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年前我们还只是听见它由远而近的声音，那么，现在这个无形的巨人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主宰。它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更有力地影响着国人的价值思路和话语指向：连六七岁的孩子都知道了“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连“劳模”都可待价而沽，连大学教授都能按创收数额评定，这就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现在全国出现“下海”热，文化人纷纷弃文经商了。
我真不喜欢“下海”这个美饰性的词汇，但商品、市场经济大潮拍岸，泱泱大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却也绝不是谁的夸张。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北京大学做学术访问，曾为那么多即将毕业离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廉价拍卖自己心爱的书籍而震惊，如今重返福建的大学校园里呆了一年之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精神与人文价值的工程是那样的艰难和缓慢，而生存的压力却是如此具体而实在。“穷的是教授，傻的是博士”之类的话，你可以不予理睬，但你不能不面对诸如放开物价、住房改革等一系列逼到眼睑鼻尖的问题。我们学校已经多年不盖教职工住宅了，近几年终于想出了通过“国家出一点，学校出一点，个人掏一点”的集资办法解决住房拥挤问题。倘若想分到相当级别的住房，教授得交七八万元，讲师得交三四万元。如果光靠国家工资，整天不吃不喝，也得积攒二十来年……
就这样，生活被另一只更为有力的巨手牵引，商品、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轻轻一拨便调换了社会生活的主角。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转换成了商品话语权威的无形统治，满腹经纶的文化人被抛入了物质消费市场。好梦难续、田园将芜，如入无人之境，文化生态环境极其险峻。一方面，无论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从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看，长线的精神建设、终极关怀和根本认知，不可能成为指令性计划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又尚未形成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保护和推进文化发展的自觉风气。文化人被抛到了边缘的极地。
然而，仅仅从自身的困境看待这场根本的社会历史转型是不够的。这毕竟是偶然向必然的过渡，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向大社会的商品经济的过渡。从“八亿人民八亿兵”，到“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两亿在跳舞”，再到如今的“全民皆商”，尽管都反映了某种精神失调，但也标示出社会和时代情感，意识和态度的变化。透过转型时期的焦虑与混乱，我们不难看见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认同商品经济这一人类历史无法回避的走向。这种走向恰恰是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观点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当然，政治与经济的主角调换并不能给文化发展与人文精神重建带来直接好处，相反，政治权威与金钱帝国都是人类自由精神的腐蚀剂。但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观察和展望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竞争机制，它给我们带来的则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加速，而且是文化发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动力。建立在落后和贫困上的文化不是健全完善的文化，终归有它病态和畸形的一面。在大一统指令性经济中，独立自由的思想文化品格、个人的精深远大之思、真正的才华和创造，很难得以真正的展开和发挥，一些平庸之辈却得以养尊处优。而商品社会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至少给个人思想、才能和创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展开的可能性；至少使长期指令性社会中形成的名不副实的作家、学者必须真正面对自己的课题；至少让我们看到，那种不管黄金草芥的统一稿酬制度已开始打破，出现了十月文艺出版社以千字150元的高稿酬接受贾平凹《废都》的现象（参见《作家报》1993年4月10日消息）。尽管按质付酬的现象还极为个别，而且灵活的稿酬标准并不一定体现了优胜劣汰的原则，那些应市媚俗的文匠更受文化掮客的青睐。但归根到底，优秀的精神产品，只能在自由的竞争机制中产生，如果因为自由竞争出现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不思变革，那才是文化的末路。正是在如上意义上，在具体历史和时代的语境中，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对现代文化发展，失去的更多是锁链，获得的更多是自由。尽管队伍的分化和公众社会注意力的转移，不断把我们推向双重孤独的临界点，文化人被抛到了政治和经济边缘的极地，但这种处境也许正是文化人从传统形象到现代面貌转型、换血更新、重塑自身的历史契机：在不再受宠和看护的同时，依赖性、附属性和奴性也随之取消，从而真正地反省和调整自身，焕发出独立、自觉和自强精神来。这样，职能自明、角色到位、学科独立，思想和创造自由展开，便出现了可能的前景。这是百年中国的最大匮乏，也是百年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在市场经济潮流的席卷和诱惑下，难免会出现一些随行就市、平庸无聊的文化怪胎；但另一方面，在天使和魔鬼都不看重的空地，独立而高贵的精神植株，也更能按照自身的自由意志生长，从而使文化各个门类、学科回归本位成为可能。婴儿并不会因为剪断脐带而死亡，相反，正如罗兰·巴特所看到的那样，对传统控制的摆脱，恰恰是文学的新生。他说：“旧价值不再传承，不再流通，不再引人注意；文学已非神圣化了，文学机构无力为文学辩护，并强行使它成为人类生活的潜在楷模。并不是说文学被消灭了，而是说它不再被保护了；因此现在正是走向文学的时候……在那儿，天使和巨龙不再保护它，于是我们的目光不无任性地仍旧落在那些陈旧而美好的事物上，它们的所指是抽象的和不合时宜的。这样的时代既是颓废性的又是预见性的，这是温和的启示性的时代，是包含有最大快乐的时代。”（《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说》，1977年）
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心与边缘角色的调换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它给文学发展带来了一种焦虑与希望、绝望与信心并存的局面。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我们自身，是否能够在危机和挑战面前做出积极主动的反应，真正在社会转型中完成自身传统形象的现代转型，认清自己的边缘处境和边缘地位，在边缘寻求立足之地和开拓自己的存在空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就是文化人被不断逐出政治经济结构的中心，这当然会使习惯于政治文化结构一体化、社会传统主角的文化人，产生巨大的内心焦虑和精神失调。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是被抛出常轨的知识分子最为不适和焦虑的时刻，因此19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多余人”的铭心刻骨的感受，而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郁达夫，则有“零余者”的无奈，他向这个颠倒的世界发问：“活在世上……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等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这个因战争、革命、斗争转移了的历史课题，在我们这个20世纪末的黄昏景色中，当社会生活主角变换之后，显然更迫切、更锐利地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百年中国世事纷纭，许多重要的文化问题往往被悬挂或遮蔽，尽管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到当代“皮毛理论”的盛行，中国知识分子从政治文学的中心地带不断向边缘滑落，但由于传统文学心理的巨大惯性和特殊历史条件形成的政治神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在心理上、感情上仍然无法认同所处的边缘处境，自明新的社会角色，无法对事业格式进行重新定位。相反，不少人沉迷于五四时期文化中心地位的辉煌景观，没有意识到那只是过渡阶段的落日余晖。这样，相当多的人一厢情愿地死死抱住文化中心主义不放。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心态是悲壮的，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既是政治经济权力话语放逐的结果，也是自觉自明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阵痛中，怀着巨大的失落感，眷恋过去的美好时光，渴望重新进入中心地位，赢得万人景仰的辉煌，这不仅是个人心态与社会进程的龃龉，而且不利于现代文化的价值重建。实际上，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中心”情结，遮蔽了我们更广阔的视野，使一部分人难以跳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进退模式，不是从根本关怀和对时代的深刻把握中吸取前进的动力，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定势的形成或改变上，久而久之，养成一种简单的文化反应习惯，无法在顺从一对抗的两极对立模式之外，发现新的事业格式和价值向度。
也许，面对历史的转型，我们应该放弃文化中心主义的幻想，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接受所处的边缘处境并且不把它看成一种偶然；同时自觉从边缘出发，寻找现代文化人的事业格式和价值尺度。处于边缘地位不一定是坏事，倘若真能在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推动下，形成一个经济自力、智力自治、角色自明的边缘知识分子阶层，倒是在社会和文化诸问题中，更能从有效的层面发挥独立的清理、甄别、预测、建构的功能，更有利于人文精神的现代重建。在我看来，边缘地位是一个有利的观察方位和展开角度，正如德勒兹·柯塔利所说：“假如作家置身其脆弱社区的边缘，更能表现另一种潜在的社区，塑造另一种意识或感性。”
当然，这只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展望，一种可能，把展望变成实践，把可能化为现实，会遇到许多具体复杂的问题。但是，认识我们所处的焦虑与希望、绝望与信心并存的处境，在危机中看到契机，有利于我们做出积极主动的回应。我相信，对于自觉自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代。
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