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对面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叫阎不息，今年八十四岁，声音嘹亮得让人为他没有当上歌唱家而惋惜。我陪他吃过一次饭，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用拐杖把地板杵得咚咚响，饭量大得惊人，啃大骨头比年轻人还要利索。已经记不清他是第几次来我的办公室了，但是我知道他每次来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我办。
这一次，他进门就说，李主任，老朽这厢有礼了。我给他让座，又倒了一杯茶端到他面前。他红光满面地掏出一个本本说，我加入中国作协了，这是会员证。
我愣一下，寒暄了几句不咸不淡的祝贺词。
阎不息问我，咱们元城县八十万人口，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国家级作协会员？我讪笑着说，别看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对这事儿还真的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县作协主席老袁是省作协会员，大概你是唯一的国家级会员了。
阎不息捋着胡须说，如此说来，老朽我还真的是全县第一个国家级会员。能否组织上出面，给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发个贺信？或者命令街道办事处为我开个庆功会？
面对这个老顽童，我想尽快把他打发走，没时间和他扯淡。我冲他笑笑说，你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还得请示一下杨书记。
阎不息听了，从沙发上站起来，滔滔不绝地说，这是全县的荣誉，我为元城做了贡献呢。我是全县第一个国家级会员，第一个八十岁以上加入作协的作家，第一个出自传的耄耋老人。
顿了顿，阎不息又说，还有一件事儿，能否让我做政协委员？
我说，这事情我更做不了主。
那我找杨书记去。阎不息有些生气了，转身就走。我不敢拦他，80岁以上的老人就像瓷器一样，谁敢去碰？只得丢下正在起草的一份文件，紧走几步跟上他，陪他去见杨书记。
县委书记杨金山说，阎先生，你都一大把年纪了，闹啥闹？阎不息说，杨书记你咋说这话？我咋闹了？电视上那些政协委员还有八九十岁的呢，我咋就不能呢？跟他们比起来，我还算年轻的呢。
杨书记哈哈大笑说，阎先生，我先帮你沟通一下，回头答复你好吗？阎不息说，这事儿您可要放在心上。我加入中国作协，如果在古代也算是举人了吧？这样算来，在中国历史上八十岁以后成名的只有三个人，也就是古今三人：一个是姜子牙，八十岁出山做丞相；一个是宋朝的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三字经上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再就是我阎不息，八十四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
杨书记笑得眼睛出水，说这事儿还真的严重了啊。
杨书记向我丢个眼色说，李主任，阎老先生的事儿你负责协调一下，我还有个会要参加。我知道杨书记是让我把阎不息打发走，就说既然杨书记安排了，阎先生你先回去听我的通知。
总算把阎不息劝走了。
杨书记回头问我，这个阎老先生到底是咋回事儿？我只得如实回答。阎不息是元城北街的商户，经营中药材，有三间临街门店。老先生略识文墨，早年创业坎坷，“文革”中受过打击，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已经是江河日下了。如今在家无事可做，写起了回忆录。后来拿着一沓子文稿找到县作协主席老袁把关，老袁撺掇他出一本书，还可以加入市作协。去年，老先生的回忆录自费出版了，也加入了市作协。谁知道老先生的作家梦越做越大，让儿子带他去省城，要加入省作协。有了一本书，正好符合条件，竟然又被批准了。老先生还是不罢休，又想加入中国作协，一鼓作气到北京去了好多次，领导见他年龄大了，特批他为国家级作协会员。
杨书记说，老先生实在是精神可嘉啊，以后你可以代表我从精神上鼓励一下。
过了几天，阎不息又来找我，送来一份大红请柬说，我到街道办事处去了几次，街道办事处总算答应我了，他们出面，我出资，为我召开庆功会。恰巧我的书房落成，请你过去喝喜酒。
推不过，我只得去了。元城北街一栋两层小楼门前摆满了鲜花，锣鼓喧天，比商场开业还要热闹。小楼上竖起一块灯箱广告牌，写着“作家阎不息书房”五个大字。
上得楼来，高朋满座。我环顾四周，除了阎不息的回忆录，并没有其他的书籍。阎不息握着我的手说，老朽感谢县领导光临指导。我说，阎先生，怎么不见书房有书？阎不息说，我这是写书的房。
我恍然大悟，笑笑，上台致词，然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跟大家一起合影。
阎不息弃了拐杖，双手打拱，像个红光满面的新郎官。他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请大家尽情发言。以后这个书房将开辟成阎不息纪念馆，成为元城文化圣地，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推开窗户，眼前一亮。原来书房后面是个小花园，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像个多姿多彩的童话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