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这一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与政治，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对之多加宾礼，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阖，诸子百家，变法争鸣。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充分说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刘秀时已经恢复太学。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及王公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学迅速扩充，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那时攻读儒家经典更成为士人做官发迹的敲门砖。读儒家的书，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
东汉时期，由于太学弟子日益增多，公私讲学之风大开，以及进入太学、郡国学能够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权，因而使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例如陈寔和郭泰原来都出身寒素，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当郭泰从京师洛阳返回故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陈寔老死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说明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
东汉后期宦官的害政祸民，不仅激化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且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抗争。
宦官的残暴统治，加深了东汉社会的政治危机，东汉政权犹如坐在一触即发的火山口上。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力量中，前一集团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为这些官吏原来也是士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汉所崇尚的名节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义。那时的忠义行为已不只是忠于皇帝，因为士人求得仕进，并非容易，所以士人对选用自己的官吏，常怀知遇之感，因而有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举为有道，他虽然并未应召，但袁逢死后，荀爽仍为他服丧三年。而州郡长官察举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够报恩的人。至于僚属与长官的关系，自然更是如此。这样，便增添了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结合的因素。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既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他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当之。这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而与宦官相敌对，于是导致了所谓“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其政治权利。
延熹六年（163年），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三空”形象地概括了宦官暴政的严重恶果和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以杨秉、陈蕃和李膺为代表的部分正直官吏积极抗争，愤怒揭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太学生的拥护和支持。李膺是正直官吏中反宦官的健将，郭泰是太学生的领袖，他们结识后，“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李膺、范滂等经常往来太学，给太学生以积极的影响”，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这种议政活动，使拥有三万多名学生的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集团的强大舆论阵地。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公元165年，代表士大夫利益的耿直正派官僚陈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不久，有人向李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于是下令查办张朔。张朔听到消息后逃到洛阳，躲进了张让家里。李膺知道后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他逮捕。张让此时还不想把事情闹大，他立刻托人去求情，可不承想李膺已经雷厉风行地把张朔杀了。张让向汉桓帝哭诉此事，桓帝知李膺的矛头虽然指向宦官，但张朔也确实有罪，也就对此事不闻不问了。而李膺的名气则因此迅速提升，在当时读书人都以受到李膺的接见为荣，时称“登龙门”。可这样一来，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就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二年，有一个叫张成的方士，他和宦官来往密切。从宦官侯览那里，张成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儿子杀人，打算事后装神弄鬼，假装作出预测，以让更多的人相信他的神仙方术。李膺得知后马上把张成的儿子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了，李膺知道张成是故意纵子杀人，所以还是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张成没料到李膺竟然不顾皇帝的特赦，就找到宦官侯览、张让，求他们替他报仇。三人商量后，向汉桓帝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本就袒护宦官，于是听取了诬告之词，下令逮捕党人，一场宦官针对官僚士大夫的清洗由此开始。除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以党人的罪名抓捕。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被宦官施以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戴上了沉重的刑具，然后一个挨一个地被蒙住头拷打。一年多后，颍川人贾彪，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皇后窦氏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东汉士兵士人，于次年（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而李膺在狱中也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结交士人的宦官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没有办法，同时也觉得再进一步让形势恶化下去会无法控制，于是劝说汉桓帝说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把两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了。但这些党人都被遣归故里，禁锢终身，不准入朝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等人获释之后，声望更高了。
公元167年，汉桓帝去世，12岁的刘宏被推上了皇位，就是汉灵帝。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掌权。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皇帝身边有奸佞，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他立刻联合耿直派官僚太傅陈蕃与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但宦官曹节等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灵帝。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公卿百官中陈、窦两派的官僚全部被免官禁锢。宦官们因为这次事件而心慌意乱，于是又兴起株连更广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士大夫张俭揭发宦官的爪牙为非作歹，宦官反倒打一耙，并趁机大兴党狱，李膺等一百多人遭牵连被捕，死于狱中。八年之后的熹平五年（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不听，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重申党禁，命令抓捕一切与党人有关之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之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中凡有官职的人全部被免官禁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自此以后，那些和别人有怨隙的，便相互陷害，有时为了点小事也诬陷对方为党人，从而使得人人自危，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
两次党锢，把反对宦官集团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摧残殆尽，东汉宦官势力至此达到巅峰。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