村一时肠软,忍志赴召。”清人入关后,武力征服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征服,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想成大事而文化低下的异族统治者,无不笼络和倚重汉族知识分子,以巩固和加强其政权。满清政权用征召的办法网罗文士,从多尔衮、多铎起,到福临亲政后,是一以贯之的政策。江左三才子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成了“两截人”,吴梅村焉能例外?

有人认为刘献庭所记轶闻,为杜撰之词,其实谬矣。尽管虎丘会饯时,吴梅村尚未赴召,但他的被召,和他的必然要应召,已成定局之事。因为他既不坚示拒绝,又不尽力隐匿,而且还作秀,做大秀,不是明摆着在等着清廷来征召吗?因此,某个人打油一首,给这位在大会上出足风头的吴学士,开个玩笑,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阁下,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了,你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应该看到,第一,清廷对这样一个大文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会放任不管,听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经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岂能容他成为名节孤贞之士,万世流芳?虽然,他可以找到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变节推卸责任,但是,迟至顺治九年、顺治十年,满清当局才将焦距对准他,我认为,很大程度是他个人拼命造势的结果。

明亡十年,吴梅村足迹遍江南,说明也并未闲着,说明他也是生怕世人将他忘却。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这也是越有名气的大师级的文人,所以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坐,露出那张核桃脸,笑容可掬的缘故。

当年,在崇祯朝的党争中,吴梅村虽然有点虎头蛇尾,“拔脚风尘际”,但政坛之争,说到底,是权力之争,张溥让他上了这一课,积极的方面使他懂得了政治的险恶,消极的方面也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权力的诱惑。在握有权杖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这也是他在大清王朝鼎革之后,终于不愿老死牖下的原因。何况身边有一个密友兼亲家陈之遴,这样“两截人”的样板在。“怎么活不是活?”这也是所有弱者在选择下下策时,给自己的合理解释。

上次崇祯六年的虎丘大会,不到三十岁的吴梅村,是以“联捷会元、鼎甲”和“翰林院编修”身份出现的,不过是风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众望所归的明日之星。而这次顺治十年的虎丘之会,他不同了,四十多岁的吴梅村,已是一位众星捧月的精神领袖,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重镇。这次“和合之局”,实际为钱谦益所发起,所策划,其目的,是为了凝聚汉族知识分子,精诚团结,不起内讧,使异族统治者从中渔利。可这种在统治者眼皮子底下聚众集会,应该说与体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难的习性相背的,但吴梅村挺身而出,担纲主演,勇于任事,我觉得其中不无他个人的利益考量在内,因为,他终于等到一次向当局显示其实力的机会,值得一试。

果然,他成为与会数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马上下征召令,克日进京。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变节的代价,付出叛主背恩的代价,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的高风亮节的代价,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视,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小小学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可你也不想想,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为你开欢迎会么?于是,在京三年期间,风云谲变,如鸟惊弓,大案迭兴,惟恐牵连,旧病复发,沉疴难愈,亲友远离,处境凄凉,日子过得诚如其言,“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他细细算了算账,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他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的未来,都成了零。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真是输得够惨。

文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存任何幻想,决绝地挺直了腰杆站立者,又能有几多?

前途维艰,后路凄凉,草间偷活,沉吟不断。从此,吴梅村一直生活在忏悔中,直到他的《临终诗》:“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还兀自悔恨不已。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长叹“浮生所欠只一死”,“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阖上了眼睛。

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忏悔,是一种崇高感情,是一个大写的人,对自己,对世界,对历史所体现出的负责感情。今天,重新温习吴伟业这段史实,我想,还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后来有那么众多的喊着不破不立,实际光破不立的勇敢者?因为立,需要学识,需要经验,需要实践,需要真知灼见,比较麻烦。而破,是一件无需乎学养、教养、素养、涵养,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有权;哪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权,只要能在评论中“左”得可怕,“左”得吓人,只要不在乎别人眼中自己的那面目可憎的形象,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就能将对手置之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