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
乡文书张××，在统购时，对群众态度不好，有强迫命令。在双王村硬用“轰”的办法，给几户农民摊派上任务，次日入仓，敲了六遍锣，大车停在门口，但无一人装粮。有些缺粮农民睡了大觉，不生产了。不少余粮户农民跑到别处去，甚至到城南去睡觉，碰见张××等几个干部远远就躲避了。
统购结束后，××所在的村庄，许多卖了余粮的农民以及该乡别村农民，集体闹着要买粮，简直踢断了乡政府的门槛。最初几天，乡长、支书去县开三级干部会议，文书在家无法应付，一早起床，即把门一锁，跑到野外找个僻静之所去睡觉，一天不敢回来，直到现在统销工作尚未走上轨道，群众的紧张心理尚未松弛下来。
购粮农民守在乡政府，支书、乡长经常用推脱的办法来应付，不是说：“文书不在章子锁在抽屉里无法开条子，这里正开会，顾不上，你下午再来或明天再来。”第二天又找借口往后推脱。另一种办法是，群众到乡府，乡长说：“文书在吴杨村，你到那里去。”群众到了吴杨，文书说：“你应该先叫工作组签字盖章。”工作组又说：“我已签了字，你去找乡长。”使得群众东奔西跑，找过大小四五个干部，一个条子盖上四五个印记，这才能买到数十斤粮食，由于下面干部这样的做法，引起群众不满，群众对党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多么危险的现象。
四月三日星期六
地委从三月三十日起召开地委扩大会，渭南专区十八县的县委书记，均按时到达，会议是要总结统购工作，检查统销、生产和普选。首先由地委书记刘书记作了总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分区没有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我们必须深刻地检查工作，能够取得经验教训，不至于挨一拳还得不到一智。继由大会进行讨论。
然而，讨论进行得平淡无味，大多数的县委书记在发言中，除过枝枝蔓蔓，东扯西拉地谈一些情况之外，并未深刻地发掘工作失败的真正原因，没有接触到地委、县委领导的真正问题，特别是没有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充分地揭露。因而，会议是平平淡淡地往下开，而工作做得最差的泾阳县，年后强迫命令最严重的合阳县，年前强迫命令最严重的蓝田县县委书记，在发言中都是轻轻松松，油腔滑调，而且有意哗众取宠，似乎任务相差太远，问题存在严重，都与他们无关，或根本不存在问题似的。
根据议程，全部讨论时间就要过去了，而会议却愈来愈令人感到倦怠。于是办公室的几个年轻的党员干部感到了焦急和不可忍耐，几个年轻人商量去找地委书记，他们神情沉重地向地委书记诉说：我们没有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粮食收购任务，现在总结检查工作，还是这样平平淡淡，毫不在乎，连经验教训也不敢正视和吸取，快要结束了（只有一个下午）而地委委员却都一个也没发言，甚至还有些委员在会上打瞌睡，如果就这样平平淡淡下去，潦潦草草结束，我们怎么对得起党？怎么向党交待。青年人在讲述意见时，有一个竟掉下了眼泪。
青年党员的心灵毕竟是敏感的，他们的情绪是热烈的，没完成任务，又马马虎虎地过去，是他们良心上所过不去的。
地委书记接受了这些青年党员的意见，立即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议，决定采取新的措施，当即决定会议延长一天半，要求会议严肃地对待问题，并点了名，要求那几个县深刻地认识问题，会议算是扭转了。
在后一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有了，大部分县委书记与地委委员们对问题也开始认真起来了，也开始揭露某些县如泾阳县委的混乱状态，关于领导问题的检查来得较认真了。
然而，会议并未真正地严肃起来，在讨论问题中那种必须有的原则性和严肃性并不充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把许多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没有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来彻底地进行分析、批判，从而使大家的认识从思想原则上，从理论政策上取得一致。
带有根本性质的决定性的问题，是地委会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表现在地委领导者、会议的主持者们的面性软，不敢大胆严肃对待问题。比如：
孙秘书长在批评泾阳县委领导，揭露泾阳县委会的严重自由主义混乱现象和批评泾阳县委书记在领导上的缺乏原则性的同时，却说泾阳县委书记工作很辛苦，日夜不休息，积极负责，对党忠诚，党性强。
又如梁副书记在主持会议时，有几个县委书记发言，特别是大荔、合阳县委书记的发言（特别是合阳县委书记），空洞矛盾，观点混乱，笼统地说一切都怪自己，而在讲县具体问题时，都全是别人的不对，他当时又是如何认识明确等等；如此面对面的阳奉阴违，花言巧语，在给地委提意见是那种不老实和无原则性，说别的县书记检讨不深刻，而自己更无检讨等等，给人留下了一个叛徒的印象；我当时即感到，如果在地下工作和这个人同住监狱，你就小心招祸。对于这样大家都不满意的错误明显的发言，梁书记在休会时还一再说：意见提得很好，给地委提意见是很好的。对于合阳县委书记因别人在他发言时用恶劣语言加以质问时，他摔掉笔记本说：“拉倒！”这样的行为梁书记也只轻轻地说：“大家在发言时冷静点，虚心点。”
又如，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在发言，虽然是想要批评而又不敢批评，仿佛在给人说好话似的，在说好话的当儿，轻轻地提出点意见，请被批评者考虑。仿佛你考虑也可以不考虑我也无能为力，因而无什么意见似的。
公安处长第一次发言还是勇气百倍地以原则性的武器去刺了一下那些有错误的人，但当次日大荔县委书记说他给人乱戴帽子时，他在休会时却急忙要求声明：他并不是指韩书记来说的，“解释一下，请韩书记不要误会。”
还是只有几个年轻人，感到了合阳县委和其他县的问题的严重，在会上相继发言，大胆尖锐地批评合阳县书记不是言词问题，而是思想意识问题。
又如在讨论强迫命令这一问题时，始终没有把强迫命令的实质，从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并把它仍在党内某些干部身上出现的原因，及其严重性，从原则上予以讨论，从阶级意识、从理论上给强迫命令者以无情的抨击，因而在许多人的发言中，还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如大荔县委书记就一再强调地委要求纠正强迫命令是过早的不适合的，“那时大家都束手束脚，应该解决工作方法，应该给下面教方法，而不是纠正强迫命令的时候，这样一纠正，弄得大家更束手束脚了”。这就说明他们把大胆放手和强迫命令混淆起来了，把束手束脚和强迫命令等量齐观了。然而，究竟束了什么手脚，如果是束了强迫命令的手脚，束了打人、搜身、踢人准备犯罪的手脚，也是百分之百的必要和正确的。显然没有理由认为，没有“教方法”就可以不要束缚这些犯罪之手。
难道真的没有教给方法吗？难道说服思想不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吗？难道帮助农民算三笔账，不是更具体的方法吗？而且党委部署的一套工作步骤办法，介绍了那么多的经验都不是方法吗？为什么有的县工作搞得很好，难道是地委给他们教的方法多一些吗？显然，认为地委或上级党委没教给方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这里看来，把强迫命令当做上级没有交给下面干部工作方法的结果，以为缺少工作方法便是产生强迫命令的根源，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不从立场上、思想意识上、对劳动人民的基本态度上、从阶级感情上来找出强迫命令的根子，那么强迫命令是不会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
由于地委会在领导工作上存在着自由主义，对下级党委负责干部无原则的迁就（许多县委书记都是党龄很长的老干部，其中还有个别的老油子），会议后来虽开得好一些了，今后各县工作必然会有某些改进，但如果希望工作能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现在看来还是不可能的。
——夜十时
四月五日星期一
会议已经进行到最后一个议题了。在这之前，这几日讨论生产问题，许多县委书纪是仓促而来，没有充分准备只由秘书给收集了些材料，就带来在会上连念带背诵，常常有许多数字是不确实的，大部分的县委书记们对情况相当生疏，发起言来嗦嗦，提不出问题，像刘书记所指出的：“像四科长开会的那种神气，可是却没有人像四科长们掌握情况多，谈得好！”许多书记在发言时不分析本县目前农村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由新情况而摆在县党委面前的新问题，还是韩城县委书记较熟悉下面情况，富平县委书记较能分析问题，对目前县上的工作问题看得较为明确。
晚上回县委，碰见大杰，他黄昏刚从双王村返县，据谈昨天赤水高职农校去双王村合作社参观，学生们对无论什么事情都感兴趣，问题问得很细致，他们听了社长刘述贤和工作人员大杰关于双王合作社的介绍，并参观了马拉农具，学生们反映很好，情绪很高，大概由于学校设备不好吧，学生们都说：“咱在学校学×呢，连个马拉农具都没见过，还不如一个农民看见得多。”
社里最近生产很紧张，感到劳动力不够用，妇女拔草也不松劲，三百亩麦，已拔过二百多亩，拔草计划半月完成，记工办法是一分地一分工，前五天五斤草一分工，中五天七斤草一分工，后五天十斤草一分工，每个妇女平均每天能做到七分工。又组织十副担子在打包厂担粪，此粪系驻军厕所，包了一个月，每月五十万元，每天能担五十担粪，一个普通劳力，每天可担四担，多者可担六担（每担2.5分工，似乎工分高了些，每担2分较合适）。菜地最近也大量地需要劳力。另一方面春灌也开始了，二十辆水车全部转动起来了，社员们暗暗地喊着，“撑不住了！”前天老同领学生参观时，在群众会上动员了一下，是否需要休息？大家一致喊道：“需要！”是故，今天放假一天。
支书王世明同志是个非常忠诚的同志，他敏感到必须学习领导互助合作，据大杰说：他最近对社的问题钻得很勤，每晚开社务委员会他都来参加，熟悉情况，研究社的问题，昨天大杰在向学生作报告时，他也非常认真听讲，并觉得很有收获。世明同志是个能听道理的同志，不像有些乡级干部那样马马虎虎，自以为是，对于新的问题熟视无睹。
在和大杰谈话时，又来了固市区区委书记，谈到固市区的互助合作，据谈张保仁互助组已经条件成熟，这个组成立很早，曾经有一度垮了，后来这位书记去才又把它巩固起来。原来这个区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对于选择重点曾表现了心中无数，看不准、拿不稳，如大杰所说是掂上旗帜，到处乱插，今天插在这里，明天又觉得不好，扛上旗帜又插到别处，如此三番五次，起来一处，垮下一处。后来这位书记去了，决定要改变这情况。召开区委会，指出这样掂着旗帜到处乱插是不妥的（最初一个叫兰贞互助组，是团校的重点），便研究在何处确定重点。区长提出一个村子，区书记问：
“这个村子有几个党员？”
“没有党员。”区长答。
“有几个团员？”
“两个。”
“工作怎样？”
“不大起作用。”
“宣传力量如何？”
“没什么宣传力量。”
“那你把这里作重点，靠什么重呢？实际上倒是脚跟太轻。”
区长说：“只要咱吃住领导，还怕搞不好？”
区书记说：“这就是问题的根本了，只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想到我们需得在农村有依靠，难怪，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典型，另外提一个吧！”
“吉兰贞看怎样，那里有四个党员，几个团员，力量还强！”
区书记想到：这村离固市太近，二流子会不少，怕不好搞，便说：“对，咱们把它调查了解一下，另外还有哪里？”人们提到张保仁，离区十里，雇农出身，经过一番调查考虑，区长便把重点旗插到张保仁这里。
——夜，六日晨
四月七日星期三
地委扩大会，今天由刘书记作总结报告：一、对此次会议的看法；二、要清醒地认识当前工作的严重情况，立即改变某些混乱现象；三、迅速改善领导，适应当前工作要求。
——下午于渭南分区地委会
四月十三日星期二
昨天陪朝鲜友人游莲湖公园，下午两点半回来，很疲乏，一躺下便睡着了。四时许，朦胧中听见有人推门进来，原是柳青同志，他是搭车去大厦的。出发前谈了在乡下体验生活的各种问题。他仍像以往那样健谈，他想把他所感到的体验生活、创作等各方面问题都讲出来，看来，他是真诚地愿意在交谈中给类似我这样的人以帮助。这个感觉我当时并没有说出来，也不需要向谁说，但我明白地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昨天感觉得更明确，像一支火柴突然擦燃了似的。在我们文学工作者中间，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有时人们在谈到互相间的创作活动时，不免带着点官场气，使人不能畅所欲言，自由自在地切磋。古代文人讲究以文会友，我们这时代的一些人，似乎还不如古人们在一起谈论学问那样亲切而又认真，应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人们常常是在座谈会上，发表自己对某一作品的洋洋评论，但可惜这种评论多半是肤浅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因而也多半是不恳切的。
柳青同志一再劝告说，要考虑成熟，要看准，看准了狠狠地写下去，写到自己精疲力竭为止。可不敢走弯路。应该离开双王村，因为那里的东西还不够，许多东西那里没有，应该到别处去看看，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参观上十个合作社，了解那里的问题，分析其矛盾，然后再把这许多生活印象，很好地和自己熟悉的模特儿捏在一起，这模特儿在双王村的许久生活是已经有了的。应该特别注意写人，写出人的性格，思想性格，按总路线的精神，也即是说，以它的思想实质去创造，但不可生套总路线的条文和概念。要把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提炼出来，作家的功夫就在于把自己已经摸透的生活，与从别处补充来的材料，捏在一起是否捏得成功。多看些汇报总结是必要的，报纸上有关的新闻报导也可以大胆地提炼和采用。他强调说，不要听那些骗人话，以为在生活中可以写东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周围那许多人物时刻要闯进你的写作生活中来，干扰你，使你无法摆脱他们的自然的面貌而进行艺术概括，应把自己已交了朋友的那些生活中的人物忘掉一个时候，才可能不至于照他们的自然面貌描写他们。但是选择模特儿，选择作品的主人公却应该是写自己非常熟悉的，在生活中感受很深的人。不熟悉的，在训练班认识的人，不要去写，那是写不好的。他说：他原本想以现在的米脂县委书记为模特，计划写四大部，结果写了十二万多字，写不下去了，苦恼得很，吃力得很。因为许多现实生活的问题，于自己都是生疏的，不够了解，而除过主人公之外，其他二等、三等角色，则更不熟悉，于是不得不抛掉这十二万字的劳动。他说，重要的在于写出几个人。使读者永不忘怀的人。不只要写出人的个性，而重要的是写出性格，性格与个性是有区别的。他说，性格包括着人的思想认识。
以上，他所讲的意见，我还没来得及深思考，但大抵是正确的，有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作基础的。临走时，他一再说，努力吧，努力吧！写出个好戏来。仿佛他就是剧院的老板似的。
四月十六日星期五
半个多月以来，每天都是红红的太阳。身上穿的衣服，不是渐渐地，而是一下子就减少到只剩衬衣单衫了。大地呈现出旱的征兆，麦子已抱肚将吐穗，棉田要急于下种，离谷雨只有四五天了，天空有上一丝云，也被旱风给吹散了，旱风不知在什么地方躲藏着，专门对付云儿，呼呼地、嘲笑着大地，卷起一阵阵黄浑浑的尘土。人们等雨等得有点着急。有的农民已将棉子干种下去了。直到昨天夜晚，从海洋上吹来湿润的东风，西风卷过来时，雨便落下来了，从零点十分起，到今天雨越下越大。县委的干部，县书、秘书、研究员都望着低低的云层和密密的雨丝，露出满意的笑容，称颂着这场好雨。吃饭的时候，县书与其他同志讨论着。这场雨正适时，对于虫害来说，红蜘蛛完全消灭了，但吸浆虫将立刻出土。饭后，文书给各区打电话，布置和检查防虫工作。
我是昨天下午从西安搭车到这里来的，来时带了自行车，准备不久骑车下乡旅行。从渭南出发，经临潼、高陵、三原、泾阳绕回西安。等再了解一下情况，就可以决定了。现在发愁的是路费不够用；再就是不知道，没县上介绍信，区委会是怎样的态度，这样越界能不能行得通。
晚看了新民社的《张羽煮海》，演员都还不错，就是剧本还不能令人满意。一般来说剧本尚可，就是缺乏戏剧加工，在情节和人物刻画上都还有大大下功夫的余地。现在的剧本太粗疏，没有很好地发挥一下，还只是一出戏的简单的蓝图。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五一的前夕从渭南回来。上一个星期三搬到创作室来，打算整理一个材料。先写几个短篇，然后构思一下剧本，再下去一个时期。
这几个短篇小说，酝酿的时间很长了，想写几个新的人物。字数不拟写得很多。经过几天思索，决定先写《关不住的声音》，写我在乡数月，心目中所喜爱的一个农村青年妇女。
但是写起来却十分困难，开了十几个头，换了二十多张稿纸也没开好，最后一次算是满意了，接下去写了十几张，可是反复看了几遍，仍觉得不行。无论大的环境、具体场所、风景描绘或人物描写，都没有一下子抓住特点，把特点突出。想像力是轻浮的，一般化的。由此，语言词藻也显得一般化和矫揉造作。没有达到造型的要求，不响亮、不含蓄、不踏实。而另一方面，该一下子交待清楚、叙述明白的，却显得扭扭捏捏，使得文字也拖沓含混，不中肯，一个字不是一颗实弹，而是孩子们玩的小炮，轻轻地响了一声，不冒烟，不发火，不是射击，真伤脑筋。人物在脑子是那样急着要出来，我却生她不出。我非常爱她，决不愿意把她在我的笔下变成一个贫血的鬼丫头，她是我想象中的美丽纯真的活生生的女性啊！
必须重写，别的事情打扰，也真使人无可奈何。
十一月二十日
西北大区撤销，西北文联也撤销。省委确定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了筹备组，我负责具体工作：找房子，整修房屋，起草章程，确定编制和机构设置，调配工作人员等等一系列行政事务。开了不少会，忙了好一阵，日记中断，创作也打扰了。
到本月八日才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通过简章，选举马健翎为主席，柳青、郑伯奇、胡采为副主席。确定我、戈壁舟、李古北、杜鹏程、余念五人，轮流担任秘书长工作。每人一年，第一期我担任。
本月十五日开始搬家，到今天还没就绪。昨日离开东木头市公字二号，搬到建国路七号来。我住东院南房第一套，共两间，前边办公室兼书房，后边住宿，宽敞多了。
今日一天整理内务，还没理出头绪来。
晚间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宣布干部配备和分工：
秘书室副主任一人（向秘书长负责，并兼管党、团、人事和政治学习）。
事务秘书一人（财政经济、衣食住行、交通）。
业务秘书一人（对外联络、对内研究、资料）。
管理员、资料员、文书（兼打字）、勤杂兼通讯、收发、司机、炊事员共十人。
每位同志根据分工，各部门开始运作。
接着全机关投入《红楼梦》研究和广泛开展批判胡风运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早晨大雾，近午始晴，南房已离不开火了。
准备接着写第四幕，但因中断了一个多月，想像力一时恢复不起来。把前三幕粗看一遍，又顺便读了一下诗剧《黎明》，作为引火之物，以引想象之火，脑子总算开始动了。
下午给沙驼铃写了一信，尚未发出。
晚上读柯尔涅楚柯的《雪球花林子》，读得有兴致，十一时读完。
二十一日夜大雪，得理在此住一晚。宗元、鹏程去北京，等着送他们，到零时二十五分，出房门，他们已先走了，未送上。
动手写剧本，但急忙接不上头，一个礼拜快过去了，无进展。琐碎事情太多，没法子。
二十五、二十六两日继续降雪。屋内都生起了火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