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一生能读多少书取决于境遇，与什么书相遇则可能是前定的命运。
我最难忘的书，肯定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初版。我是1983年离开北京前在琉璃厂新华书店的库房里找到它的，而阅读则在这年的深秋。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有雨的深夜，在福州长安山木屋里读到它的结尾时，情不自禁地大哭了一场。虽然那些年我为自己流过好几次泪，但这次泪是为历史与个人的关系而流的。
如果按照卡夫卡的观点，只有有了“悲剧”这个词，悲剧才会发生。我想一定是《万历十五年》决定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不能用青春的心情感受那个已经让人怀念的年代，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几近深渊的边缘。
什么是深渊的边缘，通俗的说法当然是再走一两步便跌入万丈深渊。但对我来说却是对自己生活与工作意义的绝望，觉得个人的挣扎和努力于事无补，像在黑纸上写字，越描越黑。
《万历十五年》于我是难忘的，却不是值得感谢的。
值得我感谢的书是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
当我读到《符号学原理》时，这本书已经出版三年了。我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重温《万历十五年》和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之后，才得到和读到这本书。当时这套丛书已出版的其他著作都陆续买到了，唯独缺了这一本。托查资料的研究生在北京书店寻访，也是空手而返。
但是我终于得到了这本书。在我沉浸在历史的悲剧氛围中，循着海德格尔敞开的“存在之夜”越走越黑的时候，酒桌上一个朋友或许被我谈论《恋人絮语》的神情所感动，把他尚未读过的《符号学原理》慷慨地送给了我。
我多么庆幸自己读到了这本书。《符号学原理》在当时对我是一种拯救，它让我明白了孤独的知识个体存在的意义。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往往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挣扎，而现代的知识分子则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与行动的对立而苦恼：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取舍，汇入大众与躲进象牙之塔的紧张，既造成了社会对知识者的习惯期待，也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道德压力和精神负担。罗兰·巴特则从符号结构中独具慧眼地看到了“改造社会”与“改变语言”的相通性，认为“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因为他毕竟只是众人中的一员），甚至也不取决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他认为“对语言所做的改变”正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斗争。因此，他鲜明提出：“有些人期待我们知识分子会寻找机会致力于反抗权势，但是我们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这将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战斗，而且它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斗争……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说，是语言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
与法兰克福“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并不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用语言来改变世界的人，而是看做在语言领域中工作的人。在看到语言与世界的分裂，看到语言结构中的奴役与权势之后，他发现了在权势之外理解语言的可能性，这就是以语言活动的自由来破解语言中的权势。而最通常的做法是，把对事物的命名和判断转换为关于事物的话语，从而导致丰富的思维活动并展示语言本身的魅力。
《符号学原理》以“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论文选”为书的副题，除选收罗兰·巴特的同名著作外，还选译了他的演讲、论文和随笔。这是一本在怀疑文学的时代最有力地肯定文学意义的书，也是一本充分体现了思维与语言的活力、优雅和快乐的书。它让一个中国读者相信，在语言的领域里工作，既是一种承担历史的方式，也是一种自我解放的途径。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