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你也会觉得奇怪，不论世道人生怎样的艰难，不论文化气候如何的阴晴不定，诗歌依然以它顽强的姿态生长。任你喋喋不休地争吵也罢，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也罢，或者人为的困境与题中之意的艰难也罢，诗人诗作仍然在出现，一茬又一茬，一股潮流又一股潮流，一个又一个新鲜陌生的名字，像悄然出生的生命，像不可抑制的爱情，像突然跃上地表的地下河，常常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从“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到“归来”诗人群和新诗潮，再到新生代诗的反拨与实验，构成了近十几年中国新诗多么蓬勃、丰富、流动的景观。
我常常对着那些熟悉或素昧平生的诗人寄来的一本本诗集发愣；在这诗意贫乏的时代，我们的诗歌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在这个世纪的夕阳照临我们的时候，反观近百年中国新诗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行程，人们也许心中会有一种苍凉之感；我们的新诗还不成熟。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热情冲动的年轻诗人们显然加快了他们摸索、实验、“超越”的节奏，爱创新、爱竖旗帜和发宣言，爱自树流派与前辈诗人分庭抗礼。其中有很多幼稚可笑的东西，也呈现出诗歌创造的某些弊端。但在这不无浮躁情绪的背后，其实也蕴涵着诗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新诗除了继续创造，探索前进，没有别的捷径。新诗所以还未赢得传统古典诗歌所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并不是因为它未曾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遗产，也不是由于它未能接受西方诗歌的有益因素，而是在急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转型中，未能在诗歌语言、形式和功能等方面完成现代审美趣味和艺术价值的创造性重建工作，真正通过现代口语的再度提炼，全面指向现代本体诗歌的建设。这需要真正的创造力，需要非凡的综合与超越近百年新诗艺术实践成果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强立门户、自称新派就能奏效的。但是，没有创新和实验，诗歌道路就难以往前拓展，就不可能进步和成熟。因此，与其抱残守缺或站在道旁说三道四，我宁愿与虔诚、严肃的艺术探索和实验者们站在一起，在绵延不断的群山之中，迎迓峰巅地崛起。
“朦胧诗”之后的探索和实验性的诗歌，表面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呈现出一种走入无序的多元局面。但宏观把握，大体是朝着抒情定位的个人化和艺术追求的本体化路子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生代诗是个人与世界关系重新调整之后，诗歌话语进一步个人化的产物。当历史的噩梦变得遥远，人们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挣脱出来之后，面对的是一种更加复杂，也更加纠缠不清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是内心面临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诸如物质商品与精神追求、严肃与通俗、消费与囤积、现代价值与传统规范、高雅的艺术趣味与文化快餐、生存数量与质量、统一与多元，等等。另一方面是全球意识的增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隔离走向沟通，连国家领导人都在谈论“球籍”问题，诗人已开始把自己提到全球的位置去考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增强了诗歌意识的人类感。这代诗人的视野无疑比前代宽阔得多，但在旧的信仰已经动摇，新的信仰又未建立的时代阵痛与痉挛中，许多诗人表现出一种拒绝心态和认同平凡生命的现象，反映出巨大的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调；表现上也捐弃了与深度精神对应的象喻格局和变形世界，呈现出一种平面的散文风格。这与前阶段的朦胧诗和“归来”诗人群相比，有一种诗歌英雄主义和高贵性下落的现象，但他们对诗歌语言的高度重视，将其提到一个醒目的地位，却是新诗的一大进步。如果说，在朦胧诗阶段，诗歌的本体性还只是一个笼统的设计，那么可以说，新生代诗人已经指明了其语言上的指归。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近年诗歌，虽然表面上看来比较沉寂，诗的发展交织着客观条件和诗歌自身的困境，见诸公开发行的报刊的好诗有限。但在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把握中国新诗发展的流向和水平，必须同时依据公开出版物与民间资料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观察。如果站在这个更为全面的立场看问题，那么可以说，新诗不仅没有失去它摸索前进的锐气，而且在经由自我反省之后，在创作心态和艺术上有了更自觉也更有成效的追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的文化语境和经济大潮的裹挟，给诗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内心震撼，既造成了队伍的分化，也驱使相当多的诗人更执著于精神和诗艺境界的攀登。20世纪80年代中期梁山好汉式的造反心理和浮躁情绪逐渐消失了，他们不仅继承了新生代诗语言探索的自觉，而且重新认同了朦胧诗人诗歌英雄主义和追求崇高美感的合理因素。
诗歌依然在发展。既然文化专制主义不能扼死诗的咽喉，技术主义和拜金主义也就无法扼杀诗的生机。诗植根在人道和人心的土壤里，诗增加了心灵永恒的丰富性，心灵的丰富又反过来呼唤着诗。因此，尽管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诗意贫乏的年代，诗的道路却仍然在走向自觉的诗人脚下伸展。
199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