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关东军、外交官和满铁官员异口同声地要求支持张作霖的意见，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官员不能不认真看待。曾对郭松龄抱有好感，而对张作霖表示过厌恶的陆军大臣宇垣，此时也把个人的感情抛到一边，开始冷静地权衡这次危机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日本利益的问题了。他在当时所写的日记中说道：“从去年秋天起，不只是我个人，就连大多数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感情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土匪式性格，他总是寻找机会来扩大其名望和财产，为了这样做，不择手段，甚至背信弃义，这使我在感情上对他怀有的某种恶感加深了。但现在我拿不准的，仅仅是如果他遭到某种挫折，是否对日本有利。一般地说，特别是在外交方面，如果张作霖作为满洲的统治者被推翻，并代之以郭或冯，那并不会造成细微的差别。”但宇垣又说：尽管日本在“南满”的利益也许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却可能影响日本对“北满”正在进行的扩张。这是因为：“张作霖遍布北满的权势不是一朝一夕就获得的，而是十多年努力的结果。无论谁取代他，即便进了奉天城，要把势力伸展到北满，必然要花至少几年的时间。可我们现在就要扩展到北满――凭借张作霖的权势，稳步地伸进。如果张作霖倒台了，我们将失去这种便利。再则，吉林和黑龙江的首领们，对新的奉天中心，自然地处于一种对抗的地位，进而变成竞争对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像现在的冯玉祥一样，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依靠赤俄，利用它也为它所利用。因此，很显然，赤俄势力的渗透与冯玉祥第二、第三的出现，将阻止我们的发展。由此可见，张作霖的彻底毁灭和倒台，对我国的满蒙政策是不利的。我认为，张作霖的存在并掌握着北满权力，对我们的满洲政策，尤其是对我们的北满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张作霖的援助，应当达到不顾总体损害，比如说不顾招致全中国愤恨的地步。在援张的措施中，除了会招致这种全面愤恨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简言之，我确信，为了帝国，花大力气维持张的生存，同时避免招致全面的损害，是明智的。”
宇垣的话，把必须援助张作霖的理由，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两个：一是要防止东北的“赤化”和“赤俄”势力的渗透；二是为了确保日本向“北满”的扩张。宇垣考虑的，已不仅仅是维护日本在“南满”的利益了，而是如何更迅速地向“北满”扩张。老谋深算的宇垣还考虑到，既要援助张作霖击败郭松龄，又要注意不引起中国人民和其他实力派的愤恨，故日本必须选择适当的援张方式。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在郭松龄攻占连山以前，日本政府的处置仍然比较谨慎，并没有完全接受关东军的请求。12月4日，日本内阁开会时仍强调：鉴于日本在北京以及在长江地区有巨大的利益，日本的政策决断必须审视整个中国的形势，在目前的争执中，绝对中立是惟一可行的做法。
可是，当郭松龄在连山击败奉军，并占领锦州之后，日本的态度立即迅速地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奉军溃败，奉天危在旦夕，张作霖惊慌失措，一再向日本求救；另一方面，关东军及日本驻奉天的领事官员们，也为张作霖有可能垮台而担忧，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帮助张作霖。
就在张作霖束手无策、准备逃跑之际，关东军司令官白川派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奉天，邀请张作霖到满铁附属地的一个旅馆见面。张作霖一到，斋藤就对他说：“现在郭军已占领锦州，先锋队即日可达新民，形势紧迫，不知阁下有何困难？如需要关东军帮助的话，请不要客气，关东军愿为阁下提供一切方便。”这番话对张作霖来说，真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他忙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电告吉、黑两省驰援，但远水不解近渴，万一郭军逼近奉天，我想去旅顺暂避，望关东军能予协助。”对张作霖的请求，斋藤一口答应。他说：“阁下要去旅顺暂住，我们甚是欢迎。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保护阁下的安全。不过，我看阁下不要紧张，必要时关东军可以派兵阻击，郭军就是插上翅膀，料他也不敢越过南满铁路线。在任何情况下，关东军都会确保阁下和奉天城安然无恙。”一听这话，张作霖安心多了，连声说：“谢谢！谢谢！”谈到这里，斋藤从三浦手中取过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把它交给张作霖，并说：“阁下如同意以上做法，请考虑关东军方面的几项要求。”张作霖接过文件后一看，日本人在上面一共写有四条要求：
一、日本在东三省及东蒙，均享有商租权；
二、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让于日本；
三、延长吉敦铁路，并与朝鲜境内铁路接轨，实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允准日本开设领事馆。文件最后写道：“以上四项，另由中、日外交机构共同协商决定。”张作霖当时正处于火烧眉毛之际，求援心切，故对上述几条要求并没有认真考虑，便一口答应下来。
待张作霖回到帅府，把情况告诉王永江之后，王永江感到十分惊愕。他对张作霖说：日本人在向我要商租权、行政权和杂租权呢，承认了这些，就等于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一听这话，张作霖也有点后悔了，跺着脚说：“他妈的，日本人没有好下水，我他妈的全受骗了！”可是，骂归骂，但他急需日本人的帮助，只能饮鸩止渴了。只是在郭松龄事件之后，日本人要求兑现这些要求时，张作霖采取了耍赖的办法，声称当时他个人虽答应过这些要求，但议会反对，他也无可奈何，等等。不过，他这样做使日本人感到受了耍弄，咒骂他口是心非，说话不算数，等等。
日本人见张作霖答应得干脆，自然乐意帮助他。在秘密会面后，关东军即开始向奉天省城和南满铁路沿线等要地集结，并将日军司令部移向奉天。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还致电东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重申：为实现日本的目标，必须显示武力，但现有的军队不够，需要援助。
连山失败后，东京当局也开始感到形势严重，必须采取新的措施。12月7日，外务大臣币原与陆军大臣宇垣经过磋商，决定授权关东军采取第一个积极行动，即由关东军司令部分别向郭松龄和张作霖发出警告：在他们双方可能作战的地区，必须尊重日本的权益。警告说：“一旦战争或动乱的局势发展到铁路附属地以内或其附近地区，考虑到损害或严重威胁日本这些重大权益，日本军队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履行其职责。”12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上述决定。
警告表面上是同时向作战的双方发出的，体现了日本的所谓“中立”态度，但实际上只对张作霖有好处，对郭松龄却十分不利。因为奉天城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带以东，日本的警告不允许郭军越过上述地区，实际上也就使郭军无法进攻奉天。如果郭军硬要攻打奉天，就势必与日军作战。
张作霖接到警告后，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立即重新振作起来，全力调集包括吉、黑两省军队在内的所有奉军，准备在新民以东的巨流河一带与郭军决一死战。
相反，这一警告则使郭军企图攻占奉天，迅速取得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郭松龄开始为此感到不安。12月10日，白川再次派浦澄江中佐到锦州会见郭松龄，向他递交警告书。在会谈中，郭松龄试图以允诺保护日本利益，并坚决否认自己与共产主义和“赤化”有任何关联，来说服日本人，但浦澄江却不为所动。郭松龄还想弄清日本关东军在警告中所说的“铁路附属地以内或其附近地区”的明确界线。他质问浦澄江：“究竟哪里许可作战哪里不许可，日本的防卫区究竟从哪儿开始到哪儿为止，希望能作出具体说明。”不料，浦澄江的态度十分蛮横强硬，根本不愿作出解释，只是说：郭松龄的军队对东三省的地理是很熟悉的，应当知道，哪个地区有日本的权益。双方话不投机，会面再次不欢而散。会面结束，浦澄江临走时还再一次向郭松龄威胁说：“我希望您知道，我们帝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对付您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充分准备。”
此后，郭军的行动便处处受到日军的掣肘。12月12日，郭松龄曾向营口派出一支部队，企图首先占领营口，然后再从营口北上，进攻奉天。当时营口只有几百名奉军守卫，实际上是一座空城。但是，当郭军到达营口附近时，日军指挥官却出来进行干涉，不准郭军进驻营口，并对郭军进行恐吓说：“你们不要以为此间只有奉军鲍英才一个营，我们日本在南满有两个师团，在朝鲜有两个师团，随时都能开到。”由于日本的干涉，郭军被迫离开营口，并放弃了从营口向奉天进攻的计划。
为了有效控制东北局势，日本内阁和军部还决定向东北派援军。大约在12月中旬，一支约3000多人的日军，分别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开到南满。日本政府公开宣布的理由是，这是为了替换上个月调回国内的日军。实际上，谁都知道，增派这批军队完全是针对郭松龄的。
日本所采取的援张压郭的种种措施，大大地鼓舞了张作霖和奉军的士气，从而使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于郭松龄，并最终对巨流河的决战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日军下决心守卫南满铁路，奉天城的安全有了保障，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遂命令奉天附近的军队倾巢出动，与从黑龙江、吉林赶来的军队一起，在奉天西北的巨流河一带严密布防，抵挡郭军。张作霖将奉军分编成第三、第五、第六军团，分别由张学良、张作相和吴俊升担任军团长，指挥作战。三个军团共约6万人。总兵力与郭军相比，并不占优势，整体战斗力也不如郭军，但是在后勤供给、军队士气等方面，却大大超过郭军。由于锦州至新民的铁路和给水设备被奉军破坏，火车不通，郭军的大部队只能靠徒步行军，官兵十分疲劳，给养也因无法运送而得不到保证。时值隆冬，多数郭军官兵甚至连棉衣都没能穿上，其他物资就更缺乏了。奉军则完全不同。巨流河离奉天城很近，在日本的帮助下，部队和物资都可以用火车运输，故官兵不但以逸待劳，且物资供应丰富，棉衣、皮衣、面包、罐头、香烟等，应有尽有，不愁吃不愁穿。此外，张作霖还派张景惠以“宣抚使”的名义，到前线慰问各部官兵，宣布所有参战官佐每人晋升一级，所有士兵每人发两个月的“恩饷”，而且全是现大洋。重赏之下，奉军的战斗力大有提高。反观郭军，除冻饿外，又受到张氏父子的宣传影响，士气日趋低落。郭军官兵本是张氏父子的部下，且大多数只是因服从命令而被迫攻打奉军的，郭松龄对广大官兵又未作过什么思想政治动员，故他们对为什么要倒戈并不理解。张氏父子又拼命进行宣传，并提出“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的口号，致使许多郭军官兵不肯认真打仗。尽管郭军原是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可在这样的形势下决战，胜负局势已是必然的了。
12月20日左右，除第五军魏益三部留守山海关一带外，郭军四个军，全部进抵巨流河一线，并攻占了新民。次日，郭军开始向奉军发起攻击，但由于奉军的顽强抵抗，郭军毫无进展。一部分日本顾问亲自上阵，帮助奉军制定作战方案，并参与各部的指挥，另有十几名日本军人组成一支配备重炮的炮兵部队，在化名“黄慕将军”的荒木五郎的指挥下，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郭军，使郭军遭受重大伤亡。
12月23日凌晨，奉军开始全线反击。在日军顾问永重夫中佐的参与指挥下，黑龙江省吴俊升部骑兵王永清团乘夜绕到郭军背后的白旗堡车站，袭击郭军的弹药、粮秣车，顿时，车站内外火光一片，爆炸声不绝于耳。郭军见后路被抄，十分恐慌，开始全线溃败。郭松龄曾试图阻止官兵退却，却未成功。12月24日凌晨，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决定自率卫队200多人，带着夫人韩淑秀等逃往营口，准备从营口乘船到山海关，重整旗鼓。临走时，他曾将部下召集开一短会，宣布自己决定下野，嘱大家今后要听张学良军团长的命令。开完会，他就走了，从此不再过问军中之事。
郭松龄走后，早就不想打仗的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立即下令各军停止战斗。接着，邹作华便给张作霖打了一份电报，称：“盛京上将军钧鉴：茂宸今晨逃亡。已令各军停止攻击，集中新民，听候解决。”与此同时，邹作华又给在前线指挥奉军作战的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报告说：“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
邹作华下令郭军停战后，只有少数官兵仍在抵抗，绝大部分郭军官兵均向奉军投降，12月24日晨战斗基本结束，奉军反败为胜，郭军除在山海关的第五军外，或降或逃，彻底瓦解。第五军魏益三部后来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完全脱离了奉系。
12月24日晨，郭松龄夫妇逃离新民时，因为郭妻韩淑秀等不会骑马，只好乘坐民间大车。奉军得知郭松龄夫妇逃跑后，王永清骑兵团立即派人追击。由于大车速度很慢，故骑兵很快就追上了他们。郭松龄夫妇见追兵越来越近，不得不下车躲入距新民西南几十里路的小苏家屯村中农民菜窖之中。王永清追进村中后进行搜寻，农民在枪口威逼下，供出了他们的藏匿处，郭松龄夫妇遂被俘。
张作霖得知郭松龄夫妇被俘后，立即派卫队团团长高金山前来，让他将郭松龄夫妇押解到奉天。当时，张作霖十分得意地对左右说：“老天有眼，总算把郭鬼子捉住了。把他押回来，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反对我。”不料，高金山在押解途中将郭松龄夫妇枪毙了。据说，这是杨宇霆假借张作霖的命令，要高金山这样干的。张作霖得知后很感扫兴，曾追问杨宇霆为什么要这样做。杨宇霆狡辩说：“郭松龄造反，骨子里很复杂，牵扯的人很多，大帅您老人家问完了很难办。再则，解省途中，万一发生枝节，被日本人劫持，或者遇到郭的叛军把他抢走，都有可能，到那时悔之晚矣。三则郭松龄一死，他的心腹部下就死心蹋地了，对于我们收编郭军也可快一点。”其实，杨宇霆是心怀鬼胎。他最恨郭松龄，必欲置郭于死地，但他知道郭松龄与张学良的私交极深，惟恐张学良救郭，故先下手为强。杨宇霆事后曾直言不讳地对人说：“汉卿和郭松龄那么要好，那么信任，到时一拖延，郭也许死不了，那可就要我姓杨的性命了。”但张作霖不知杨宇霆的真正心思，认为他说得有理，便不再追究。
事实上，张学良当时确有救郭松龄夫妇之心。他在兴隆店的火车上听说郭松龄夫妇被俘后，也怕他们遭毒手，便连忙让秘书处处长拟电稿，令部下将郭松龄押送到他自己的司令部来，然后将他们释放。张学良曾对刘处长说：“郭松龄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要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但是，张学良的电报还未发出，郭松龄夫妇就遇害了。
郭氏夫妇被杀后，尸体被运至沈阳，放在小河沿示众。张作霖、杨宇霆还命人将郭氏夫妇的“罪行”和尸体照片，印成文件发给奉军各部传阅。据说，文件送到张学良手中时，张学良十分悲痛，忿忿然地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心中对杨宇霆公报私仇的做法十分愤慨。张学良后来杀杨宇霆，与此事不无关系。
第十二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六）
别出心裁的“善后”
从11月23日开始，到12月24日为止，历时一个月的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最终以郭松龄的完全失败而告结束。
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首先，是由于日本的干涉。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采取骑墙观望态度，但在郭松龄取得连山大胜之后，日本因担心张作霖的倒台使它的侵略利益受到损害，终于站到张作霖一边，从而使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向张作霖一边倾斜。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曾分析说：“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其次，郭松龄倒戈前建立的郭、冯、李三角同盟很快就因利益冲突而瓦解。郭松龄和冯玉祥事先虽然签订了秘密协议，但郭松龄举事后，冯玉祥的国民军不但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未给郭松龄以任何实际援助，而且还违反约定，乘机夺取李景林的地盘。李景林反张本来就不坚决，他之所以参加“三角同盟”，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避免为冯、郭所吞并。郭松龄举事后，国民军仍要夺他的保定、大名地盘，使他十分恼火。再加上李景林的父母均在奉天城，他们在张作霖的指使下，对李景林做了工作，李景林遂改变态度，由反奉变为拥张。他不但释放了被郭松龄扣押、由他负责看管的20多名奉军军官，而且以武力威胁郭军后方，郭松龄被迫分兵把守山海关。盟友在背后插刀，郭军变成了孤军奋战，最终败亡。
此外，主观上的原因更为复杂。
第一，郭松龄举兵倒戈，不管其动机如何，就其实质而言，无疑是一次军事投机。尽管许多人都认为，郭松龄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是为了反对军阀专制而毅然举义的，但从他发难的整个过程来看，郭松龄的政治主张是含糊不清的。与其说是要反对军阀政治，不如说他只是对张作霖、杨宇霆的排挤压迫的一种反抗。他采取的反父不反子和“清君侧”的做法，尽管也可看成是一种策略手段，但它毕竟反映出郭松龄的矛头所指并非整个军阀专制制度。即便郭松龄的倒戈带有某种进步性质，这也只是停留在郭松龄和少数亲信的脑子里，绝大多数郭军官兵根本不明白。郭松龄并没有作政治动员，使官兵们了解举事的政治意义，相反，他是一方面假借张学良的名义，一方面靠军队纪律，连骗带压，驱使大多数官兵走上战场。此外，郭松龄起事匆促，未作周密细致的准备；企图利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突然袭击，侥幸取胜，这些也都反映了倒戈的军事投机性质。一旦他所能暂时利用的有利条件丧失，迅速崩溃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举事以后，郭松龄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这也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滦县举事之初杀姜登选，其心胸狭隘使郭军许多官兵产生自危感。郭军占领锦州之后，郭松龄又下令休整数日，没有乘胜前进，实际上贻误了战机，是军事上的一大失策。此外，在占领锦州前后，原属奉系的热河都督阚朝玺及汤玉麟、于琛徵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对奉张发生动摇，愿同郭松龄建立联系。阚朝玺还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来到郭军中，与郭松龄接洽，并提出了阚的条件。但郭松龄对此事的处理却极不慎重，未能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将其拒之门外，丧失了一个分化奉系的好机会。结果，阚朝玺等人巴结不成，最终仍站到了张作霖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