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
从今年起到一九六九年，这十年内，除继续写短篇小说外，计划写十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总名叫做《乡村风云录》：
第一部《自由人》（写农民破产，一九四五年前后），
第二部《铁杈》（写农民自发的反叛、流亡，一九四六年前后），
第三部《愤怒的枪弹》（写革命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
第四部《主人》（写土改，一九五年），
第五部《粮车》（写统购，一九五三年），
第六部《穷汉们》（写合作化，一九五四年），
第七部《最后一次寒潮》（写一九五七年春天的风波，一九五七年），
第八部《万村灯火》（写大跃进与公社化，一九五八年），
第九部《炼》（大办钢铁，一九五八年），
第十部《路上》（写公社第一年，一九五九年），
这十部书，从解放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每部十五万至二十万字，在广泛的基础上，概括这十几年，或者说是近代中国农村的重大变化。
要完成这个巨大变化，需要一个既不远离农村而又相当安静的环境，实行深居简出，埋头工作。需要非常单纯而诗化的心境进行。这个环境，还得想些法子找一找。真难啊……
九月二十八日渭南
上月下旬，某日，张书记召见，同去者共四人，除我而外，有柳青、胡采、鹏程诸同志。召见的地点在丈八沟，召见时在座者有赵守一同志。
张书记希望我们四人，参加公社调查工作。八中全会后，毛主席计划编一部书，内容是人民公社，主席并将写万言长序，用以粉碎国内外攻击人民公社的言论。
我参加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组，赴渭南城关公社，在双王管区作重点调查。
我们八月三十日出发，本月二十三日回来，带回初稿。写作过程是：先开座谈会，然后于九月三日至双王，六日回县，座谈。
我提出文章的主题、题目和调查重点，大家补充修正后，又下去，专题调查。十五日回县，讨论写法，我提出提纲，由大家修正补充，成为细纲，交农工部三个同志和公社杨文焕书记等集体编写初稿。然后由我依初稿，重写一次，名为《争丰产的心潮逐浪高》，仍为初稿，送有关方面初审。打印稿已送出五天，尚未见动静，不知为何？
经过这次调查和写作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反复思考，我对公社的历史必然性，建社时机的合宜性和公社的优越性有了充分的理解。
土地私有观念极其淡薄，单纯挣工分的现象极少。争丰产红旗，争创造争奇迹成为风气，是公社化以后，社员思想普遍、显著的特点。
渭南县城关公社，目前自动务育高额丰产田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一百多人。其中七十四岁以上的老人，就有好几个。至于青年妇女那就更多了。
十二月八日北京
全国文化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中宣部召开的，有各地党、政领导同志跟部分党员作家参加的党内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文化大跃进的会议，有三四百人参加，会议是秘密的。
这次会议一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依据，总结文艺工作的成就；一是反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思想。会议的方针是：肯定成绩，加强团结，明确方针，提高思想，鼓起干劲，继续前进。
先读文件，读列宁的《论战争与和平》。
抽象的和平宣传，确实会在群众心理上造成极其坏的影响：消极地盼望帝国主义者不要发动战争；对避免战争抱着一种消极的宿命的幻想。这种心理正是帝国主义者最希望，最可以利用，以恫吓群众，实行武装镇压，保持旧世界。
十二月九日
昨天下午，江部长传达了预备会议上周扬的讲话。会后开始读文件。
前天上午到京，住新桥饭店，当晚与闻捷在老杜的住房闲谈到十二时。回来后，遇贤敏、宗池又同在老关和石鲁的住房，谈到凌晨二时半。昨天上午李琦来，闲谈了一上午。
谈论的中心是如何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过。老资格、老党员、高级负责干部的牌子，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永远不发生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深刻，要想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重新表明自己的共产主义态度。过去的资历在革命转变关头，是没什么用处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慎重的、正确的、合乎规律的不断清党过程。如果，把党比作一个人体，那么衰退了的细胞正在死去或在更新，新的细胞在生长。
要警惕，要警惕自己，时刻检点自己的思想、情绪、人生观、世界观，是否留着资产阶级的垃圾，或又沾染上了资产阶级的灰尘。
十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新侨饭店，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期间。
前天（星期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陈毅外长关于国内外形势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很重要的。目前国际上总的形势，仍是东风压倒西风，仍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愈来愈高，威望也越来越高。但是这一年来，特别是后半年，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和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发动了一个反共反华的大合唱；而在我们的朋友之中，也有人说了几句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们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话。明年，一九六年春天，这个大合唱，也可能又会有一次高潮。这一方面证明我国发展建设之快，实力增长之快；另一方面又证明我们党是高举列宁主义红旗，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党。
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国际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恨死了我们。
中央最近在杭州开会，专门讨论了国际问题，陈毅同志的报告，即是传达中央的分析的。
毛主席要我们硬着头皮顶住，这一股黑风是暂时的，不久就会过去的，而跟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又是长期的。
自从一九四九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火，愈烧愈烈，愈烧愈红，愈来愈光亮。革命的发展，不但在国内愈来愈深刻，而且，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愈来愈深刻。
我们虽然想埋头建设，但这是不可能的，别人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们，无论是朋友，或是敌人，都紧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国共产党，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同志们的行动，震动着全世界，震动的波纹，波及到全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我们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们应该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斗下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作家们的工作，即便是写一篇短篇小说，也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把作品的内容，即把我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从毛主席思想的高度，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度，来看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看反映在文学作品里的生活斗争的意义。
当然，绝不能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情绪。这情绪，也许不曾在人们的口里讲出来……
昨天（星期一），休息了一天。到动物园去玩，下午四时回来，顺便在王府井买了一部《武松》（评书）、一部《英国文学史纲》和一部《白族民间故事集》。
今天，开小组会。讨论陈毅同志的报告。
中午休息时，侯金镜同志来访。过去，相知不相识。前几天，《文艺报》编辑部，从《人民文学》编辑部，拿来了《夏夜》的初稿，大家看罢之后，交给侯金镜看了，他看后立即很热情地给我写了一封信，托闻捷交我，我当即在会场上与他结识了。他信上说，《文艺报》的几位责任编辑，对这个短篇评价很高。他也喜欢，但他同时指出了他认为是不足之处，并特别提出了民族化与群众问题。这个问题，除鹏程提过之外，他是第二人。然而不管怎么说，应该在今后的创作中，加以特别注意。
我今后要特别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风格的清新，还要加上内容的深刻性，所谓深刻性，简单说来，就是要注意反映生活中，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尖锐性。也就是说，既要保持风格的清新，又要加强内容的深沉；既要保持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又要显示出生活斗争的严峻的性质来。
第二，进一步探求作品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实际上就是群众化，而且是农民群众化。为农民所接受，为农民所欣赏。当然，这决不是要去模仿口头文学或模仿旧小说。而是，文风既要新，又要群众化，既朴素，又优美，调子既要高昂又要俊逸。只有这样，才能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民族的，而又是时代的。
《中国青年报》，想从一九六年起，使报纸更通俗，他们从《人民文学》拿去了《夏夜》的清样，在报纸上先《人民文学》而发表。据说是《人民文学》同意了的、主动支持的。不知为什么，《人民文学》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青年出版社，要把《严重的时刻》选入一个反映人民公社的小说集子里；但《新观察》已经抢了先。今天中午，他们来电话，要选《夏夜》一文，我同意了。
此外，他们十二月号，又印了一次《风雪之夜》，明年元月份，想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来印精装，要我早修改出来，但在会议期间，无时间，只好让他们等一等。
他们还要印有插图的本子。已约请了石鲁同志来画。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四
上午，下午，均举行小组会，讨论陆定一同志的报告，晚上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化界联欢晚会。讨论的重点，主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一九五九年，干了些什么呢？
中篇小说，没有写完，只写了三分之一多些，而且可能要将它废掉。
八月下旬，省委张书记授意，参加了人民公社调查。一直到十月中旬，还没完全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
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严重的时刻》《夏夜》，都是描写公社生活，描写农村新人，以反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的。原计划还要写几篇，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
十一月批判王××的错误思想。
十二月在北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
今年是继去年大跃进而更大跃进的一年。今年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革命深入的一年，这是一场尖锐而深刻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命运。这场斗争对我们党的思想革命和思想建设，有最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是值得纪念的两年。
石鲁在小组发言中，讲到创造理想人物问题时说：“毛主席曾说过：贾宝玉并不是一辈子就离不开吃女孩子唇上的胭脂；而武松并不是一辈子就不接近女人。”
这话讲得很有意思，这实际上讲的是典型概括和性格化的艺术思想方法问题。
前几天，我曾跟柳青同志谈过，我觉得我们在创造典型人物，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火候”不够，差着最后一把火，犹如蒸馍头，常常是业已蒸熟但还“欠火”。
在这方面，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技巧，有值得学习之处。比如，诸葛亮的智慧和他的“锦囊妙计”，关云长的忠勇义和他的出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刮骨疗疾、套子里的人晴天穿雨衣带雨具，民间故事中吝啬人临终举两个指头说明不该灯燃双芯等等，都夸张到极度中之极度，夸张到不可信而又非信不可的那一点上。从而，使他的典型性格完成了最后一笔。
在塑造我们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理想典型工作中，还差着这一笔。实际上，我们当代革命现实中的英雄人物其行为，远比诸葛孔明、关羽之流多到不知多少倍，但我们的艺术方法都常常缺乏这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化的技巧。这是由于我们在思想上革命理想主义还不充沛还不高，在艺术方法上，还受着自然主义的影响。
要攀登高峰，这一点不得不注意。但首先是作家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高低和深入群众的深度，起决定作用。
江云同志，在小组最后发言时说，陆部长报告第一部分，主要讲阶级斗争，文艺工作干部，虽然一般说来，还没否认阶级斗争，但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不够。或多或少有些右倾情绪，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表现在，对群众思想动态注意不够，一是对文艺干部的思想动态注意不够，一是对群众，如一个戏，有很多反映，这种反映是有阶级性的，要看哪个阶级说好，要看哪个阶级说坏。
不断革命论思想。写农村同志要注意，如按劳分配问题，有些人把这个原则当做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原则，这是要有一场斗争的。实质上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与非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队所有制，将向社所有制发展。现在，这一斗争正在进行。其中，包括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喊着三个万岁：按劳分配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和平万岁！
文艺界同志，在写作品时，要注意这一问题。
七时，在楼梯口，遇到周扬同志，一同下楼。他问：“最近写小说没有？”我告诉他，在元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
他又问道：“听说你很喜欢契诃夫，是吗？”
我笑了，还没想出该怎么回答他。
他很爽朗地解释道：“契诃夫好啊！我也是很喜欢契诃夫的呀！只要掌握住时代和阶级这两点就行了。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高峰，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时代的高峰，我们的高峰。”
他这几句话，就把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和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决裂，批判地接受欧洲文学问题的全部精髓，表达得十分精确。
是的，我们并不是全部否定他们，承认契诃夫是高峰，但他不是我们的文学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我们有自己的目标，应有更高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