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勋来说，这一任命显然还不及其所望（他最希望得到的职位是既有兵权又有地盘的总督或巡抚），但也总算是又爬上了一级新台阶。这年，他已经55岁。从26岁当旗牌兵开始，奔波行伍近30年，他基本上没有得到过越级超擢，不走运时，一连间隔整整10年没得半点提拔。但最终，硬是被他一步一个脚印，坚忍不拔地登上了大将高位。清朝的官制，提督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其地位仅次于总督而与巡抚平行（一般由巡抚兼任）。因此，退一步说，像他这样一名放牛伢仔出身的军人，能够走到这一步，也该算是非常之荣幸了。
按照惯例，一品大员受任新职，必须进宫谨见皇帝，当面接受“圣训”，并磕头面谢天恩。张勋早已知道皇帝正被监禁在瀛台，进宫谢恩只需拜见太后就行。他要拜见太后已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有空回京，他无须什么人给予安排，随时可以乘便进宫请安。不过，那往往都是礼节性的见面。以他那时的官职，太后一般不会跟他议论什么军国要事，尤其不会跟他品评当朝权要人物的短长。可是，这一回进宫，太后在跟他寒暄几句之后，竟突然问他说：“张勋，听人说，袁世凯在外面植党营私，行贿受贿，贪私枉法；还有人说他权高势重，将来必步曹孟德后尘。你在外面耳目灵便，你给我说说看，他这人到底怎么样？”
张勋一听不禁大吃一惊，但随即，他便感到了十二万分的荣耀。显然，现在太后已再也不是把他当做一名亲昵的小奴看待了。她已经正式把他放到了心腹大臣的位置之上。这种明确的身份变化，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信息啊！
然而，伴随着荣宠到来的却是严酷的威命。过去，他作为一名亲昵小臣，太后不会用严格的眼光去审视他，即使某些言行举措有所失当，她也只是一笑置之。因而，他在太后跟前反而可以略略随便一点。而现在，他成了一名太后信得过的大臣，说出话来可是要负责的！他知道太后说的“听人说”袁世凯如何如何是听谁说的。原来这时，清朝宫廷里，正有一批少壮派满族亲贵对袁世凯的势高权重极为担心和不满，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在慈禧太后面前喋喋不休地弹劾袁世凯，试图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膨胀，尤其想解除他的军权。而袁世凯则利用与奕？的特殊亲密关系，千方百计地抗拒这批满族亲贵的攻击。袁世凯、奕？同少壮派满族亲贵之间的这场斗争，早在1907年就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到这时，更是朝野皆知。从内心里讲，张勋虽然知道袁世凯培植私党等等都是事实，但他更看不起那些志大才疏、狂傲无能的亲贵无赖子。比较起来，他倒觉得袁世凯这种雄才大略的汉族大臣对朝廷更有作用。从爱护大清江山出发，他也宁愿拥袁而不屑与那些亲贵无赖子为伍。然而，亲贵们的利益毕竟连着太后的心，天下也毕竟是他们爱新觉罗氏的天下，张勋可招惹不起这批傲爷们。因此，他只好来个躲闪政策，试图逃避过去。他给太后又磕了3个响头说：“启禀老佛爷，袁宫保乃是朝廷枢臣。实非奴才所敢妄议。”
可是，“老佛爷”却不放过他，继续追问说：“张勋，你可别因为他举荐了你而有所忌讳。你这个提督官可不是他给你的。他不提上名来，我也记着你呢！有什么话，你但说无妨。”
看样子，不表上一个态是万万不行的了。而且，听“老佛爷”的口气，还好像是专等着听他证实袁世凯的问题呢！这可怎么办是好？时间紧迫，容不得他再多思考，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老佛爷在上，照奴才看来，袁宫保还不失为一位一心辅国、励精图治、夙夜辛劳的有功之臣呢！至于袁宫保是否有什么过失，奴才实在说不上来。不过，人可是都有些毛病的，倒并不单是袁宫保一个。”
张勋这态度已经很明白了，他终究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不过，他也没有否认袁世凯有问题，只是用大家“都有些毛病”的大实话来为之开脱，总算是留了一点退步的余地。他表完这番态度后，额头上已是冷汗涔涔，须知这可是冒着忤逆太后的旨意的危险说的啊！
然而，太后听完，却轻松地笑了起来说：“张勋，你这孩子可真是个实心人呢！我知道你不是袁世凯的人，可是，你也给袁世凯说好话。看来，有些人确实不谅任事之艰苦，自己办不了大事，看着别人办得红火了他又嫉妒。这可不好！”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张勋如此仗义地为他说话，这可真有点叫他感动。鉴于云南地处鄙远，民穷财匮，而张勋已在天津和北京两处安家，远行不便，袁世凯立即便找到了回报张勋的办法，他向慈禧太后奏称：“关外初定，张勋肩负重任，不宜遽去。”于是慈禧太后随即补下一道“上谕”，“着张勋仍留奉直带兵”。到当年8月，甘肃提督出缺。在当时看来，甘肃比云南地方要好。于是，袁世凯又在太后面前活动把张勋调任了甘肃提督，仍然留在奉直带兵。
从一般观念出发，人们很难想象慈禧太后对张勋宠信到了什么程度，但有一件事情却足以说明这一点。
1908年10月，张勋刚从北京拜受甘肃提督新职后回到奉天没几天，慈禧太后却又突然召他入京，赐他在颐和园万寿宫入座听戏。这时，慈禧正住在颐和园里，身体老迈衰弱，离着她的死期只有一个多月。她没有给张勋安排新的差事，只夸奖了一番他的忠诚厚道，说他在外这些年辛苦了，叫他在园子里听听戏，好好玩玩。这一玩，便一直玩到她死的那天为止，她一直没有让张勋离开过她。
这实在是一件蹊跷事。一名外省提督被召入内廷陪伴皇太后“玩”了整整一个多月，即使不说是史无前例，最起码也是大清朝的第一回。鉴于这时的张勋还既非朝廷枢臣，也非封疆大吏，因而，不会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去考证他的这次破天荒的大恩遇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但我们可以想象，慈禧太后绝不会真的毫无目的地把他召到身边来陪她听戏。
据有关史实分析，极大的可能性是，慈禧太后当时正在等候时机授予张勋新的重大任命。因为据说就在这之前不久，慈禧太后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袁世凯准备趁慈禧一旦病危时，废掉光绪，拥戴奕？的儿子载振为皇帝。尽管慈禧太后本人也早就恨透了光绪，并曾作过废掉光绪的安排，只是因为遭到列国反对才算作罢。但这种事情怎么说也只能由她老人家亲自来作出安排，而绝对轮不到袁世凯去暗中作祟。更何况一旦袁世凯的阴谋得逞，必然要危及整个爱新觉罗王朝的命运！她老人家纵然再恨光绪，也不能容忍袁世凯的这一篡逆阴谋。所以，这时候，她已断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来挫败袁的阴谋。她先把奕？调去查看东陵工程，然后把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统辖的北洋军第六镇调出北京，开往涞水；把少壮派亲贵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北京接防，解除了京师的隐患。接着，便宣布接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进宫教养，并授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溥仪是光绪的亲侄儿。而袁世凯却是光绪所仇恨的人。因此，慈禧太后这两道“懿旨”一下，就明显地表明了她的心眼已偏向了少壮派亲贵一边，不仅挫败了袁世凯企图立载振为嗣皇帝的阴谋，而且为日后剪除袁世凯本人埋下了伏笔。
就在立溥仪为嗣的第二天，光绪病死瀛台，溥仪登极。再过一天，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她还没来得及最后处置袁世凯和奕？及其遍布各地的爪牙们，就先期完了蛋。但她心里一定有一个处置这两位危险人物的一揽子计划。在这个一揽子计划中，就可能有需要用着张勋的地方。只是她到底打算把张勋派上一个什么用场，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张勋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内幕的详情，但他也不是傻瓜。呆在“老佛爷”身边一个多月，况且这时满朝大臣他全都熟识，军机处里奕？、袁世凯、张之洞都是他的老上司，另外还有一位老朋友李莲英，多多少少他已经感觉到了一点异常的气氛，奕？不在家，他就先去拜访张之洞。张之洞只显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跟他哼哼哈哈瞎应付。他又去拜访袁世凯，袁世凯已显得十分消沉，远不是过去那副锐气横溢、勃勃进取的姿态了。他只是冷冷地嘱咐他好好休息，恭候圣命，谨言慎行，勿失大将风范云云，仍然使他不得要领。他很想闹个明白，便又悄悄地去问总管太监李莲英，想探听探听到底“老佛爷”心里在打什么算盘。李莲英的一句话把他吓出一身冷汗，他说：“你老哥打听这个干吗？你难道还想作瞿鸿衤畿第二吗？”
原来早在1907年上半年，慈禧太后就曾打算把奕？撵出军机处。她在一次和另一军机大臣瞿鸿衤畿单独谈话时，偶然说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瞿军机一时得意忘形，回到家里，竟在枕头上把这件秘密悄悄告诉了他的夫人。而这位夫人又把消息告诉了一位在北京某外文报馆做事的亲戚。这亲戚又把消息传到一名英国记者的耳朵里。这英国记者便把消息发回伦敦，登在大不列颠著名的《泰晤士报》上，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便据此去找外务部，讯问有无此事。结果弄得慈禧太后非常被动。她禁不住勃然大怒，不仅矢口否认她曾打算开缺老庆，反而降旨将瞿鸿衤畿革职驱逐回籍，永不叙用，给她本想排除的庆亲王奕？赶走了一个冤家对头，进一步巩固了老庆的势力。
张勋自然知道这段故事。因而李莲英的话意，他一听就明白了――显然，太后正在酝酿重大人事更动计划，而在这场人事更动中，她正需要借重他张勋的忠诚，以便在万一发生不测时，作为自己的贴身护卫。只不过因吸取了过去瞿鸿衤畿泄密的教训，她不再轻易把这个意思告诉他罢了。不管怎么说，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太后对他的至深至切的信任。张勋不禁又一次为自己能够受到太后的如此宠信而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
在内廷传出太后病重的消息之前的整整一个多月里，张勋每天装出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或在颐和园里随处游玩，咧开大嘴傻呵呵地开怀大笑；或到各友人府上拜访聚赌。然而，他的内心里却焦急异常，一颗心悬悬地总觉得突然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他必须随时准备奔赴御前保驾。终于，在他的焦急等待中，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了。事实完全证实了他的猜测。当太后关于立储和授命摄政王的懿旨一下，他便立刻明白，袁世凯已经成了他的潜在敌手。对于这一点，他没有感到尴尬。尽管袁世凯与他关系密切，但如果袁世凯因此而发动兵变的话，他张勋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正统的太后和储君一边，毫不留情地向袁世凯发动攻击。可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而太后却眨眼间就死了。于是，他这一趟被太后召进京，终于没有被太后派上预定的用场。却意外地赶上了为这一对牵扯着中国历史进程的“爷儿俩”送终吊孝。
关于光绪和慈禧太后为什么会在先后两日内相继死亡的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历史悬案。有的人说是慈禧太后知道自己行将死亡，故使人先期毒死了她所痛恨的光绪皇帝。有人说是袁世凯见太后将死，怕光绪掌权后要报复他戊戌年间的出卖恶行，故勾结奕？、李莲英等人毒死了光绪。这些说法孰是孰非，连继承了皇位的溥仪后来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袁世凯的神经必定紧张到了极点。以他的精明狡诈，他不可能不知道，无论太后死与不死，他的命运都已到了至为严重的转折关头。可喜的是，他的北洋诸将实际上仍然牢牢地控制了差不多半个中国的军政大权。他还有机会从容地周旋于朝或逃避于野。而这时候，作为他十几年的属下，本该坚定地站在他袁世凯一边的张勋，却偏偏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太后的怀抱，这不能不叫他感慨系之。尽管张勋这样一介莽夫，并不能对他构成多大的威胁，但看着他那副傻乎乎地在宫廷内外摇来摆去的样子，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然而，张勋却不管你袁世凯的什么眼色。他认为他誓死捍卫皇上和太后的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光明正大的。他并不想故意和袁世凯作对。他知道太后调他进京也仅仅是以防万一，并不表明袁世凯真会贸然造反。而只要袁世凯一天还表示忠于皇室，他便一天不抛弃和袁世凯的友谊。因而尽管袁世凯已经对他心生了芥蒂，但他对袁世凯，心里却仍旧坦然得很。他几乎是开诚布公地和袁世凯保持着亲密朋友和潜在敌对的关系。他这种奇怪的思维和举止，简直弄得袁世凯对他啼笑皆非。
皇帝、太后一齐死了。张勋和所有的王公大臣们一起，身穿缟素，一连27日每日排班到灵前号哭3次。本来，他作为一名外省提督，只能在任所领旨遥祭。而现在他却能置身于宫廷与诸王公大臣一道哭灵穿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又因此而获得了隆裕太后的好感。这一方面是因为早在慈禧在生之年，他的忠实勇猛和深受太后宠信的情况，就已为隆裕所深知；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哭得比任何人都更真心实意。
历史上每一回皇帝大丧都必然要引发一场或明或暗的、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此番“两宫升遐”，自然不会例外。因而，尽管表面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哭丧着脸，跪在灵前磕头号哭如礼，但内心里却是各怀鬼胎，辘辘地转着争权夺利的鬼点子。即使不说是99.9%，最起码也有99%的人是在那里干嚎假哭。惟有张勋是不带任何杂念而纯情地为着他的皇天后土的仙逝而悲恸欲绝。他的沉痛彻骨的哀悼绝不比同时死了丈夫和“亲爸爸”的隆裕太后来得逊色。如果当时有人注意观察的话，他一定会看到满朝亲贵和文武大臣中，实际上只有两个人是为死者动了真情。而他们就是隆裕太后和张勋。这绝不仅仅表现在那种涕泪满面、哭声震天的外在形式上，而是表现在那种昏天黑地、茶饭不思、心肌抽搐、唇冷齿寒的心理感受上。这种心灵重创的内在表现，是再高明的表演艺术家也装不出来的――仅仅过了3天，时年55岁，身体健壮如牛的张勋便眼窝深陷，脸皮紫疳，全身整个儿落了一圈肉。夜晚回到家里，梨园出身的二妾傅筱翠禁不住娇答答地凑到身边来，轻轻地摇着他的肩膀劝慰说：“老爷，你这是何苦来呢？老皇帝死了，自有新皇帝登极，你要作忠臣，也患不着总恋着个死皇帝呀！”
照说，这傅筱翠的话虽然显得粗俗了一点，但也并非没道理，而且显然她是真心体贴张勋。然而，张勋听了，却勃然大怒，竟举起巴掌“啪”的一声，把个娇兮兮的爱妾扇翻在地。吓得那傅氏忙捂住小白脸上五根火辣辣的粗大红指印，跌跌撞撞躲入内室双泪长流，只是哽哽噎噎地哭了个死去活来而丝毫不敢出声。
虽然隆裕太后并不知道张勋家里所发生的这一幕惊泣鬼神的生动情节，但她显然以一个妇人所特有的细心注意到了张勋的与众不同的主要表现。因此，连续27日的哭灵仪式一结束，她便同摄政王载沣一同召见了张勋。她对摄政王说：“看看吧，这才是咱大清朝的大忠臣啦！你说吧，你打算怎样安排他？”她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要摄政王表态提拔他。而张勋已是提督，再要提拔，起码得是总督或尚书。
然而，摄政王却说：“国方重丧，各官宜暂谨守具位。张勋前在奉天当差，老祖宗诏命进京，现事已毕，可先回原位。”载沣显然是在藉故搪塞。原因很简单，他知道张勋和袁世凯关系密切，而他却远没有慈禧和隆裕知其之深。因而，他对提拔张勋不能不有所顾虑。
隆裕太后没想到载沣会和她意见不一致，又不好当着张勋的面驳回他。只好说：“那也好吧。只是记着我的话，早晚你可别亏待了他！”
投靠袁党受株连，闲差江防娶小毛
张勋刚回到奉天没几天，朝廷便传来通报，称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开缺回籍养疴”。张勋很清楚这是摄政王在故意跟袁世凯过不去。尽管张勋明白他曾被慈禧太后调回北京内卫新君即位，暗防袁世凯行逆。但他的原则是只有当袁世凯确有叛逆行动时，他才开始与袁世凯决裂。而后来的事实却已经证明袁世凯并无反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只能认为袁世凯仍是大清朝的忠臣和他的好朋友。现在摄政王挟私怨报复袁世凯，他便不能不为之抱着几分同情。
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再过一个月，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尚书陈璧又被革职永不叙用，徐世昌得旨调京接替陈璧之职。另调云贵总督锡良接替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锡良是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历来以为蒙古人比汉人更为可靠。因而，他们的原则是满蒙为上，汉人下之。现在调锡良来总督经济和战略地位至为重要的东三省，而把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调任不大重要的邮传部尚书，显然也是摄政王继续打击袁世凯势力，试图夺回各地军政大权的步骤之一。如果说张勋对于袁世凯被逐的遭遇还仅仅是有点儿同情的话，那么现在他对于摄政王这种党同伐异，打击一大片的做法，便已经是颇为不满了。而更令他不能忍受的是，徐世昌办完交接还没离开奉天，刚刚接任的新总督锡良就对他张勋吹胡子瞪眼睛，肆意指责他“与匪为友”“防剿不力”，责令他重新审查各受抚匪帮的忠诚程度，加以裁撤整编，并必须按照他的提名任免各营军官。可见，锡良已秉承摄政王的旨意，把他张勋也划入了袁党之列，必欲加以排斥打击。张勋便明白跟着这位新任总督，他将会遭到什么厄运了。
面对这故意的刁难，张勋简直气昏了眼。但是，公然抗上是绝对不行的，而忍辱照办，他又于心不甘。无奈之下，他只得干脆向新总督请假，声称他与离任总督徐世昌共事多年，僚谊甚深，理应送他回京。按照当时的观念，这种忠于友情的做法，通常被认为是合理，而且是高尚的。因此，锡良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