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八股式的文学批评败坏了胃口的读者来说，乍看《〈文体要义〉评介》这样的题目，或许是要敬而远之的。可不，“文体要义”本身看起来就像是条文式的说教，还添上“评介”，对条文进行归纳演绎，岂不更让人倒胃口！然而，谁说批评就一定是知性的、逻辑的、分析的和演绎的，而不能是一篇出色的散文随笔呢？谁给了批评者高高在上的权力，非得把批评文字写得像宣判书那样冰冷无情？事实上自觉的文学批评从来不以为自己拥有盛气凌人的话语权力，无论是中国的批评传统，还是西方的现代批评，虽然也追求价值的确定和理论的完成，但更重视的，还是个人的灵魂在文本中的历险，即以“最内在的自我”与作家和读者对话，用自己的感觉、印象、趣味和意识激活所面对的存在，使批评成为真正的去蔽存真、再创造和敞亮精神之光的探索。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探索，以学者的智慧和艺术家的敏感企求完成另一种艺术的创造，展开艺术世界的另一种对话。因此，最好的批评，捧出的不是冰冷的概念和名词，而是丰满的灵魂；不是盛气凌人的说教，而是人格、趣味的展开；不是无个性的文牍，而是渗透着个人气质的文体。批评不是一种文类，而是一种对话方式，它本身就是散文中的一脉，既自由，又潇洒。
正因为有感于我国当代批评文体的僵化和语言的拘谨，我向读者郑重推荐美国著名作家怀特在1957年发表时轰动整个美国读书界的批评文章《〈文体要义〉评介》，我相信，作为一篇书评，它是出色的；作为一篇写人的散文，同样是出色的。而在评书论人的完美结合方面，它则尤其出色。尽管它也有对文本内容的介绍和阐发，也有对其特点的概括与分析，但这里没有理论原则的生搬硬套，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完全是心灵与思想的迎迎拒拒，感受、经验和记忆的对照、映衬。因此，作者指引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本有价值的书，而是一个有性格魅力的人，一个血肉丰满的生命。这就难怪文章发表时，轰动美国的读书界，不但让著作者的老校友们翻箱倒箧地搜寻纸张发黄的《文体要义》，而且一般读者也纷纷求购，使一本本不引人注目的修辞学著作成了全国的畅销书了。
作为一篇评介文章，这篇文章当然是以知性为主的。其中，包含着作者对评介对象特点与价值的深入理解：作者首先抓住《文体要义》一书的“小”与“概括了全部英语使用法，而无损于这种语言的活力”的张力关系，揭示其“删繁就简，把盘根错节的英语修辞学凝聚到一本小册子里，把它的规律和原则写到一个针尖上”的特殊价值。但作者的理解显然超出了语法与修辞学理论价值判断的层面，他从威尔·斯特朗克的行文风格和命令式口吻里，读出了作者的“大胆与自信”和“全部的心思与灵魂”：“他瞧不起模模糊糊、人云亦云、缺乏色彩、没有主见的东西。”显然，正是由于怀特能通过文本的风格看到作者的思想、性格和气质的魅力，他才能使知性的书评变成一篇富有情趣的散文，让陈述和分析上升为诗意和美感，超越理性分析判断的局限，化作精神和灵魂的活雕像；使我们既从根本上感受到一本书的价值，也更深地意识到“风格即人”或“文如其人”的至理名言。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读过这篇文章就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对书的著者认真而又幽默风趣的性格留下难忘的印象：
“删去不必要的字！”作者在17页上说。威尔·斯特朗克在这条命令里，放上了全部的心思和灵魂。我在他班上听课时，他删去了那么多不必要的字，删得那么痛快，那么迫切，那么津津有味，结果弄得亏了老本，找不出话来填满课堂，像个赶过了时间的无线电广播员。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处境，威尔·斯特朗克找出了一个窍门：他把每一句话说三遍。在阐述简练这个问题时，他向讲桌上俯过身子，两只手抓住外衣的翻领，以一种沙哑的透露机密的口气说：“规则，删去不必要的字！删去不必要的字！删去不必要的字！”
在这里，批评家不只是一个敏锐的猎手，一个目光锐利的鉴赏家，而且是一个人物的雕塑家。这种立足于发现与描写的散文式批评，当然得力于作者与评介对象的直接交往和接触。没有学生时代的经历与感受，就无法用那么多生动有力的真实细节突出书的意义，烘托作者的性格。但更重要的，是面对自己所热爱的批评对象，自觉放弃了用理论教条剪裁印证对象的倾向，能够真正用生命和感情拥抱自己的对象，在内在精神的冥契神交中做出热情的回应，同时又坚持批评的严肃和公正。因此，作者关心书的意义和价值，更关心文风所展现的个人好恶和性格的魅力，既发掘对象本身的美，也非常注意捕捉在自己心灵与情感深处激起的回声。例如当写到“教授专门花了一段来批评‘the fact that（以下的事实……）’的说法”时，用的就不是意义分析，而是感情和智慧的应和式描述，它的效果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所能达到的：
他一见这话就恶心得发抖。他说：“这个说法应当从所有的句子中剔出去。”然而，他的书页上似乎笼罩着一片阴影，你感到他自己也明白他的事业前途多么黯淡。我总觉得在我写文章的高潮中the fact that恐怕用了有1000个，事后冷静下来，也才删去了500个。到我这样的年龄，命中率也只达到50%，来球太猛，失误了一半。这叫我很不好意思。因为那好像是对传授给我垒球棍法而且分析得那么津津有味的老师的背叛。
通常的批评，往往凭借理论来建立话语的权威性，用的都是第三人称的表述策略，就像审判庭上穿着黑色制服的法官，认为自己就是正义和公道的化身。但是在这篇评论中，作者不是作为理论权威的代言人在说话，而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和普通学生，对真正的智慧与美德，心怀着尊敬和感动，用生命去拥抱生命，以思想去迎接思想，以心灵去理解心灵，以趣味去对答趣味。这是一种生命化、个人化了的批评，通过对理论权威的绝对性、普遍性的自觉放弃，充分展开个性、趣味和自由的批评。在这里，理论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是一种全面展开的对话关系，它被重新定位在批评家的生命与作家生命的关系形式上，在生命与生命的呼答迎拒中产生批评的“剩余价值”，因为这种批评是从生命出发的，既是知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理论的，又是经验和感觉的。所以，它在“对话”中产生的价值就不只是一种理论的价值，而是有更多与生命、精神与美相关的价值；它的文体就不是局限于分析的、演绎的无个性理性文体，而是一种融化着知性与感性，具有艺术性和创造性，自我气质化了的个人文体。
在现代百年中国的文学批评中，涌现过许多出色的、理论上也有建树的批评家，但真正在文学批评文体上形成个人文体者却寥若晨星（也许李健吾可算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批评文体的僵化、单调，或许正是我们思想贫乏、感觉迟钝，趣味单一的表现。在这种现状中，读一读《〈文体要义〉评介》这样的批评，读一读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那样真正具有个人文体风格的批评，是有益的。至少，这些批评能够帮助我们领会批评的权力与自由、理论同对象的关系。批评，不是征服，而是对话，是一个生命对答另一个生命，一个灵魂出入另一个灵魂——这是比理论阐发和传播更根本的东西。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