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是一位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一生在银幕和舞台上扮演过近百个人物形象。可以说，在电影、戏剧观众中，不知道赵丹的人很少。然而，知道赵丹青年时代远赴新疆为开拓戏剧事业而蒙难五年的事迹的人也很少。即使有关的传记，对他这段一生中十分重要的经历也只是敛笔带过。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遗憾。可喜的是，这种遗憾终于由在新疆工作和生活二十几年的余开伟先生弥补了。从1981年开始，作者便开始着手收集有关资料，除了在新疆采访了当年与赵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外，还专程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访问了当年与赵丹在新疆共过患难的艺术家。从收集资料，到修改定稿，历时七载，给我们奉献了《赵丹西域蒙难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在赵丹传记的空白处补写了一阕震撼读者心灵的悲歌，为时人与后人留下了一段信史——一段让人感奋、让人沉思的信史。
这是赵丹人生和艺术生涯中十分悲凉的一页。那时，赵丹少年得志，二十来岁就在银幕上崭露头角，分别在电影《小玲子》、《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正是一个才具卓越的艺术家锐意进取，以期大成的黄金年华。可是，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由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时代条件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赵丹受到左右掣肘，举步维艰，根本无法在重庆进行银幕艺术的创造。艺术才华和灵感在郁闷的空气中窒息，青春时期蓬勃的创造力在浑浊、动乱的社会环境里湮没。于是，一则《新华日报》的消息便使赵丹和他的朋友们怦然心动：盛世才亲苏亲共，实行六大政策，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知名人士都先后赴新疆工作。新疆是歌舞之乡，又靠近苏联。这些，对渴望献身于救国和艺术事业却生活在毫无作为之地的赵丹他们来说，当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哪里知道，这片歌舞之乡那时也是罗网遍地、杀机四伏。盛世才的那一套不过是表面文章。尽管由于茅盾多方关照，并让赵丹他们归属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告诫他们时时暗中提防，只关注于新疆的戏剧事业，不谈政治，然而，他们防不胜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赵丹和他的朋友们演出了不少高质量的话剧，筚路蓝缕地开创了新疆话剧的新纪元；建立了实验剧团和孩子剧团，为新疆的戏剧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好些人都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戏剧界的著名人物）；并且，还开展“剧场革命”，扫除了旧剧场的陈规陋习，等等。尽管成绩卓越，但他仍然免不了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弄得妻离子散（赵丹的第一个妻子叶露茜和儿子苗苗，就是在这时受盛世才老婆的欺骗，被迫与赵丹永远分离的）。赵丹在新疆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却在之后过了近五年的牢狱生活。
《赵丹西域蒙难记》严格忠实于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依据确凿的材料，十分真实同时又十分生动地记述了青年赵丹在新疆五年多的经历，艺术地再现了赵丹当年的喜怒哀乐与性格特点。在我看来，该书不仅具有真实的史料价值和较好的文学性，而且有着对材料的深入认识和贴切把握。作者充分地看到了，赵丹蒙难新疆的这段重要经历，既有建功边疆文化事业先驱者的悲壮性，又有中国现代艺术工作者普遍的悲剧特点。年轻的赵丹和他的朋友们是怀着一腔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艺术探索的热血，壮怀激烈地踏上那富于神秘色彩的丝绸之路的。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本身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的悲壮性，体现着他们在辛酸、苦难和忧患中对于人生价值和艺术理想的执著求索，体现着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赵丹那奋不顾身地投入生活和艺术的精神，他的那种披荆斩棘的拓荒者形象，将永远激励和感召一代又一代献身于真正的生活和艺术追求的后来者。
然而，《赵丹西域蒙难记》的价值与意义，还远远不止于再现了一个真实悲壮的拓荒者的形象。它不只是一部让人感奋的书，也是一部让人不由得掩卷遐思的书。读这本书，会让人感到，赵丹蒙难新疆这段真实的悲剧，不仅是赵丹这个大艺术家一生悲剧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普遍悲剧的一个小小缩影，赵丹的这段经历，具有传奇的色彩，其中有不少事件表面看带有偶然性，但作者的目光穿越了表象，看到了隐藏在似乎是个别、偶然事件下面的实质，从而有深度地把握了对中国现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历史悲剧。这种悲剧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他们身逢乱世，处在动乱和黑暗的外部环境中，怀才不遇，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满腔热血和周身才华都被囚禁在冷冰冰的黑屋子内；另一方面，他们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热爱未来，自觉承担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孤独中始终执著于人生理想和时代价值的追求，但他们对环境的险恶和现实的虚伪性又十分无知，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艺术生命，他无法始终自守清高，有时不得不委曲求全，通过压抑自我来保护自己，因此心灵、性格和艺术事业受着深深的伤害。
这本书不虚美，不夸饰，亦不为贤者讳，其中还记述了赵丹两件鲜为人知的真实事件：一是在处境十分险恶、孤立无援的时候，出于缓解危机，保护自身和集体安全的愿望，编排了歌颂盛世才的活报剧《新新疆万岁》，结果事与愿违，剧中一个老官僚的形象惹恼了做贼心虚、自动对号入座的盛世才岳父邱宗濬，反而加速了厄运的到来；二是在酷刑的折磨下，他未能充当宁死不屈的英雄，终于屈打成招，承认了盛世才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托派”罪名，在伪造的供词上签了字。我觉得，如果作者没有秉笔直书的勇气，没有对事件本身的深入认识，是很难直面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这种真实的。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直面复杂人生悲剧的勇气和深刻的思想力，作者透过似乎是道德问题的表象，描写了真正悲凉的、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能幸免的（当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历史和人生的悲剧。它并不损害赵丹这段历史的悲壮性和一个大艺术家的光辉，它只是让人们陷入丰富的联想和沉痛的历史反思：在现代中国，在个性与环境、灵魂与肉体、生存与毁灭的紧张冲突中，这样的悲剧难道是赵丹独个的现象？它能简单归咎于道德或性格软弱的原因吗？
悲歌一阕。《赵丹西域蒙难记》不只是赵丹人生和艺术生涯中的一阕悲歌，也是中国现代不少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象征。
199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