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鲁在百日维新前后，与康、梁等维新派关系十分密切，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小的。他不仅多次代康有为呈递变法奏章，而且康有为当时不便讲，或不敢讲的许多话，都通过宋伯鲁之口讲了出来。譬如，效法泰西上下议院之制，设立议政处、立法院等建议，即由宋伯鲁提出。又如，顽固派企图借赴上海办报，将康有为排挤出京师。宋伯鲁即于五月二十九日提出“官报宜设京都”的主张，与守旧势力针锋相对。维新派要开懋勤殿，宋伯鲁便带头上折提出“请选通才以备顾问”的建议，并首先推荐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参与其事。
宋伯鲁与维新派之间这种密切合作的关系是始终如一的。戊戌七月之后，新旧两党矛盾已极度尖锐。守旧势力十分猖獗，京师气氛极为紧张，宋伯鲁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同康有为交往更加密切。他于七月二十八日代康有为递上了弹劾“昏老悖谬、阻抑新政”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省臬司魁元，主张用李端？、陈宝箴等倾向维新的大员取而代之。直到政变前夕，他还和杨深秀等人同往康有为住处慰问。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颁布了训政诏书，宋伯鲁还代维新派递上了最后一个奏折，痛陈列强“眈眈环视，旦夕宰割”，要光绪皇帝采取紧急措施，重用康有为以挽危局。
第六节 新旧两派大斗法，帝后各自心如镜
光绪心中没底，维新人士心中也没底，因为老佛爷西太后一直保持着沉默。
慈禧太后不听则已，一听则脸色为之一变，勃然大怒。
刚毅用嘶哑的哭声向慈禧太后请求说：“太后如再不出面阻止皇大清的江山就完了。”
在慈禧策划政变的同时，康有为也在密谋采取果断措施，组织力量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
京、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日益紧张。
英领事当众声称“最毒不过妇人心”，威吓如有废帝之举，“中国必纷乱，各国不能默尔”，英国可以在一周内从印度调兵30万来华。
慈禧带着光绪自西安回宫，光绪又在瀛台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七个年。
后台阴谋
在整个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一直有一个巨大阴影笼罩着，给人以不祥之感。光绪心中没底，维新人士心中也没底，因为老佛爷西太后一直保持着沉默。最高统治者不发出明确的指令，使变法的舞步跳得有些乱，终于步履匆匆地跨入了最后的一百天。百日维新算是打到了太后的门前，西太后终于要出场了。
维新变法活动在甲午战后风起云涌，已有数年，深居颐和园的西太后并非不知，但却一再冷眼旁观，并无动作。这个老妇人对政治并无成见，一心关注的只是权力，只要大权在握，便由得光绪他们去闹，等到时机成熟，再来一网打尽。
还在德国强占胶州后不久，一天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去朝谒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指责光绪皇帝说：“九列重臣非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光绪皇帝泣谏道：“祖宗若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慈禧太后没有同意光绪皇帝的要求，但也没有坚决表示反对。这使光绪皇帝感到有一线的希望。同时由于恭亲王的去世，减少了一个对光绪皇帝制约的因素，也给光绪皇帝发出了一个信号，他感到改革的时机已到，康有为的奏折一上，则起了加速的作用。于是光绪皇帝决意变法，他感到与其坐听慈禧太后之纵肆守旧，地必尽割，而国必偕亡。与其亡国为轵道之降，煤山之续，既丧国辱身，又贻谤千古，不如冒险而变法，成功则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成也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生机。于是光绪皇帝下定决心与慈禧太后摊牌较量，他先将徐致靖所呈康有为的奏折送颐和园请慈禧太后御览，随后又让代替恭亲王处理朝廷日常政务的慈禧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转告太后：“太后如果不给我事权，我宁愿退让此位，不能为亡国之君。”
庆亲王来到颐和园，将光绪皇帝的话转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不听则已，一听则脸色为之一变，勃然大怒，厉声说道：“他不愿坐此位，我也早已不愿他坐了。”庆亲王即劝道：“太后何必与皇上动怒，圣体安康要紧。不如由皇上去办，等办不出模样时再说。”慈禧太后一听，此话也有道理，不如以退为进，冷眼旁观，等待时机成熟，再来整顿局势。
慈禧太后也感到自对日战败以来，国势日益阽危，国内对清王朝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让光绪皇帝搞一些改革，也可缓和一下国内的不满情绪，于是她同意放权，让光绪皇帝去进行变法维新。
庆亲王带回慈禧太后的口谕：“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
慈禧太后态度的转变，使光绪皇帝感到十分意外，但他毫不怀疑太后有什么阴谋圈套，以为她终于想通了。于是光绪皇帝立即召集翁同（等大臣商议如何进行变法改革事宜。
6月9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明定国是，实行变法新政的要求。慈禧太后说：“如果可以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于是光绪皇帝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次日即令翁同（起草明定国是诏书，速交太后审阅。
早在光绪皇帝宣布明定国是诏以前，顽固守旧派大臣已经闻到了变法的气息，于是纷纷乞求慈禧太后保护他们。6月8日庆亲王、荣禄、刚毅到颐和园朝谒慈禧太后，他们向慈禧太后哭诉了光绪皇帝的“任性乱为”。
慈禧太后说：“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
刚毅答道：“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伏地痛哭，言奴才婉谏，屡遭斥责。
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
荣禄答道：“一切只有翁同（能承皇上意旨。”
刚毅用嘶哑的哭声向慈禧太后请求说：“太后如再不出面阻止皇上，大清的江山就完了。”
慈禧太后冷笑一声说：“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你等不必着急，且回去做你们该做的事。”
在光绪宣布明定国是的前一天，慈禧太后一方面对明定国是诏书表示赞成，另一方面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刚毅改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崇礼则任刑部尚书，从而将政府的几个要害部门都控制在自己手里。
明定国是诏书下后，荣禄曾指使杨崇伊等人参劾康有为，诬蔑康有为“辩言乱政，私立保国会，白日聚集千人，举国骇然。”但光绪皇帝对此置之不理，反而下诏召见康有为，这无疑是对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守旧势力的一种挑战，这更加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惕，于是与荣禄等人加紧了密谋活动，并精心策划了一个阻挠和破坏变法的周密计划。
6月15日慈禧太后利用自己的家长地位和多年来对光绪皇帝的积威，连下三道谕旨，强迫光绪皇帝以自己的名义宣布。
首先，慈禧太后以翁同（“渐露揽权狂悖”，断难胜任枢机之任为罪名，坚决要求将翁同（革去一切职务，驱逐出京，开缺回籍。翁同（之职由直隶总督王文韶代替，而任命荣禄担任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
翁同（不仅全力支持变法维新，并且“筹划新政，仅其一人”，“一切只有翁同（能承皇上意旨”，他是光绪帝最可信赖的近臣，而且还是沟通维新派与皇帝之间的中心人物，“保荐康有为，才堪大用，为满朝忌而恶之。”现在慈禧太后将翁同（“开缺回籍”，等于斩断光绪帝的一只得力助手。其时，虽然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和御史宋伯鲁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变法，但他们俱是微职文臣，起不到参与决策的重大作用。这样，光绪帝就处在“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孤立地位。慈禧太后这一“清君侧”，是顽固派有计划地扼杀维新运动的第一个信号，对维新派是个重大的打击。光绪帝也深感西太后这一着的棘手，所以当他接到“懿旨”时，“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为之悲痛欲极。
同时，慈禧太后还向维新运动布下了秋后算账的罗网。
一是从光绪帝手中揽去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授任大权。在处分翁同（的同一谕旨中又谕：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等官，亦一体具奏谢。
二是把亲信王文韶调入军机处，安插在光绪帝身边，以填补翁同（的空缺，以便进一步控制军权。谕：“命直隶总督王文韶迅速入觐，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五月初五日又命王文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充北洋通商大臣。
三是安排光绪帝于当年秋恭奉太后巡幸荣禄控制的天津阅操，实际上向维新派发出警告，皇帝的命运仍掌握在她手中。
慈禧太后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很明显的是向光绪帝和维新派人士布下天罗地网，“俟到时候”便可把他们一网打尽。
新旧斗法
西太后的阴谋活动，光绪帝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可是帝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是由暗争发展为明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光绪帝在变法道路上的步伐决不能停滞下来，只有顶着慈禧太后掀起的阵阵恶浪，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才能在变法运动中把权力从西太后手中“变”过来，否则权失位废的日子必将降临。为此，光绪帝加快变法步子，改革措施倾盆泼出，同慈禧太后针锋相对，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气魄。
光绪帝发出的变法谕旨像针一般地刺痛着顽固派的神经脉络，他们则以消极的或公开的方式进行抵制。所以有的改革措施光绪帝没有交“该部议奏”或“著该王大臣议奏”，而尽量运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发下，形成事实。可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因为牵涉面广，影响深远，故不得不交枢臣议奏。最突出的是关于设制度局一案，维新派与顽固派白刃相见，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设制度局本是康有为的建议，是一项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在中央设制度局等于朝廷另设中枢，可以安插维新派人士入值其中，或主持分局，成为推行新政的指挥部，这样，被顽固派把持的军机处、总理事务衙门等部可甩在一边而放开手脚推行变法。光绪帝对设制度局极为重视，在颁布明定国是诏以前就开始酝酿筹划。由于此事触动各级官吏的切身权势，同时也不能过于刺激慈禧太后，所以光绪帝持慎重的态度，盖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众议以行之……饬下总理衙门议行。光绪帝企图通过“众议”来推行这一重大的改革措施，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以顺利设置制度局。翁同（也想开制度局，并且主张康有为入值其中，同光绪帝的考虑完全合拍。康有为关于设制度局的建议，在京师已广为传播，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王鹏运及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都对开制度局深表赞同，并奏请光绪帝御乾门以誓群臣，造成置制度局的声势。然而这次光绪帝责令枢臣众议大失所望。枢臣以事关创制为由，对“众议”旨令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顽固派敏捷地感到一旦制度局设立，他们的权势就会转移到维新派手中，因而用消极态度进行抵制。光绪帝对枢臣敷衍性的“会议”极为气愤，责以“无得浮词搪塞，倘仍敷衍塞责，定必严办。”迫于光绪帝一再催促，于六月十四日（8月1日）主持总理事务衙门的慈禧太后亲信奕？等人联名上奏，对设制度局和十二分局同原来的六部职掌套在一起，以所谓“成宪召垂，法制大备”的理由，提出了“不必另开制度局”的否定意见。此时朝廷上下流言纷纭，说什么开制度局是“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军机大臣认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王文韶唆使顽固派说：“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用狡猾的手法敷衍抵制。一时开设制度局成了清统治集团中顽固派和守旧官吏攻击的主要目标，光绪帝在非常孤立的情况下也不便强令开设，只好搁置一边。到六月十五日（8月2日），光绪帝亲自主持的变法运动已成一定的声势，顽固派害怕光绪帝运用有利形势，强令设置制度局，那位一贯在紧要关头出鬼点子的礼亲王世铎，又冒出来纠集了一些顽固分子上奏折“修正”康有为设制度局和十二分局的建议，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办法”，抽去制度局和十二分局的核心，塞进王文韶与枢臣达成的“定议”，使康有为开制度局建议的本意面目全非。
康有为曾把他的建议同世铎的“变通办法”其要点做了一番对照，他指出：
所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一条了矣……我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夫司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万国宪法，与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虚文矣。
开制度局是光绪帝筹划维新变法的核心问题，也是决定变法深度的中心内容，光绪帝竭尽全力希图付诸实行，以慈禧太后为总后台的大小顽固派和守旧官吏纷纷站出来抵制，以流产告终。因为维新派处于无权地位，光绪帝皇权的力度还达不到冲破顽固派的壁垒使其脱颖而出，为此，一系列的改革项目也因为没有开制度局和十二分局作为支柱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王照事件
维新变法运动每迈出一步，都遭到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
康有为是维新派人士的领袖，自倡议维新，主张变法以来，他成了顽固派和守旧官僚攻击诬陷的众矢之的。
首先，礼部尚书许应6在五月四日（6月22日）上奏折攻击康有为：
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
光绪帝不但没有理睬许应6的弹劾，反而责他“该尚书嗣后遇事务当盖加勉励，毋负委任。”接着顽固派头目军机大臣刚毅指使许应6去收买御史文悌上奏折，再次弹劾康有为。文悌写了疏奏呈进光绪帝，“军机刚毅得折甚喜，以为必去康有为。”不料皇上阅折大怒，谓文悌受许应6指使，将革职，经刚毅求情，才令回原衙门行走。
顽固派抓住康有为大做文章，光绪帝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8月2日发生了许应6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事件，为了扫除维新运动的障碍，光绪帝也抓住许应6开刀，煞煞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许应6，广东番禺人，任礼部尚书，掌握科举大权。他竭力反对新政，阻挠变法，曾遭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的参劾，光绪帝命他按照所参各款明白回奏。许应6在回奏中，混淆视听，借题做文章，大肆诋毁康有为。8月2日礼部主事王照上书陈事，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内容。此折交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6代为呈递，为许应6、怀塔布所拒绝。王照复交礼部侍郎？岫、溥廷页代递又遭拒绝，他又具呈劾堂官阻遏，声言如不予代递即往都察院亲递，怀塔布、许应6才勉强允诺呈递。许应6又劾王照“咆哮公堂，藉端挟制”，并声称日本多刺客，请皇上游历日本是置皇上于险地，请加惩治。王照乃礼部小官，他倾向变法，其上书内容除请光绪帝奉皇太后巡幸中外，其他内容不甚紧要。然光绪帝抓住这事件做文章，显然是为打击顽固派找一借口而已。9月1日上谕军机大臣：
朝廷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言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虑也……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
顽固派也知道光绪帝把怀塔布和许应6著交部议处，是杀鸡儆猴，作为打击阻挠变法行为的突破口，进而由此带出一连串事件，把阻格势力压下去。老奸巨猾的军机大臣徐桐纠集一些守旧官僚上奏折，企图堵塞缺口，避重就轻，不了了之。他们“应议”后在七月十九日奏称：
查律载，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等语。此案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于司员呈请代递条陈，狃于积习，钦奏谕旨均交部议处。应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左侍郎？山由，置左侍郎臣部右侍郎徐浍沣，右侍郎宗室溥廷页，置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汉，均照事应奏而不奏者私罪降三级调用例，议以降三级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