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义云：“左阳，故记动。右阴，故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案：春秋时置左右史，故云史记也。
——《史记·五帝本纪》
汉武帝重用人才时不拘一格，对于有才能的臣子，也不管起出身如何，一律重用。高兴起来，高官厚禄任君挑，要什么给你什么。
但对于不听话的，甚至和自己作对的大臣，他也决不心慈手软。
这一点，从他对司马迁的处罚上，就可以窥测一二。
司马迁字子长，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小小的太史令，太史令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和当朝的大事，相当于现在的新闻记者，但是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很不起眼的。所以司马迁家既没权又没势更没钱，但是作为太史令他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绝对没得挑。
后世人都知道，司马迁遭受宫刑，发愤著《史记》。那么，司马迁是怎样得罪汉武帝的，汉武帝处罚司马迁的原因何在？
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为何受腐刑？
公元前99年的秋天，新一轮的汉奴战争爆发。由于没有援军，李凌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李凌也战败投降匈奴。
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认为李凌挫败了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大汉国威，很恼火，很生气。
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落井下石也纷纷来咒骂李陵，替武帝解气。按照汉朝的规定，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必须陪同在皇帝身边。汉武帝就问身边的司马迁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司马迁是汉朝的史官，那么就得讲一些史官该讲的话，起码得职业素质是应该具备的，司马迁于是就说了一番话，大体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其中也有替李陵辩护的语气。
汉武帝一听这话就恼了，这一恼司马迁就得跟着倒霉。
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司马迁被打入大牢，等待发落。
大概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武帝一直没有李陵的消息，就派一个叫公孙敖的人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
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
后来有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公孙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了。
汉武帝听说李陵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准备对付汉朝，立马活了，心想你活得不耐烦了，跟我大汉作对，于是就把李陵直系旁系等九族人都给杀了。
司马迁也跟着倒霉，这次被判了个死罪。
得了死罪不一定必死无疑，按照汉朝的刑法，死罪犯人有两条道路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张骞、李广都是因为这条法律免于死刑的典型），第二就是接受宫刑。
钱到用时方恨少，这个时候正式司马迁用钱的时候，但是一个当史官的比不了李广有战利品，张骞有私藏品，每个月就那么点儿死工资，就是想贪污也没地儿贪，司马迁家里穷得是叮当响，勉强能够吃饱饭就很不错了。
自家是没钱，但是可以向别人借啊。但是，司马迁得罪的谁，是汉武帝。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借给他钱啊，纯粹是不想活了，明白着跟皇帝对着干嘛！
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
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下身的刑法，阉割掉生殖器，接收过这种刑法的人，直接可以当太监了。
当时人们嫌这种刑法叫起来太抽象，就起了个更有趣的名字：下蚕室。
据接受过这种刑法的人讲，正常人一旦被施予这种刑法就会变得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施刑的牢房保暖条件必需要好，当时还没有温室，人们就想到养蚕的屋子也挺暖和，所以把受宫刑也叫下蚕室。
对司马迁来说，死亡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亡。司马迁不怕死，因为他知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
从司马迁个人内心深处来说，自己宁愿死掉也是不会接受宫刑的。
但是，司马迁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为个人的名誉而活了，他身上还寄托着父亲的遗愿，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如果自己死去，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呢？
于是，司马迁放弃了死亡的权利，作出了让人不解得选择：宫刑。
于是他就告别了男人的称号。
被武帝下蚕室以后，他并没有立马被放出来，又在监狱中呆了三年。这三年中，他隐忍苟活，一直坚持写《史记》。
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了。
出狱以后司马迁做了中书令，主要工作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
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赵高就是这样一个职务）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
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
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
他在给任安的一封信里边写道，自己动不动就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处在一种恍惚状态，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发表，他写这个书是准备藏之名山，等识货的人来发现的。
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遵从遗愿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个杨敞本事也不小，在汉昭帝时期，曾经官至宰相。
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
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
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
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
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
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汉武帝是历史上少有能干的统治者，政治上的伟人。他的眼界，他的气魄，他对政治的熟练操控尤其是别具一格的人才选用方式，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
在那个风扬跋厉的时代，在一部震烁古今的书里，有一支千古无二的笔在记述着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切；在这个皇权意气风发的时代，在那位特立独行的皇帝身边，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史家，在郁闷甚至仇恨中旁观着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并将他的一切写进书里。
《史记》，与其说它是一本史书，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它是那个时代思想的巅峰，也是一系列机缘巧合而成的奇葩。它所达到的高度，后人无法企及；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时空与国界的限制；它所记述的历史，令人如身临其境；它所塑造的人物，千载之下，仍栩栩如生。《史记》，对后世史家来说，只有仰望而已。
武皇开边的时代，是个中华民族风扬跋厉的时代，文汉武功有之，张扬铺排的汉大赋有之，但对整个汉史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史来说，这个时代真正的成就是留下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在那个封建皇权专制的时代，能有这样的勇气写出这样的“谤史”，非有大无畏的精神不可。我们也无法知道那位英明睿智一生从不被人欺的汉武大帝，这位建立了真正的皇权专制的独裁者，是出于什么原因，留下这么一部对自己实在不怎么恭维的“谤史”。
历史的真相后人无法确知，我们只知道——《史记》写出来了，而且流传下来了。
点评：
汉武帝作为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思维强悍的智者，他有绝对的自信，认为自己的功业作为不管史书怎样记载，仍湮灭不了其中的光辉。对他，后世自有公正的评价，因此有意不去管司马迁，也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史记》这样光照千古的名篇。这一方面，与之异曲同工的还有武则天的“无字碑”，不留一字，坦坦荡荡。
历史，在他的坦荡面前却显得的那么苍白。
原因仅是这么简单吗？不是的，历史，远比暴露在表面的那一部分更加丰富。汉武帝能容忍《史记》那样的“谤史”的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用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来衡量那个时代的人，往往只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