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滇庆教授有一点缘分：我和他都师从张培刚教授。1949 年我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成为张培刚老师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而徐滇庆则是张老师文革后在华中理工大学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学长与学弟之间有一种亲切感。他要我为他的书写序，我自然很乐意。我为他的书写序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为《国际贸易、税制与经济改革策略》一书而写的。目前这个序是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与发展策略》一书而写的。两本书的内容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关于国际贸易的部分。为写这篇序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读了全部书稿。要写序当然得先读这本书，而在读此书时，我为其内容所吸引，即使不为了写序，我也会把它读一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近二十年，开放也是一种改革，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改革。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其影响之深远更是怎样估计也不为过的。我想，成就之一是观念上的（包括理论上的）转变，而观念上的转变其影响就更加深远了。如果把文革前、文革中的种种观念与现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观念作一比较，人们会大吃一惊：那时怎么会有这样荒唐可笑的观念，而且居然会为大家普遍所接受、所奉行？例如，把出口资源说成是卖国，是“把我国变成国际资产阶级的原料供应地”，出口石油是“把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的头上”，把引入外国资本看做是“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是“引狼入室”，会把我国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引进技术则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美国的化肥设备装到大庆，是给大庆抹黑”，进口船只的“每一块钢板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臭气”，等等。同样，在改革开放前，外国人对中国也有许多偏见，也有许多荒唐可笑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人成为一群蓝色的蚂蚁或者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变了。这是了不起的变化，而且中国自己还在变，外部世界也还在变，虽然我们的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也还得随着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变化进一步改变。这样才能摆正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谋取自己的正当利益，适应世界的变化，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制定恰当的策略，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还需看到，事物是复杂的，人们的观念也是复杂的，即使是荒唐可笑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往往也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甚至相同或相似的）形式再度出现。例如，不久前，面临一些外国大公司进入我国，一些产品的大部分市场被它们的品牌所占领，我国的企业和国产品牌被挤出市场，一股民族主义的情绪抬头了，有些人愤激地惊呼：“若干年后中国的经济最终会沦为‘殖民地经济’，”提出要“筑成一座捍卫民族、捍卫尊严的傲世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有的人则要求：抵制洋货！同样，国外也有一些人至今抱着对中国的偏见不放，不时想制造摩擦。1996 年我到美国的国会访问时，就有一个参议员叫嚣：“我们就是要遏制中国！”“中国要是对台湾动武，我们就把军队开过去，让所有的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在苏联瓦解后，美国失去了死敌，有些人就把中国树立为敌人。他们对中国的无知达到惊人的程度，也正像中国人中有些人对美国极端无知，叫喊“打倒美利坚”一样。
当前的世界不要说与上个世纪的世界有了根本的变化，而且与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三四十年前的世界也有了根本的变化，甚至与一二十年前的世界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不谈别的，仅仅计算机网络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变化！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人们已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有了实物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信息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本？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突飞猛进，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的经济正迅速地互相融合，越来越紧密地互相依存，除非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其他国家而存在和发展，不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试看，泰国发生的一场金融风暴，竟会对东南亚、东亚那样多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冲击，甚至把它们卷入进去，而且对美国、欧洲各国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以往所想不到的，甚至几年前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也想不到的。
因此，当今，正确认识世界，也即正确认识一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制定恰当的发展策略。这对于中国来说更是特别重要的。徐滇庆教授的这本书就是为此而写的。他在书的前言中提出了四个问题：
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中国的利益在哪里？
中国需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说时间在中国这一边？
实际上书中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这四个。他试图通过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这本书涉及的面较宽。作者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的。在绝大部分章节，作者都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许多问题只有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论证才能把问题说得透彻，而不流于就事论事，而且只有理论上说透彻了，才不易于在形势发生变化后在观念上、行为上发生摇摆。例如，为什么中国要实行对外开放？这就必须运用“资源禀赋理论”来论证。只有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才会真正懂得为什么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开放有什么好处？封闭有什么坏处？才不至于看到外国资本在中国赚了钱（指通过正当途径赚了钱）而忿忿不平，才不至于看不到虽然外国人赚了我们的钱，而我们也得到了好处。又如经济民族主义为什么不对？本书对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普莱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作了评述，指出经济民族主义的错误及其危害。而我国一些人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恰恰是与错误的“中心—外围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一脉相承的，并且是对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的误解。当然，不只是在中国有一些人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有人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经济民族主义同样是有害的。除了经济民族主义外，还有经济霸权主义，这也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经常遇到的。经济霸权主义也有一套理论作为其支持。确实也有过少数国家充当过经济上的霸主国，或者企图占据霸主国地位，或者推行其经济霸权主义政策。经济霸权主义既然有其理论的支持，对它也必须从理论上加以剖析，才能正确地对待。
对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与发展策略的论述，只是着眼于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经济问题更涉及到政治关系，往往还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特别是发展策略的制定更不能仅仅篥于经济关系。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仅是经济上的较量，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较量，单纯用经济学家的眼光难以把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看得很透彻，更难以据此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但读过此书后令人想到他也是一位政论家，他对许多经济问题的分析，不仅运用经济学家的眼光，而且也运用政论家的眼光。例如，关于雅尔塔协定问题、美中关系问题、美国的称霸策略问题、台湾问题等，作者除了有深刻的经济分析以外，也有许多政论家的睿智的分析。所以，这本书并不仅是一本经济著作，而且是一本政论著作。
这本书是写给中国人（大陆地区、港、澳、台湾地区和海外的中国人）看的，但也是写给美国、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看的。因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了解是相互的，要增进了解，就得消除彼此的误解。在有些方面，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远甚于中国人对美国的误解。国与国之间产生误解不可避免，除了信息隔绝的原因外，文化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消除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解，比消除信息隔绝引起的误解要难得多得多。本书作者是在中国长大的，又在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工作多年，对中国与美国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误解了解得比较清楚。在这本书中，有不少人的误解，经他一点拨就会令人恍然大悟。当然，这一点拨是以对问题的深入分析为基础的。为了促进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需要有更多的人像徐滇庆教授那样作沟通的工作以消除误解，促进了解。
这本书是以流畅的甚至颇有风趣的文笔写的，这使得枯燥的理论分析富有情趣，读来引人入胜。
当然，我还想指出，这本书也有值得补充之处。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时，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不可不谈。作者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谈得较多，对世界贸易组织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是不够的。另外，对欧洲共同体也谈得过于简单，须知仅仅欧元的推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值得重视。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对外贸易必须多元化，发展与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关系相当重要。还有香港回归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应有所分析。当然，不可能要求作者在一本书中涉及许多问题。如果在上述方面多着点笔墨，本书就更加充实了。
1998 年2 月15 日
发表于徐滇庆著《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与发展策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
§§第九部分 消费
——固然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
——必须鼓励消费、刺激消费，提高消费倾向。