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8日，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都应该按照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地实现。在工业建设中，必须根据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可能，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来进行建设，那种不分轻重缓急，认为要建设就应该处处大规模和样样现代化，这种想法和做法，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害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企业，一般都要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要进行一系列的繁重的工作，要有各个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建设起很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企业，才能达到工业化，哪能希望在一个短时期内，不费什么力气就建设成功呢？
报告对于汽车工业的要求是：
五年内建设并完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它发挥了生产能力以后，每年能够出产载重汽车三万辆，供应运输业的需要。设计能力比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一倍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这两个汽车制造厂将为我国建立汽车制造工业的基础。
遗憾的是，1958年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使得报告的内容未能实现，克服急躁情绪的意见也未能贯彻执行。
在******的背景下，一机部汽车局拿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意见，这个意见相当于中国的第一部汽车产业政策。意见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现有生产水平下，汽车生产的主要方向是解决生产和人民大众生活需要的交通工具。要多生产一些公共汽车，搞好公共交通，多开线路，做到四通八达。小轿车的使用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和对外接待，需要的是高级轿车而不是像东风轿车那样的中级轿车。
根据一机部的意见，一汽放弃量产东风轿车的计划，开始布置生产高级轿车。
1958年6月25日，一汽团委书记王道义在传达团中央会议精神时，告诉了与会者一个消息，北京市要试制高级轿车，向国庆献礼。这个消息让参加会议的人坐不住了，一汽是中国新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厂，生产轿车是一汽人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不能落在北京的后面。王道义向与会者提问：“我们一汽能否在国庆节前试制出高级轿车？”
他的话如同一把火点燃了大家的情绪。当天晚上，一汽设计处处长陈全立即召集设计处的全体人员开会讨论王道义的建议，众人议论纷纷，但观点完全一致：一汽一定要把研制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第一’抢到手。这次会议上，制订了研制高级轿车的时间表：7月末底盘设计科交出底盘图；9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
一汽党委采纳了设计处的意见，决定立即投入研制国产高级轿车，并向吉林省委作了汇报。吉林省的党政领导非常高兴，要求一汽尽快投入试制。时任吉林********吴德根据当时中央“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建议新试制的高级轿车就叫“红旗”吧。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名字在中国汽车工业叫响，“红旗”至今仍在一汽飘扬。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红旗轿车身上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商标。
高级轿车长什么样？高级在哪里？一汽设计处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外国的高级轿车，连高级轿车高级在哪里都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设计呢？和试制东风轿车一样，一汽决定先以外国高级轿车作为参照。但当时全国轿车少得可怜，高级轿车更是难得一见。陈全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召开完设计处会议后第二天，也就是6月26日上午，他就赶到吉林工大，向吉林工大说明来意，将吉林工大教学用的一辆美国克莱斯勒1955型“帝国”牌C69高级轿车借来，开进了试制车间。为了支持一汽试制高级轿车，一机部汽车局送来了一辆美国林肯牌高级轿车，******把他的法国雷诺高级轿车也作为样车送来。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坐车是一辆德国奔驰600高级轿车，听说一汽要试制高级轿车，陈毅也将它送给了一汽。陈毅送轿车给一汽还有一个小故事。
一汽负责轿车试制的王振听说，北京有一辆全国唯一最高级的轿车也就是外交部长陈毅乘坐的奔驰600.他决定到北京去亲眼看一看这辆奔驰600，增加一些高级轿车的感性认识。王振带上几个技术人员赶到北京，经过一机部介绍见到了陈毅的那辆车，试乘后感觉确实很先进。听说一汽要试制高级轿车，陈毅的司机李师傅挺高兴。他说：“陈老总是外交部长，天天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他说了多次，他不愿坐外国车，可是中国没有国产轿车！你们要是早点造出高级轿车来，陈老总就可以早点换车。”
奔驰600的高级在哪里？只有将它分解开后才能了解到所以然。要是能将这辆车借回去看个究竟，对试制高级轿车会有很大的帮助。王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机部汽车局局长胡亮。胡亮说，我们来想想办法吧。他很快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转告了陈毅，豪爽的陈毅立即高高兴兴地把这辆奔驰600送给了一汽。
经过对几辆高级轿车进行反复比对，一汽决定以克莱斯勒“帝国”C69作为主要参照对象。
1958年，全国都处在******的热潮中，人们分外躁动，到处都在放卫星，作为中国唯一的汽车制造厂，一汽自然不甘人后。1958年7月，一汽下达试制任务书，要求1958年8月1日建军节前拿出第一辆车，仔细算下来，满打满算不到30天。紧接着，任务再度加码，要求8月15日前，再生产一辆红旗敞篷车，年底共生产5辆红旗高级轿车。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试制出高级轿车，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一汽人在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面前大胆“革新”。他们将仿制对象轿车全部分解开来，数百个大小零部件总成逐一摆放，然后由全厂工人群众前来主动承接任务，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协定的内容是：我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他们将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之为“赶庙会”。特殊时期，人的精神作用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通过“赶庙会”，需要仿制的所有的零部件被热情激荡的工人群众一抢而空。那段时间，全厂所有的车间处室都投入到红旗轿车的试制，当时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
在一般人眼里，一辆轿车最抢眼的是车身，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车身。仿制轿车的主要问题是要有一个有中国人认可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车身。从轿车制造的工艺流程上说，车身也是轿车最重要的关键总成。它的尺寸要与底盘、发动机、轮胎等相匹配，为减少风阻，需要有良好的流线型外形，这些都需要精确的计算。在既无计算机，更无风洞的条件下，试制本身就难上难，一汽党委要求，一个星期拿出车身。按照今天的认识，一个星期连画草图的工夫都不够，当时也确实没有完整的工艺图纸，这真是难为人了。但一汽人艺高胆大，在与动力、底盘等结合部的基础数据定下来后，大胆设想，先做一个全尺寸的油泥模车身，这样可随时修改。党委书记赵明新、厂长饶斌、副厂长郭力、方劼等厂领导轮番来到模型组，和工人群众一起，日夜加班。
除了车身外，制造V8顶置气门的发动机成为一大难题。V8发动机的气缸体形状复杂，铸模、倒模、铸造、加工等工艺环节不能少，尤其是汽缸体的铸造成为难关。一汽集中全厂铸造高手参战。然而制造缸体毕竟不同于车身，V8汽缸体的技术实在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经过多轮突击后，绝大多数产品都不合格。时间不等人，无奈之下，最后百里挑一，选用极少数合格的铸件毛坯进行加工。最后终于将发动机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但在成功的发动机旁，废品堆积如山。其实何止是车身和发动机，几乎每一个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不计成本“刻苦攻关”的故事。
除了一汽外，红旗轿车的试制还有大量的协作件，涉及全国11个城市和大量的工厂。一听说是为毛主席造红旗轿车，这些工厂也是将其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不计成本地干。长春市玻璃厂为红旗轿车制作玻璃仪表盘罩，上海昌明钟表厂为红旗制造高级电钟，上海延安电器厂为红旗制作电器，沈阳床垫厂为红旗制造坐垫，南京电瓷厂为红旗制造火花塞，哈尔滨轴承厂为红旗制造特种轴承，哈尔滨仪表厂为红旗制造仪表……
最后的难点又回到车身。油泥模车身完成后就要制作正式的车身。按照常规，正式的车身需要模具来压制，所以需要先制作模具，薄板在压制过程中需要分多次才能成型，所以需要多套模具，以轿车生产的投入而言，制造模具（俗称“开模”）是轿车制造中投入最大的项目之一。制造车身模具的首要条件是充足的资金，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这些对一汽人而言，都是难以实现的，一汽人决定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用榔头将车身敲出来。车身制作的工序称为“钣金”，用榔头敲出车身的需要七八级以上的高级钣金工。一汽全厂也没有这么多高级钣金工。在当时，造红旗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它不光是一汽的事，也是全国的事。上海是中国资格最老的工业城市，那里藏龙卧虎，有着大量的能工巧匠。一汽与上海联系，请到了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上海师傅陈福贵长期修理外国轿车，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没有样图的情况下，他带着两名徒弟，自己在地上放样，硬是用手工敲出全部钣金件。在陈福贵的带领下，这些上海师傅日夜连班倒，车间里整日响着疾风暴雨似的榔头声，他们全凭手摸榔头敲，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手工把红旗车身敲出来了。
经过一汽人和全国有关厂家共同努力，整整33天，1958年8月1日，中国的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诞生了。
新红旗外观庄重大方，车内宽敞舒适，内外装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风格，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这是一种工艺复杂、但视觉效果极佳的传统工艺漆），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显得富丽华贵。
第一辆红旗试制成功后，一汽立刻投入第二辆红旗，也就是红旗敞篷检阅车的试制。
9月19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和李富春、******、蔡畅等前来一汽视察，在试制的红旗车旁，听取了饶斌的现场汇报。******问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
饶斌回答：“比伏尔加高级。”
******又问：“比吉姆呢？”
饶斌答：“比吉姆高级。”
******兴奋地说：“喔，比吉姆还高级，那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就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同样是一个多月，1958年9月26日，红旗敞篷检阅车试制成功，经过调试后，9月28日当夜运往北京，向建国9周年献礼。遗憾的是，由于试制时间短，又没有经过全面检测，这2辆红旗牌CA72高级轿车在北京期间毛病不断，质量问题多达537个，最终未能参加国庆阅兵。
虽然没有参加国庆9周年的游行，但一汽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试制出两辆红旗轿车，给了一机部极大的信心，也给了中央极大的信心。1959年1月7日，**********给一汽发来指示，要求一汽在1959年要“确保红旗轿车生产”。1月21日，一汽党委决定，竭尽全力确保**********下达的红旗高级轿车生产任务，决定立即将原东风轿车的工艺装备设计和制造全部停下来，全力以赴保红旗轿车的生产，并派副厂长王少林出国考察轿车车身制造问题。
1958年试制的红旗，所有部件全部是手工完成，批量生产就不能再采取这个办法了。为确保红旗批量生产，除部分产品借用卡车的生产设备外，需要新建专门的厂房和工装设备。经过计算，需要新工艺装备6222套，新增发动机车间、冲压车间以及部分附件的专用车间，共需新增基建面积17500平方米，外协件共12种733项，分布全国11个城市60多个工厂。
批量生产红旗，关键在车身，车身的关键是冲模。一汽提出，要在两三个月内完成百余套大型冲模，千余套中小冲模。要做冲模首先要设计、要绘图。几千套冲模仅图纸就得上万份，两三个月内完成上万份图纸，相当于每天要出200多份图纸，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
关键时刻，见出饶斌的生产组织能力。他将全厂工具、发动机、冲压等车间以及部分职能处室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共50人以及高级技工40人外带10名领导干部组成“冲模设计联合突击队”，再将这些人分别组成13个突击小组，每组工人3～4人，工艺员2～3人，设计师1～2人。采取“四包”“三边”“五比”的做法，即：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制造、包合格产品。边设计、边做生产准备、边制造。比思想、比干劲、比速度、比质量、比协作。一汽到处悬挂着“时间就是红旗”的口号。经过全厂共同努力，1959年2月15日，红旗轿车冲模设计的全部图纸完成并送到生产车间。
不久，王少林外出考察车身归来，他们到苏联、捷克共考察了吉尔111、莫斯科人、海鸥、伏尔加、太脱拉603、斯柯达440等轿车车身制造情况。除了伏尔加和斯柯达440是日产100辆的批量生产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小批量的手工生产。苏联方面告诉他，小批量生产如果采用机械化流水形式，经济上极为不合算，如果生产批量不大，完全可以采用手工生产。手工小批量生产对改型也有很大的方便，但手工小批量生产一定要注意模具的质量。根据王少林介绍的情况，一汽党委决定由王少林负责红旗轿车生产。
1959年国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北京要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中国自己制造的红旗敞篷轿车将作为阅兵指挥车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亮相。对一汽来说，这既是荣耀，更是压力。与世界上其他高级轿车相比，红旗的生产条件显然不如它们，那么，质量是否可靠呢？要是在检阅途中因质量问题而抛锚，那可就是谁也担待不起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证红旗轿车的质量问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要做到慎之又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为了保证质量，一汽党委召开全厂会议，号召人人都来保质量找问题。在一汽团委的建议下，王少林成立了“红旗质量监督总岗”，各个车间成立“分岗”，让每一个人都来监督红旗轿车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同时，按照新车试验规范，对新红旗进行全面质量检测。8月，3辆新装配的红旗开始进行台架和专项道路试验，9月1日，2辆新红旗在沈阳、大连、丹东三角地带进行25000公里的可靠性试验。平均日行驶里程达到400公里，最高达到1000公里。从出发时的夏天到冬天，气温从零上28度到零下30度，红旗经历了雨雪冰霜等各种严酷天气的考验，到12月9日共100天，两辆红旗轿车顺利完成25000公里的可靠性试验。
经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新的红旗轿车陆续下线。按照一机部的要求，从下线的红旗轿车中挑选30辆（其中2辆敞篷检阅车）送往北京，两辆敞篷轿车作为国庆10周年阅兵检阅车，其余28辆配给中央领导使用。为保证车辆完好，一汽副厂长范恒光、陈子良带领30名技工组成特别保障队进京跟车服务。
国庆节前的北京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从9月中旬起，新红旗分批次陆续来到北京，一机部汽车局的领导像迎接新娘一样迎接每一批到京的红旗。每批车辆到了后，他们都要逐辆检查，并让其试行一段距离。为了保证车辆以最好的状态交接，首都汽车公司让出了自己最好的车库和维修场地。20多名司机开着它们轮番在京城各条大街上奔跑调试，东西长安街、八达岭、十三陵、香山和卢沟桥等地都留下了第一批国产红旗的身影。中国人自己造的红旗高级轿车批量到达北京成为北京市的一大新闻。
虽然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但由于基础条件太差，很多零部件的精度难以保证，第一批量产的红旗质量问题仍旧不断。维修队的全体技术人员几乎整天24小时不间断地维修，但试乘人员还是指出车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看着故障频发的红旗，范恒光、陈子良等人心中极为不安，这样的状况能顺利交接吗？他们找到正在北京开会的饶斌，向他报告送到北京的红旗的现状，要求增加技术维修人员。
作为一汽的厂长，饶斌当然了解红旗的现状，但现在在北京的30辆红旗已经万众瞩目，况且中央办公厅已经通知他，9月29日，就要将这些红旗分配给中央领导乘坐，10月1日，红旗敞篷检阅车要作为阅兵总指挥的检阅车，因此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饶斌要求维修队的全体人员不怕疲劳，加紧维修调试，对个别问题较大，短时间无法修复的可以暂时不交车，等国庆节后再从一汽调新车来补交。同时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联系，请求支援维修人员。万里很理解饶斌此时的心情，他说：“中国的基础差，自己能够生产这样的高级轿车已经很不简单了，存在问题不要紧，加紧维修嘛。人手不够，我从北京给你们调。”
9月27日深夜了，北京市政府车务科的几位负责人奉命来到首都汽车公司停车场，他们除了带来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维修人员外，还给即将交付的每一辆车带来了崭新的牌照。他们说：“为国产红旗轿车开绿灯，放行。”他们的行动表明了首都人民对红旗车的高度信任，这给忐忑不安的一汽维修队巨大的鼓励。又经过一天多的努力，这一批30辆红旗的绝大部分基本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
9月29日下午，庄严雄伟的大会堂内正在举行建国10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以往一样，大会堂外停满了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和各国贵宾的车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专门开辟了一块地方，集中停放了20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在秋日艳阳的照耀下，20辆红旗轿车犹如20颗巨大的钻石，璀璨夺目，熠熠生辉。20辆一模一样的红旗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与周围各色国外轿车相比，格外醒目。
5时左右，国庆招待会结束。事先已经安排好的中央首长的秘书们兴冲冲地来到停放的红旗边，看到崭新气派的红旗，一个个喜不自禁，车内车外又看又摸。那时轿车交接没有多余的手续，秘书们选定后，打个收条就把车开走了。第一批乘坐红旗的领导是：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习****、******、李维汉、林枫、吕正操、杨勇、章汉夫等。
10月1日，北京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朱德、刘少奇、******等全体中央领导与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贵宾齐聚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对城楼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广场上聚集了数万兴奋的群众，鲜艳的花朵、迎风飘扬的彩旗、欢快的音乐，使得这里成为欢乐的海洋。宽阔的长安街上，雄师列阵，旌旗猎猎。上午10时整，隆隆的礼炮响起，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阅兵总指挥杨勇陪同下，乘坐一汽的红旗检阅车检阅了受阅部队。建国10周年阅兵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部以国产装备接受检阅，国产最新式的歼5飞机、59式坦克、105毫米榴弹炮、自行火炮、双三七高炮等方阵如铁流滚滚，隆隆驶过天安门城楼前，其中就有一汽生产的CA30解放新型越野军车和CA72红旗高级轿车。
这是一汽的红旗第一次向全国人民亮相，从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红旗高级轿车。红旗这个名字也由此开始在神州大地回响，红旗也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飘扬。自这一次开始，以后历年的阅兵检阅车都是由红旗承担。从此，红旗和民族汽车工业的兴衰系在一起了。很多人给机械工业部、给******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公开展示红旗轿车，让更多的中国人能近距离地观看中国自己生产的红旗轿车。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1959年12月上旬，一机部专门与一汽和北京汽车厂联系，调来8辆红旗和2辆北京牌轿车停放在天安门广场，让首都群众前来参观。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但这并没有挡住群众参观红旗轿车的热情，数千名群众在广场上排成长队来参观，北京日报上也刊发了群众参观的照片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